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关研究综述
第一节 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
现代经济理论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一国人均或总体收入和产品的增长。如果一个国家增加了商品的生产和服务的供给，则可认为是“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以及平均收入的增加是发展过程中的中心问题，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人类可能依然处于蛮荒时代，可持续发展不会出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家对特定时期的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及经济增长因素变迁探析对研究当前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一 19世纪之前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
魁奈认为不同年度的消费倾向、赋税政策和农业生产领域的投资回报决定了农业生产领域里预付资本的变动态势。日趋减小的农产品消费倾向、日趋增加的农产品税金和日趋减少的农业投资收益都将减少农业固定资本，进而阻滞经济的增长，此外，人口的数量和农业役畜数量也会对此产生影响。在斯密看来，经济的增长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下运行的产物，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环境是影响经济总产出或人均收入增减变动态势的重要变量。李嘉图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经济系统中多种因子综合作用的动态化过程，不仅要考察诸如劳动、资本、土地这些内生因素，还要考察技术创制与革新、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些外生因素，技术创制与革新的影响是核心内容。
二 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
哈罗德和多马基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考察一个国家在长期内的国民收入和就业的稳定的、均衡的理想增长条件以及实现这种理想增长的途径，哈罗德—多马模型着重强调物质资本的增长决定了经济增长率。
索罗通过分别探究技术变动和人均可动用资本的变动所诱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来探讨“总量关系”，得出产量的增长或减少、劳动力教育的改进等都归属于“技术变动”因素的判断。索罗和斯旺通过对规定资本系数（资本产出比）的假定的修正，提出了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认为技术进步可作为单独的因素来影响经济增长。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则是从收入分配这个视角来研究经济增长，以罗宾逊（J. Robinson）和卡尔多（Kaldor）为代表的新剑桥经济学家们认为适当的调整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发展态势下，使得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等是存在可能性的，进而主张政府采用调节利润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相对份额的办法，来促使国民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随着研究的深入，正确认识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开始凸显其重要性，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就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研究分支。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要获取较高的经济增长就还要改进资源配置。库兹涅茨通过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比较各国经济增长，提出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库兹涅茨认为受到时代革新推动的现代经济增长迅速增加了世界上社会知识和技术知识的存量，这种存量被利用起来以后，就成为现代经济高比率的总量增长和迅速的结构变化的源泉，而且，单位投入的产出的高增长率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 20世纪6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制度、技术、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与制约成为经济理论关注的热点，罗斯托从理论上论证了技术进步与知识累积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制度引入到经济分析中，认为制度的规制和实施决定经济绩效，人类这个有序社会建构的社会、经济或政治体制是大量的规则、日常惯例、社会习俗和人类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具有人为的功能，最终决定了人类达到预期目标可选择的路径，事实上，没有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不是处于由市场参与者参与其中的制度结构之中，而人是构建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体制的主导因素。科斯指出，恰当、理性的制度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认为产业革命包含的规模经济、技术创制和革新、资本累积和教育发展等现象就是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长期以来人类将经济增长看成是最为重要的追寻目标的信念遭受到严峻的挑战：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暴露出来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严重问题，使得经济增长是否是永恒无限成为西方科学界论战的焦点，经济学界产生分裂，形成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乐观派和悲观派。丹尼斯·麦多斯在其发布的《增长的极限》这一报告中提出，世界系统中的两种正反馈环路处于优势地位，将造成工业资本和人口的指数增长，而且从长远来说，难以防止过度发展从而阻止系统的衰退，因此，增长必然将达到极限。霍华德和里夫金也认为“人类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并用熵定律来说明人口与经济的增长正在以指数增长的发展态势消耗着世界非再生的能源和物质。但是，持乐观派观点的经济学家，如卡恩等学者对麦多斯提出的所谓5个基本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与在它之前社会发展阶段中存在的前农业社会、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相比较而言，后工业社会是一个生产效率十分高的社会，因此，增长并非有限，在未来发展进程中，资源、环境等能支持经济增长，因为“施展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健全有效地管理体系和精明而有智慧的管理政策”会进一步刺激增长。
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过程可知，19世纪初，劳动资源、物资资本、社会分工、技术进步、制定的政策作为经济增长重要的影响因子已经出现。19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理论表明，因为人口的增长与劳动工具的改进，所以劳动已然转变为由货币资本购买的生产投入要素，而不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资本积累就成为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经济增长研究表明，知识的累积、技术的革新和制度的进步已然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尽管主流经济理论从来没有将自然资源与环境认定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是，经济学从研究之初就是同自然资源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的，研究经济增长的先驱者已经在思索经济增长受到的资源阈值和环境容量限制。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日益暴露出来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严重问题更引起人们深思。随着以Romer、Lucas和Aghion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出现了新的研究趋势，即将内生增长理论与自然资源、环境污染以及能源问题结合起来，如Bovenberg和Smulders在罗默的知识内生生产模型的基础上将环境因子引入生产函数来研究；Scholz和Ziemes同样基于罗默的模型探讨了经济增长受不可再生资源的影响；Stokey采用扩展的“AK”模型来研究经济持续增长与环境污染外部性问题；Aghion和Howitt在熊彼特理论框架中引入了环境因子和非再生的自然资源因子，以考察可持续发展受资源、环境的限制的影响；Hartman和Kwon将环境因子引入到卢卡斯的理论框架，以探究受环境因子制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总的来说，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包括四个内容：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本的累积；技术的创制与革新；知识的累积（技术是知识的一种转化形式，组织、制度则是知识的另外一种转化形式）。资本、技术的创制与革新和知识累积是较高层面的影响因素，而自然资源和劳动是任何人类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变迁实质上反映了经济系统的发展规律。事实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系统是共生于生态大系统中，在地球生态系统中，人类的经济系统只是其中一个子系统。经济系统的运转必然从生态大系统中获取资源，并向生态大系统排放废弃物。正如图2-1所示，如果经济系统不科学、无限制地运转下去，当T1时期的经济系统运行到T2时期的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必将枯竭，最终导致生态系统崩溃，这时，人类的经济系统也就无法避免厄运。当生态系统的资源日趋枯竭时，资源和环境必将限制经济增长。
图2-1 传统的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
因此，就必须调整经济系统的运行，实现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良好的可持续动态平衡。从图2-2可知，当经济系统从T1时期运行到T2时期时，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资源储量呈现凹形，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用于经济系统运行的绿色资源储量在减少，但是没有枯竭，因为，与此同时，由于有害污染物排放的减少，绿色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绿色资源量得到提高，有效的弥补了绿色资源储量的消耗。在这个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循环过程中，技术进步、组织管理、政策和制度创新有效地超越劳动和自然资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人类经济系统的良好运行应从实现经济系统和生态大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图2-2 可持续的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