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文化战略态势

第一节 冷战后的国际文化格局转换

20世纪9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发生，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以美苏两极为中心的国际霸权体制——冷战体制的崩溃，从而使世界进入了一个构筑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关键时期。在后冷战时代，国际战略的影响因素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改变，冷战时期重要的经济实力、军事控制力等当然还在继续发生作用，但影响力正在下降，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的重要程度正在上升。文化的影响力“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各国都力求通过自身优越的文化和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政治价值观，去引诱和劝导其他国家的民众，或者向世界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或者通过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谋求经济利益和更长远的政治利益，这将是比军事征服更为彻底的胜利。

一 冷战后国际文化战略格局转换的特点

1．意识形态终结了抑或文明的冲突加剧了？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冷战结束了，意识形态领域针锋相对的斗争有所缓和，但问题并没有消失。在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文化状况进行思考的时候，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两个大的代表性流派：一个是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另一个是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强调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明的冲突”论者。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是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全面论述了20世纪下半期人类在迅猛的科技发展条件下，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观念，以及文明演进模式等发生的相应变化。福山从黑格尔哲学出发，重新提出并阐释了“历史的终结”的社会科学概念，认为冷战结束后，“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作为社会进步的常识为世人所普遍接受；不论人们所处的社会正处于何种形态，这一人类理念都将得到实现。

福山以西方自由主义立场看待冷战的结束，提出了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想。他认为，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先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当人类达到某种意识形态目标之后，历史就停止前进了。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等，只有自由主义民主政体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对手，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而自由民主政体可能成为唯一的也是最终的政体，形成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和普遍的同质的国家，这就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

“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一个整体，因而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自由民主政体的全球性胜利，也是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全球性胜利。”福山认为，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念首先与专制主义的残余，然后与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主义以及现代马克思主义较量，最终证明其他价值观念和其他文明都很狭隘，只有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才具有普世价值，西方文化才是未来社会的主导。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是分析冷战后全球文化格局的重要范式。他认为，在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非洲文明。在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秩序的内在逻辑将是“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的原因主要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相比，文明差别更为基本；世界变小，互动增加，强化了人们的文明意识，激发了文明的差别和敌意；现代化过程既削弱了国家认同，又超越了本土认同，使宗教极端主义乘虚而入，世界出现了非世俗化；在西方权力达到顶峰的同时，非西方文明发生了归根现象；与经济和政治相比，文化特性要更少变化，文化差异更难消除；经济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当它植根于同一文明时才能成功，而其成功又将强化文明意识。亨廷顿还指出，文明的冲突在20世纪以后进入全球性阶段，成为世界性问题，其中儒教与伊斯兰文化等非西方文明将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主要对手。现代化不会导致西方与非西方在文化上的趋同；相反，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同时产生民族文化的自觉，使其文化进一步走向“本土化”，它们将重新认识自身的文化价值，自觉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同时，西方文化对非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正在衰退。因此，西方国家应该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维护西方文明，承担起西方国家的全球责任，重建世界秩序。

亨廷顿主要不是从实际利益的角度，而是从精神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国际政治。在分析文明的冲突的过程中，他把文明的内涵缩小了，把其所指的文明规约为“宗教”，而宗教在文明中扮演的角色，在他看来，超过了种族和民族冲突。所以，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

无论是福山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存在局限性。意识形态不可能终结，它的多元存在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各种文明之间除了冲突的因素和可能之外，在各个文化圈的文化内核之中都具有和平的因子，世界文化和平的可能性前景是存在的。这些理论的出现更多地说明了这样一个现实，即冷战结束以后，人们正在努力寻求并迫切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

2．多元文化和文明共存取代了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

在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是决定性的判断标准，国际秩序中开始出现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在后冷战的时代，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共同并存。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或地区——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和多元政治。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地区、各国面临的文化安全态势是不一样的。各国在历史发展、资源环境、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差别。正如德国学者赖纳·特茨拉夫所指出的那样，霸权主义的美国、自由主义的欧洲、危机感严重的亚洲、边缘化的非洲和现代化、区域化与民主化共同制约的拉美，这构成了当今世界多样化的文化战略格局。中国也在积极倡导文化的多元发展，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

3．文化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在冷战结束以后，那种以武装力量和军事威胁进行统治和称霸世界的政权其实并不是最有力量的，最有力量的是其处于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约瑟夫·奈关于国家软权力的理论也把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放在了首位。奈认为，权力是影响他人的行为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硬权力在于引诱（“胡萝卜”）或者威胁（“大棒”）。而一国的软权力主要在于三个资源：该国的文化（对他人具有吸引力的地方）、该国的政治价值观（当该国在国内、国外都实践该价值观的时候）以及该国的外交政策（当这些外交政策被看做合理、合法并具有道德权威的时候）。

二 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具体的文化战略

1．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文化发展战略，也更加注重文化影响力的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战略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跨越。冷战结束以后，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关系出现重大变动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世界各国都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加入世界经济的循环、参与经济合作、认同国际经济运行的规则，这必然促使国际经济规则所蕴涵的民主、法治、规则、契约等文化精神慢慢生长，因此文化的全球化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世界各国都纷纷调整国家战略，积极应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主义行径和强权政治态势上升，大搞军事上的单边主义，文化上向世界积极输出美国价值观，推进文化扩张战略。

欧盟不仅是一个经济、政治联盟，同时也是一个价值联盟。文化因素在欧共体成立之初便起着精神纽带的作用。随着欧盟的扩大，文化因素在其内外政策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变量，构成欧洲经济、政治联盟的第三个特征。同时，欧盟也致力于与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文化合作，力求发挥自己独特文化的影响力。

俄罗斯在全面反思苏联时期种种文化积弊的基础上，致力于复活东正教文化，发扬爱国主义和建立一种有俄罗斯特色的大国文化。

拉美国家在对自身的天主教价值观进行反思的同时，力求把富有特色的丰富多彩的拉美文化产业化，向世界进行展示和推广。

总之，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都在文化建设和发展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使世界文化发展展现出五彩斑斓的态势。

2．各个国家根据自己本国的国情及其文化传统，力图建立富于自己本国特色的文化战略体系，特别注重本国的文化政策选择有利于本国总体上的国家安全

冷战结束使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成为过去，对于国际政治原有的比较强调“利益”“均势”等维度的理论，其面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面临挑战。

冷战结束后，在一体化加快的同时，各种文明的冲突事实上出现了某种高潮，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车臣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其实背后都是清晰的文明的冲突。在现实世界中，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伊斯兰教对于伊斯兰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社会化、基督教对于西方人的塑造、印度教对印度人的教化都是不言而喻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塑造不同的民族成员，不同的民族成员创造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决定了形成什么样的民族文化。“一旦文化主体的生存权利得不到承认，价值体系被侵蚀、破坏和颠覆，也就意味着文化的消解和灭亡。”建构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是重要的，各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已经融入民族成员的心灵深处，形成了不可磨灭的思维定式和情感积淀，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是自然而然的。特别是立足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的时候，保护自己本国的民族文化已经构成广义的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

3．各个国家在强调文化建设的时候，明显表现出宽广的世界眼光

不同的民族文化对人类的社会实践都有可资借鉴的地方，相互之间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会有一些值得对方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文化观念必须建立在人类基本价值理念的基础上。文化的多样化带来文化之间的广泛的交流和渗透，在多元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不断彼此吸收对方优秀的文化因子，以提高自身文化的品性和境界。

各国在构建自己民族的文化战略时都不能抱残守缺，而应在与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文明交流和对话中寻求新的发展。现代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但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化都具有共享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人类基本价值理念，千百年来人类致力于达到的行为目标由它们给予了最完整的表达。

当然，由于各国的国情民情、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的不同，在把这些价值理念操作化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但基本的价值目标是一样的。例如，俄罗斯在新的文化追求中并不是回到苏联时代的文化专制思想之中。新加坡在强调自己的“亚洲价值观”的时候，一方面强调家庭价值、为政以德、以民为本这些东方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又具有推崇法治、利益引导、重建民主的现代含义。这些国家所做的就是连接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吸收来自西方的现代价值。中国在构建新的国家安全观的时候，特别是在构建国家文化战略的时候，要力求显示出全球化时代的开放姿态。

4．各个国家都在大力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形成健康、向上、独特的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通常是指以文化为资源、以产业经营的理念和方式来开发的商业活动，它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文化产业涵盖的部门非常多，包括文学、艺术、娱乐、民俗、教育、出版、旅游、体育和餐饮等各个方面。文化产品包括出版物、印刷品、多媒体产品、视听产品、音像制品、电影、演出、手工艺设计等。

当前的文化全球化不同于传统的文化全球化的重要之处在于“不再单纯凭借军事占领、宗教战争等手段，而是依赖频繁的产品和服务贸易，大众文化工业、全球标准的制定、日益兴旺的全球旅游业以及网络信息服务等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全球化促进了一种具有新的显著特点的全球通俗文化，这种文化是跨国合并、麦当劳、贝纳通以及像英式足球这种大众娱乐形式的混合物。”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产业政策，在产业的民族性方面制定了许多独特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