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经济权力范式产生的历史根据

权力是经济运行中一个普遍又十分重要的现象，权力实质上是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是权力在配置市场的资源。下面我们从历史的视角进行分析。

2.2.1 权力关系逐渐形成的史前社会

从历史上看，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人际的支配行为出现以来，权力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史前原始社会是一个“无规则”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强制约束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本性要求并凭借自身的各种能力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以求得生存。起初，由于不存在强制性的规则，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从属或受制约关系。逐渐地人与人在生存空间上发生了冲突和争斗，一些具有天然优势者在冲突中占有便宜或掠夺到财产。同时，一些人通过劳动积累的财产也需要一种机制加以保护，而人类的群体生活也需要组织和指挥，食物的分配需要制度规则，群体内的纠纷需要裁决，客观上需要一个“组织”并以契约的形式来维护其利益。于是，单个的个人便以契约形式让渡某些权利给部落氏族，通过部落氏族的权力来控制或减少不平等性。这样首领应运而生，首领决定食物的分配、指挥群体的行动。这个时候人们之间的真正交换关系还没有出现，即使有物品的交换，也只是偶然的。所以，这时社会的权力概念相对模糊简单，权力结构表现为血缘关系下的规则，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制度。

2.2.2 权力结构绝对失衡的奴隶社会

在史前的原始氏族和部落的战争中，一些战俘被强制性地成为奴隶，一些穷人因债务过重无法偿还而出卖人格后成为奴隶，渐渐地人类社会进入到第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奴隶社会。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所有社会中权力结构差异最大的。奴隶社会的绝对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奴隶主的任何投资都可以通过奴隶付出最大化的劳动而获取最大报酬。这种绝对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奴隶仅仅是一种财产，一个会说话的工具，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人格和权力。奴隶不能享有私人财产，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并绝对服从奴隶主的安排。这种权力结构，决定了奴隶没有任何资格与奴隶主讨价还价，尽管奴隶主必须进行各种监督和镇压奴隶造反，但这些费用与奴隶所创造的财富相比是很小的支付成本。因此，奴隶社会绝对固化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其社会制度是一种缺乏弹性的制度。奴隶社会的权力结构反对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来提高效率，又阻止制度变迁来降低成本。当奴隶主所拥有的资产——奴隶成为难以承受的成本时，奴隶的买卖便开始形成。尤其是在奴隶所受的压迫达到极大化时，“造反”和“起义”便经常发生，这种暴力直接动摇了奴隶制的基础，当这种绝对失衡的权力结构使奴隶制度运行的成本高到无法承受时，一次次的武装暴力成为改变这种制度的必然选择。

2.2.3 权力结构相对封闭和失衡的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制度的建立是以中央集权和对土地产权垄断为基础的。历史上，农业社会的权力表现方式差异很大。在中国，皇帝是最高权力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拥有一切，农民对土地及其所有者——地主的依附极强，农户的行为是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对农业的税收构成国家财源的核心，商业和贸易不发达，而且受到压抑。在欧洲的农业社会中，国家的权力由贵族掌管，而且经常是变化的，经济的基础单位是庄园。农业社会又往往被称为“封建社会”, “封建”这一概念从经济的角度有两层含义：一是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自然形态的小农经济，二是对封侯经营的授权。

从权力关系看，农业社会的制度包括两个层次的权力关系。一是君主与封臣的权力关系，另一个是封臣与农民的权力关系。君主通过封官授权，让封臣拥有一定的土地或农户，封臣则按比例上缴税收给王室。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由于疆域广阔，因此需要一批官员来分享一些政权，但政治权力在这个集团成员之间的分配是不均匀的。封臣们只是贯彻君主的权力，君主监督其下属执行权力的情况，并可能随时收回其权力，而这种收回权力的方式没有严格的法律程序。由于地理和户籍制度的约束，农户一般只与其领地的领主发生经济关系。农户耕种土地，一般只拥有相对的经营权，其所有权归土地所有者。封臣和地主实现其利益的主要方式是直接授予土地给农户，农户有义务和责任采取实物形式和货币形式交纳地租。一般地，君臣关系和地主与农民关系在不少地方通过一定的契约形式加以明确，但这种契约一般对权力主导方的君臣和地主有利。因为君主和地主有改变契约的权力，特别是在农户丰收年份和市场需求变化使谷物价格上升时，土地所有者会在租约中增加新的租金。在自然经济中，农户一般会充分地使用土地以增加其生产效率。与奴隶社会相比，农业社会的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技术激励，因为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地主，也有利于农户。不过这种技术变迁的速度是很慢的，主要在于农民被束缚在他的生产单位即固定和封闭的土地上。但只要发生人口的迁徙，则社会的劳动效率便有较大的提高。

在前工业社会时代，农民和奴隶没有独立经济属性的私有产权，每个私有者对生产资料（主要表现为土地）的占有，必须借助超经济的政治或社会权力（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权力）等才得以实现。产权与神权、君权联系在一起，并存在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超经济性质的权力结构源于政治权力高于所有权的制度安排及其对意识形态的广泛影响。显然，这种失衡的权力结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市场交易。而以市场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及其形成的资本制度，推动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形成。

2.2.4 权力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早期工业社会

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是以机器为特征的工厂制度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手工工场的革命。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的棉纺织业掀起用机器生产产品的技术创新浪潮，随后推及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工业革命造就了工业社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机器化的工业，但机器本身只是一种生产力要素，它不会确立工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工业社会生产关系作为一种统治的地位登上历史舞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资产阶级革命，如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武装暴力）结束了法国近千年的封建小农基础上的君主制。二是通过议和形式，如英国的资产阶级贵族与封建地主及君主通过权力博弈而建立的资本主导的社会经济制度。

虽然工业革命有赖于蒸汽机的发明，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产权自由支配的企业制度。在手工作坊的自然经济中并没有大规模机器使用的空间，因为机器生产要求诸多生产要素在同一空间里的集中和配合使用。按照“资本权力占主导地位”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大机器生产，要求巨额的初始资本，要求依附于资本权力的雇佣劳动，要求尽可能多的利润，等等。而能够容纳多种生产力要素的组织结构就是公司制度。例如，为了促进公司制企业的更大发展，资本所有者对最初公司的无限责任制的缺陷认识越来越深刻，资本群体就凭借其所拥有的强大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推动了法律制度对投资人权益的保护。于是公司有限责任制在英国成了广泛争论的问题，英国议会最终确认了注册公司对债务只负有限的赔偿责任，并于1855年颁布了第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法。这样工业社会的公司制度的基本框架就确立起来了，于是大大小小的公司在英国像雨后春笋般兴起。这说明英国产业革命的成功，固然有赖于蒸汽机的发明，但更为主要的因素则是经济权力所推动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这也是英国产业革命一百多年间经济快速增长并超越其他国家的根本原因。

19世纪的工业社会的权力关系和结构有以下特点：首先，市场的供求关系中的权力结构不对称。由于总体上生产力的创造性还不大，供给处于相对“短缺”状态。市场的均衡价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给方的权力，供给方即资源控制的财富生产者决定着社会的生活需求，也就是卖方主导着市场供求关系。所以市场价值受生产的成本即资本、劳动、自然要素的作用影响很大。其次，当时的经济关系表现为一种“古典产权所有制”，即产权100%或大于50%被个人或家族绝对控制。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私有产权制度，虽然在其代替封建私有制之后曾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但这种绝对控制权的所有制面对机器大生产的过程日益表现出其局限性，并且渐渐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阻碍因素。最后，一些企业的权力关系还保留着“典型的农业社会特征”。从规模上看，19世纪的企业规模不大，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是主要形式，产权集中在家族或亲朋好友几个人手中，有自然分工经济中血缘和地缘的影子。所以，所有权主体结构是相对封闭的，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较多的是合一状态，企业内部集权程度很高。

从总体上来看，早期工业社会的经济权力结构与封建农业社会相比，呈现一种分散、开放、相对多元的特征。正是由于这种权力结构的历史性变化，使得市场经济文明历史性地首先与工业社会私有制结合在一起。与权力结构的历史性变化相对应的经济制度是一种自由竞争程度较高的状态，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主体的财产所有权是经济交换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规则和激励机制，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实质是所有权的让渡。企业产权结构已不是简单的自然分工经济和家庭组织，而是逐渐转化为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公司制企业对古典企业制度的替代，不仅是一种生产组织方式的更替，而且是财产制度的创新。19世纪资本权力和劳动权力可以说极端的不对称，集中体现在资本原始积累冲动下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侵占。在政治权力方面，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对经济运行自由放任，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干预很少。

2.2.5 20世纪以后工业社会的权力结构

20世纪工业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新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资本所有权的地位在弱化

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张，与之相伴的是技术的广泛运用和管理过程的复杂化。股份制在扩大企业规模的同时也改变了企业的性质，即由自然人的企业开始转变为法人治理企业。同时，企业的生命周期也因不受自然人生命周期的限制延长了。当股份制把工业社会自然人经营的企业变成法人企业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的现象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造就了一个职业经理人阶层，并通过经理人把“管理”这个崭新的要素组合进了工业社会企业的生产与经营过程。“经理人革命”进一步发展了工业社会的分工，即由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带来的经理人与资本家的分工，在经理人成为职业经营者的同时，资本家则成了职业的投资者。由于经理人的收入是与企业的获利能力与成长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就像熊彼特（Schumpeter）所说的那样，经理人的使命就是不断地去发现潜在的利润，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创新而把它们变成现实的利润。非资本所有者能更多地参与对资本的管理，资本所有者对资本的控制力下降。经理人的出现使企业成了资本所有者进行投资的对象，资本在收益权上的私人性通过社会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呈现广泛的社会性。

2．经济权力结构表现为商品的垄断与资源控制权的集中

在当今工业社会，股份制向更集中的组织资本的形式发展。即工业社会私人所有制不仅为股份制所代替，而且入股的主体由私人转向法人组织，传统的私人资本股份制为法人组织资本股份制所代替。法人组织资本（公司法人组织和机构法人组织）取代私人资本成为第一大股东。因此不仅企业规模更大，而且法人组织代表实行了对公司经理的更有力的监督，从而保证了企业的长期发展。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市场化和分工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由于筹资能力有限和个人化股份制易导致公司经营的短期化，所以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法人组织资本所有制逐渐取代私人股份资本并占据了主导地位，法人组织资本所有制与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相比，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法人组织持股有助于加强法人组织与公司间的联系，克服公司行为的短期化。现代公司制企业不再为个别资本家所控制，而是为具有更高经营水平的职业经理所管理。二是法人组织取代个人成为股东主体，更加拓宽了股份公司的筹集渠道，推动了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外，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长足发展，这些机构在掌握和支配巨额货币资本的基础上，纷纷介入资本市场成为大公司的主要持股人。而且，由于机构法人组织往往是一些公众事业法人组织，如养老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因而资本权力结构逐渐形成了一种开放性的产权制度，吸纳不同的经济成分，从而形成了多元产权主体共存于同一经济组织之中。这种公司制度不仅放大了合伙企业的集资功能，而且开放了产权结构，促使产权主体更加多元化、社会化。20世纪的权力结构总体表现为资本来源多样化，产权分散化，资本证券化、市场化。资本权力出现了表面上集中而实际的分散，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不断增长，出现了所谓的“人民工业社会”。

3．国家从“守夜人”到对经济不断加强的干预

20世纪工业社会经济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干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美国外，西方工业社会基本都百废待兴，为政治权力干预经济提供了客观历史条件。凯恩斯从经济的均衡角度出发，认为国家干预的根本性作用在于通过政府权力对资源配置的调节，可以影响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尤其是政府的财政支出（包括直接投资、转移支付和政府购买）可以增加社会需求，从而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西方发达国家国有化运动使得国家直接经营邮政、铁路、石油、电力等大型公共品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国有化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共品和重要商品的规模供给效应，这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提供了保障。进行这种干预的根本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有组织的私人利益集团发现它们可以利用国家权力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二是政治权力本身扩张和自己集团利益的需要；三是雇佣劳动者和其他低收入阶层的选举力量不断地增长，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工会组织日益强大，这些导致人们要求政府通过干预对由于经济的不稳定造成的损失（如失业或疾病）提供社会保障。

4．资本权力借助本国政治权力在全球配置资源

如果说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加强使得私人资本的社会化有了国家的特征，那么跨国公司的发展使资本权力的国际化特征得到了强化。1948年签订生效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和1995年以多边贸易谈判为核心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在20世纪的工业社会经济权力全球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所用。经济权力通过国家权力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共享。在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权力的全球化或一体化成为一个重要的驱动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经济活动都是以世界为平台进行，这突破了各种自然和社会的障碍，尤其是交通、通信和市场准入的障碍。二是经济全球化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现在全球已有6.5万多家跨国公司母公司和40多万个子公司及附属企业，它们以资金、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的优势左右世界市场，控制着全球1/3的生产、2/3的国际贸易、70%的技术专利和90%的国际直接投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流通的经济发展过程，从权力关系来看，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就是各种经济权力在世界范围内博弈并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取自己的利益。现实表现为哪里的市场条件适合、成本低廉、潜力巨大，跨国公司就往哪里推进。20世纪，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成了一种超越国家的特殊的经济权力组织——企业帝国。三是区域经济合作（即区域经济集团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形式。区域经济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形式和组成部分。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合作组织有140多个，但是占有大市场份额和起决定作用的目前只有3个，即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正在筹划并形成中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世界经济的兴衰起落，与这三大区域经济板块密切相关。欧洲联盟经过五次扩充，已经成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组织，统一了货币，建立起欧元区。

区域经济合作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形式的本质是经济权力主体为了扩大市场和收益通过本国政治权力而形成的势力范围，进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它实际上是各种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全球范围博弈的产物。由于工业社会发达国家经济权力的强大，尤其是其资本和知识产权（技术）的优势，使其在世界市场和资源共享中获取了较大利益。

总的说，工业社会的权力结构与奴隶社会、农业社会的权力结构相比是分散的，且相对均等的。20世纪以来，社会中的权力出现了表面上集中而实际的分散，其开放的产权制度，吸纳不同的经济成分，使多元产权主体共存于同一经济组织中，形成了复杂的、分散的、独特的权力结构。当代社会由于知识经济、信息化的来临，又加之资源的多样性和利益的多层次性，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权力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但总体上呈现出同一层级内不同经济主体的权力逐渐均等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