四 技术节能减排贡献突出，结构效应潜力巨大

本研究的一系列定量分析表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历史贡献很突出，而经济结构变化的贡献相对较小，不过这也意味着未来的节能减排中，结构效应潜力巨大。

基于对数均值Divisia指数（Log-Mean Divisia Index, LMDI）对中国39个产业的能耗水平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在2004～2007年的4年中，均对能源消耗强度的减小有一定的贡献，且从2005年开始技术进步的贡献明显高于2004年的贡献水平。2005年和2006年，经济中产品结构的变化不但没有降低整个经济的能耗程度，反而使得能耗程度有所增加；2007年，产品结构的优化又使得能耗程度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综合来讲，技术进步对这39个产品生产产业的贡献程度都要大于结构优化所带来的贡献程度，可见近些年技术革新对经济发展和节能工作带来的益处（见第一章）。

基于中国MCP混合互补模型的分析表明，“十一五”期间钢铁行业的产业结构节能贡献占全社会各行业的产业结构节能总量的95%，技术节能仅为全行业总节能量的21%。由于社会总节能成因中，产业结构的贡献为负，而钢铁行业的贡献达到95%，这说明钢铁行业的过快发展是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节能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而“十一五”期间的“上大压小”政策对技术节能的年度贡献度分别为26.07%、17.41%、21.24%、28.69%。与此同时，“十一五”期间，电力行业的节能总量为7541.02万吨标准煤，其中包括技术提升与产业结构改善实现的节能。“上大压小”淘汰小火电对电力行业实现“十一五”节能目标的贡献约占行业总节能的1 /4，节能效果明显（见第七章）。

基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的分析表明，“十一五”之前的一个时期（1992～2005年），在决定污染排放变化的各种因素中，技术变化对污染排放的减缓作用主要是各部门生产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环境效率的改善带来的，投入结构变化的贡献相对甚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投入结构变化的影响不仅远小于效率因素改善的影响，而且它还导致了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增加。

经济总量结构变化整体上不利于污染物减排，其原因在于经济总量结构中出口比重的显著增加，以及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的明显下降，而出口的完全（直接和间接合计）污染强度始终明显高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完全污染强度。产业结构变动对污染排放的影响稍复杂一点。在第一个阶段，它导致二氧化硫排放增加，但导致化学需氧量排放减少。而在第二个阶段，它使二氧化硫排放减少，却导致化学需氧量排放有所增加。不过，从整个研究阶段来看，产业结构变动起到了积极的减排作用（见第二章）。

基于LMDI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对“十一五”期间减排政策措施跟踪及实施效应的分析发现，“十一五”期间，总的来看，排放率变化一直对中国的二氧化硫的减排起着积极作用。而排放率变化主要反映了工程措施（如脱硫设备的安装）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工程措施的加强会降低排放率。随着“十一五”期间工程减排措施的实施力度加大，这一作用也进一步得以加强，是“十一五”期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强度变化主要反映了产业的内部结构调整（主要是对小火电、炼钢等落后产能的淘汰）和一定程度的技术进步的影响。不过，可以初步判定，落后产能的淘汰会是导致特定产业部门二氧化硫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因为短期内技术进步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十一五”期间，各部门二氧化硫产生的强度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也是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下降的重要原因，但它并不总是发挥积极的减排作用。

结构变化主要是产业间结构变化带来的。当二氧化硫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下降时，产业间结构变化将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硫排放，反之亦反。“十一五”期间，产业间结构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且方向也存在不确定性。

分年度来看，2006年工程减排措施带来的排放率下降，使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减少了约140万吨，明显好于“十五”期间的工程减排效应。主要由综合治理带来的工业部门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下降，使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减少了约260万吨，也明显好于“十五”期间大多数年份的强度效应，是当年最重要的二氧化硫减排因素。不过，由于政策措施生效有一定的时滞性，因而在中央确定将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目标的2006年，政策措施的效果并未完全显现，产业间结构效应尤其小。与此同时，工业规模仍然处于“十五”后期以来的强劲扩张态势。因此，2006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相对于2005年的水平仍然有所增加。

2007年工程措施减排效应进一步明显加强，使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减少约346万吨，成为最重要的减排措施。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带来的强度效应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减排作用，使二氧化硫排放减少了约253万吨，但其效果没有工程减排措施效果明显。不过，产业间结构效应与2006年相当，仍不太突出。由于工程减排效应、强度效应和产业间结构效应都有利于二氧化硫减排，且其综合影响效果超过了规模效应，因而2007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相对于2006年有所下降。

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规模效应与2007年相比有所下降，而其他三种效应的综合减排效果超过了规模效应，因而2008年二氧化硫排放相对2007年也有所下降。其中，2008年工程减排效应仍然十分突出，使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减少了约216万吨，但与2007年相比有明显下降。主要是本年度淘汰关停落后产能所引起的强度效应，使二氧化硫排放减少了约303万吨，成为当年二氧化硫减排的最重要因素。产业间结构减排效应也有所增强，达到“十五”以来的最好水平。

由于加大了工程实施力度，2009年工程措施减排效应相比2008年有所加强，使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减少约322万吨，是当年最重要的二氧化硫减排因素。但强度效应却没有像往年一样导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减少，反而使其增加了34万吨。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这主要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二氧化硫强度上升带来的。不过这一年的产业间结构效应却是“十一五”期间首次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起到抑制作用，使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减少约91万吨，成为工业二氧化硫减排的第二大因素。此外，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消失，2009年规模效应进一步下降。因而在工程减排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2009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相比2008年有所下降。

2010年工程措施减排的效果仍然很突出，但相比2007～2009年已经明显下降。产业内结构调整（如关停小火电机组）力度的加大所带来的强度变化则再次成为最主要的减排因素。产业间结构变化也像2009年以前一样，不利于二氧化硫的减排。同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逐渐消退，强劲的工业规模扩张对二氧化硫的减排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由于总体上工程减排和产业内结构调整的减排作用超过了产业间结构变化和工业规模扩张的不利影响，因而2010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比2009年略有下降。但很明显，2010年工业二氧化硫的减排幅度已远远小于前几年。这似乎意味着通过工程减排和综合治理减排的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因而未来中国减排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见第四章）。

尽管结构节能减排的历史贡献并不突出，但其未来的节能潜力巨大。研究表明，第二产业的单位GDP能耗远高于第三产业，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加大第三产业的比重，就可使单位GDP能耗降下来。由于中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较低，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因而结构节能有着巨大的潜力。根据中国2005年的数据测算，如果把当年工业占GDP的比重从42.0%降低为41.0%，把第三产业的比重从39.9%提升为40.9%，单位GDP能耗将从1.2220吨标准煤/万元下降为1.2055吨标准煤/万元，节能率为1.35 %，即1.35个百分点（见第五章）。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或称经济全球化），各国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一国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出口有竞争力的产品、进口短缺产品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有选择地调整对外贸易产品的结构，鼓励多出口低耗能产品以加快国内低耗能产业发展，鼓励多进口高耗能产品来抑制或限制国内高耗能产业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单位GDP能耗下降的目的。这是通过调整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进而调整国内产业结构达到的节能，同样是结构节能（见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