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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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是“霸”患的衍生之源

在人们的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理性,但人类禀赋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从现实性来看人的理性不能了解、洞悉和解决一切问题。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是相对于无限广大和无限发展的客观世界来说,人的理性认识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它。因为人是有限的,生命有限,能力有限,知识有限,历史有限,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其次是每个人的认识总受到个人在实践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人们的阶级立场、科学文化水平、实践经验等主观条件的限制。再次是人们的认识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生产力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科学技术水平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就会对人的认识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当然,承认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性,并不必然导致否认人类理性能力的无限性,因为人类理性认识能力既有有限性的一面,也有无限性的一面。就某一时代和某一个体而言,人类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但就整个人类和无限发展着的人类实践来说,人的理性能力又是无限的。从可能性来说人的理性能力是无限的,但从现实性来说,人的理性能力又是有限的。正因为人的理性能力有有限性的一面,所以,人们在决策中不可能完完全全地、一丝不漏地掌握客观事变的全部信息,因而就不能绝对认定自己的决策百分之百正确,任何患都没有。因此,在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中,使患的生存与发展在不断地衍生,其患之源的表现将反映在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由少变多,人都有其一定的自利性。自私确实是人的特征。自私有个人的私利,也有小团体的私利和大团体的私利。任何私利都是由小变大,由少变多,由弱变强,人的私欲是无穷的,权欲更是无穷,私欲变权欲,权欲变霸欲。有私欲的人有小权,得大权就欲霸权,导致行业霸盛,区域权盛,乃至在一国内独裁、独往独来,横行于世,霸盛于世界。这种霸气十足、狂妄欺人、四处点火、用武力压人的人,会给社会带来霸之患,这种霸之患会加剧民族之间矛盾,导致人类的生存利益反差、行业利益反差、区域性利益反差、国家间利益反差等方面的加大、加剧。各种反差会滋生患,其患生乱,小乱生小患,大乱生大患,患生灾,灾生难。这种恶性循环,导致整个社会不稳定,世界不安宁。这种患之源,深害社会,是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大患源。

美国奉行的“霸权稳定论”已见之于实践,有效但也短命,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巨大之患。“霸权论”作为一种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创立的,其核心思想是霸权国家可以保障国际体系的稳定,并提供诸如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及稳定而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作为一种实践,“霸权稳定论”大体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世界历史上帝国横行的模式,即随着帝国的出现而形成的一种以其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形态,帝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基本上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或者是叔叔与侄子、舅舅与外甥的关系,其他国家对帝国只有敬重、服从的份儿,而没有说三道四的份儿。一种是现当代美国“胡萝卜加大棒”的模式,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利用“一超”的诸多优势,一方面通过各种各样的援助形成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利用“规制”制衡各国尤其是各大国,通过战争征服那些不顺眼的、不听话的、对其霸权有威胁的小国。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霸权关系模式,是当代人类社会的又一种新患之源。

“霸权论”在弱肉强食的人类社会中确实具有实践的有效性,同时也存在着诸多致命的弱点。“霸权稳定论”的主要实践者是帝国,而帝国在崛起时基本上都拥有由军事、经济实力所构成的国家硬实力——强权,以及由和谐稳定的内政、先进发达的科技所构成的持续发展能力,尤其是具有刚强进取、敢打敢拼的精神。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曾使当时欧亚非的广大地区出现了几百年的稳定,中国的秦帝国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但是,正是由于帝国是“霸权稳定论”的主要实践者,因此,这一理论的寿命就必然取决于帝国本身的生命力。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一个帝国是在其最强盛的时候被其他帝国所打败、所灭亡的,帝国的衰亡基本上不是由于战争无度,就是由于内部腐败衰落所致。除此之外,“霸权稳定论”在实践上有三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是帝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属于“藩属国” “朝贡国” “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于霸权国自身的脆弱性、其他国家挑战霸权的客观性,必然导致帝国生命力的有限和国际关系的不稳定。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生命力再强的霸权国家也没有超过四五百年的。更主要的是,霸权与争霸的过程,往往是天翻地覆、血流成河的过程。在国际社会中,那些逐步拥有一些实力的国家,必然都会像强壮起来的王子争夺王位一样,窥伺霸权。因此,维霸与争霸就成为一种暴力的导火索,经常使国际关系陷入对抗、混乱的战争之中。二是帝国“管理”国际社会的方式问题。自米底亚帝国、波斯帝国以来,帝国对国际社会的“管理”方式,基本上是“拳打脚踢”。在实践中,对心甘情愿俯首称臣的、被迫无奈称臣的国家,低声下气地寻求保护和援助;对“调皮捣蛋”的“无赖国家”,又吓唬又封控,时不时打一下;对不听招呼另搞一套的“暴政国家”,基本上是以封控为主,不断实施西化,随时准备锤打一番。就是对于那些大国,有求于他们时“拉帮结伙”,无求于他们时“冷眼观察”,基本原则是“用着了朝前,用不着朝后”,时时提防。强者心态、霸权作风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众患于世。三是帝国推行其价值观的问题。实践“霸权稳定论”的关键,是价值观念的统一,即世界各国必须普遍接受霸权国家的价值理念,尽管其所传播的是“自由与民主”,但在接受与不接受这一理念的问题上是毫无自由与民主可言的,这就势必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并引发反霸战争。

“均势稳定论”见之于实践,理想不错但实践困难。人类历史上大体出现过两种类型的“均势”。一种是区域性的,比如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在数百年争打拼杀基础上脱颖而出的“七雄”,在东北亚地区尤其是黄河、长江流域形成了一个时期的均势态势。再如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近400年时间里,反复出现战争,但也反复出现由于各种力量势均力敌而形成的均势态势。摩根索有一个非常睿智的论断:“不管国际政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权力总是最直接的目的。”人类历史反复证明,“均势稳定论”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恋情”、一种美好的空想。因为,“均势稳定论”是以“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它的存在与维系主要依靠各国尤其是各大国的相互制衡。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必然是一种乌合之众、群龙无首、列强纷争的状态;就其实践而言必然是很难形成默契的状态,如果没有各有关国家特别的战略眼光、外交技巧和不懈的努力,一旦出现一个“冒头的”,均势即刻就被打破。一个动物群体若无秩序,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人类虽属万物灵长,但终归还是物类。在没有“头”的管制下,面对巨大的利益驱使,要长久地实现“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古代战国时期,均势二三百年,最终被“秦王扫六合”,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数百年间,英国在欧洲不断地企图维持均势局面,结果还是阻挡不住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