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 消费率的合理性

以上我们论证了消费率必定存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下面我们说明如何判断消费率的合理性。钱纳里和赛尔昆最先对消费率的取值范围进行了数量分析，但是现在看，他们的结论偏离实际情况很远。有学者建议用最大化人均消费增长作为衡量消费率合理性的标准，其含义是如果存在一个能够使消费最大限度地增长，并且使得这一过程不断地持续下去的消费率，那么显然这个消费率是最优的。这是符合我们的直觉的，但是消费率与人均消费增长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消费率高低与人均消费增长具有稳定的联系吗？有人使用积累率作为约束条件，从而确定出一个合理消费率区间，但是这个区间并不是严格地采用优化方法得到的，而且区间的跨度较大。

近年来有很多研究者尝试用新的指标来分析消费率的合理性，比如，曾令华（1998）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确定合理的消费率，提出合理的消费率应该满足资源合理配置的要求，同时也应该满足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要求。他提出，短缺要素在消费品生产和投资品生产两大部门的边际产量相等时，所得到的消费率是最优消费率，所对应的产量就是最大化产量，最优消费率也是能实现商品供求结构平衡的消费率，最优消费率还是能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的消费率。但是他认为，最优消费率只是一个理论概念，现实条件下不存在最优消费率，而只存在“相对合理”的消费率，判断这种相对合理的消费率的首要标准是看是否存在总量平衡。其含义是，任何总量平衡下的消费率都是合理的。应该说，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但是对于分析具体的消费率合理数值仍然缺乏必要的量化支持。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如果以总量平衡为依据来判断消费率的合理性，那么就必须首先解决总量平衡的判断标准。所以需要探索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吴忠群（2002）提出判断消费率的合理数值的具体方法，即根据消费率和通货膨胀的历史数据，直接确定消费率的大致合理区间，并得到了中国消费率的合理区间为61%～65%。其论证方法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是能否把这种方法作为普适性的标准？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确定一个理论上最优的消费率是不现实的，因而试图以最优消费率为根据进行相应政策调控也是不可取的。他们甚至提出，居民自发形成的消费储蓄比例总是合理的，所以政府应当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为消费者和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消费和投资环境，以及按照纳税人的利益改善自身的行为，而不是“苦苦寻求”全社会的消费储蓄、消费投资的最优比例关系。表面上看，他们的这些政策建议似乎是可行的，但是不要忘记，所谓的消费和投资环境优劣与否同样需要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如果不能说明消费率和投资率高低，又如何判断消费和投资环境该怎样改善呢？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似乎妨碍人们正确看待最优消费率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对消费者的异质性的误解；二是对消费效用最大化与产出最大化的混淆。前者，以消费者异质为根据，否定总量层次的最优比例关系的存在，似乎只要消费者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那么经济总体最优的各种比例关系就不存在。实际上，消费率是否合理与消费者是异质的还是同质的无关，因为当我们确定消费率的合理性时，考虑的是消费对于持久产出的影响，而任意的消费率水平都不妨碍消费者的个人选择行为。后者，把消费效用最大化作为合理消费率的标准，实际上消费效用最大化是用于分析个人消费决策的，它不是消费率是否合理的依据。

为了澄清关于合理消费率的各种误解，以下对消费率的合理性问题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为了不引起歧义，这里有必要定义几个相关概念。一是生产结构，本书中生产结构指由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等决定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二是产业结构，指资本（包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三是经济结构，指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共同决定的各类资本和各部门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四是产出结构，指不同类型产出的比例关系。

首先，我们考虑在既定生产结构的条件下，如何使消费率发生变化。让我们以中国的长期消费率的均值为对象，来说明这一问题。1978～2007年，中国的平均消费率是60.5%，根据消费率的定义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定义，我们用两个部类模型说明中国的生产结构。假定总产出由两个部类生产出来，那么这一生产过程必然遵循如下过程：

并且

式中Ⅰ代表第一部类生产，Ⅱ代表第二部类生产；下标1和2分别代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下标c代表消费；Ca、W和Pr分别代表固定资本、居民收入和毛利润。

我们把总产出标准化为1单位，因此在开始时有：

Ⅰ（Ca,1, W1, c, Pr,1, c）+Ⅱ（Ca,2, W2, c, Pr,2, c）＝1

消费率等于60.5%意味着W1, c+Pr,1, c+W2, c+Pr,2, c＝0.605

对（3－8）式进行变形可得到下列算式：

式中k代表比例关系，下标w和p分别表示工资和利润。

假定经济以某一均匀的增长速度ry扩大，那么在第二期总产出为1+ry，为了保持经济的均衡，各部类及其内部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增长，两个部类必然以恒定的速率增长，因此消费率保持不变。

在既定生产结构的条件下，为了使消费率发生变化，必须改变消费倾向。但是，这种影响将是很微弱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对式（3－11）取全微分，得

从式（3－12）可以清楚地看到，消费倾向的调整（这里采用比例关系k表示）对消费率的影响是很微弱的。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消费率统计数据印证了这一结论。为了使这一分析更为直观，不妨让我们给这些参数赋值，具体测算消费倾向变化对消费率的影响。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分别选择高中低三种消费倾向，并假定消费倾向发生10%的变化。

当具有高消费倾向时。假定所有的k都取0.8，则可计算得到，kw,1发生10%的变化只能引起消费率变动0.0046，因此，全部k的变动也只能大约引起消费率变动0.018，那么以中国0.605的消费率均值而言，大约的变动区间是58.7%～62.3%。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十分吻合的。

当具有中等消费倾向时。假定所有的k都取0.5，则可计算得到，kw,1发生10%的变化只能引起消费率变动0.0063，因此，全部k的变动也只能大约引起消费率变动0.025，那么以中国0.605的消费率均值而言，大约的变动区间是58%～63%。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也是很吻合的。

当具有低消费倾向时。假定所有的k都取0.2，则可计算得到，kw,1发生10%的变化只能引起消费率变动0.0073，因此，全部k的变动也只能大约引起消费率变动0.029，那么以中国0.605的消费率均值而言，大约的变动区间是57.6%～63.4%。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仍是相当吻合的。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即使消费倾向发生10%的变化，消费率也只有大约1%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很肯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生产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消费率不会因消费倾向的变化而发生明显的改变。

现在，我们来说明如何使消费率发生显著的变化。我们已经证明，在既定的生产结构下，消费率的高低与产量无关，与经济增长速度无关，与消费倾向高低无关。因此，调整消费率就不可能通过这些途径来实现，而只能通过改变生产结构来实现。为了说明改变生产结构是如何影响消费率的，我们以2007年中国的总产出为对象，先构造一个关于生产结构的简单模型：

Ⅰ（Ca,1, W1, c, Pr,1, c）+Ⅱ（Ca,2, W2, c, Pr,2, c）＝238582.8（亿元）

Ⅱ（Ca,2, W2, c, Pr,2, c）＝128332（亿元）

这时的消费率是0.538，这个消费率低于平均的消费率水平，那么这个消费率是如何形成的呢？必然是由于Ⅱ（Ca,2, W2, c, Pr,2, c）占总产出的比例下降。要使这个比例下降，只有增加Ca,1才能办到。从操作的层面看，增加Ca,1是相对容易办到的，只要增加政府投资就可以显著增加Ca,1。相反，如果想提高消费率，就必须增加Ca,2，然而要实现Ca,2的有效增长则困难得多，因为，Ca,2的增长以消费的切实提高为依托，而消费不能被政府直接控制，这样政府提高消费率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而我们前面的分析亦已表明，消费倾向的显著变化也只能对消费率产生微弱影响。因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提高消费率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说它缓慢，是指从政府开始努力扩大消费到实际奏效，需要较长时间的实现过程，存在明显的时滞；说它是长期过程，是因为即便消费率已经发生了预期的改变，要保持这一水平，也需要政策的连续支持。

为了更清晰地显示为什么Ca,2的增加会对消费率的增加具有显著影响，且改变Ca,2十分困难，我们用一个简单模型加以说明。设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不变资本Ca在当期全部折旧（即折旧率为100%），可变资本Wc的增值率为100%，不存在技术进步和税收，并且整个经济处于完美的均衡状态，历年的经济状况列于表3 －1。现在要提高Ca,2以提高消费率，如何实现？

由表3－1的数据可以计算得到，每年的消费率为26.67%。为了提高消费率，必须提高消费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由于不存在技术进步，也就是说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保持不变，要想增加消费所占的比例，必须使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更大的比例增长，即Ca,2和W2, c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又依赖于Pr,1, c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可以证明，如果Pr,1, c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那么就会有多余的Ca,1和W1, c转化为Ca,2和W2, c，于是消费资料的生产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最终必然导致消费率稳定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然而这一实现过程将是漫长的。下面用模型加以说明。

假定Pr,1, c以15% 的速度增长，注1这意味着第10 年的Pr,1, c为1640.5421亿美元，而不是1426.5584 亿美元。由于这一增加只能来自于上年的产出，这将导致用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投资相应减少，即不变资本投资由原来应有的13809.0847亿美元缩减为13752.0225亿美元，可变资本投资由原来应有的3452.2712亿美元缩减为3438.0056亿美元，由此支撑Ca,2和W2, c的增加。同样，Ca,2和W2, c的增加只能以上年的产出为限，也就是说在Ca,2和W2, c增加的同时，Pr,2, c必须相应减少，即Ca,2由预期的5021.4854 亿美元，增加到5078.5477，相应地W2, c由预期的1255.3714 亿美元，增加到1269.6369 亿美元，Pr,2, c由预期的570.6233亿美元，缩减到499.2954亿美元。Pr,1, c增加的结果是Pr,2, c的减少。

注1这里不讨论用什么方法才能使Pr,1, c提高更多，暂且假定这是可以做到的，这一问题在关于促进消费的政策建议部分将详细讨论。

经过上述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总产出没有改变仍为28245.8554亿美元，但是总产出中资本形成由预期的20713.6273亿美元，缩减为20628.0338亿美元，最终消费由预期的7532.2281亿美元，增加到7617.8216亿美元，结果消费率由预期的26.67%，提高到26.97%，上升了1.12%。这一结果与依据式（3－12）的估计完全一致。注意，如果经济在新的结构下保持稳定，那么消费率将加速上升，在第16年达到30.21%，在第20年达到30.54%。这说明，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失去了稳定性，这一调整的最终结果是消费率超过1，将导致总产出萎缩，因此必须在消费率到达某一个水平时采取反向调整。模拟数据显示，第20年时总产出出现负增长，这时需要进行反向调整，以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为负值。这意味着，在任何给定的生产结构下，消费率具有上限。表3－2列出了在新结构下经济的总体状况。

最后，我们要说明用什么样的指标度量消费率的合理性。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不同的国家具有明显的不同的消费率，而这些国家的实际经验并不能告诉我们多高的消费率为最佳水平。那么，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普适性的原则来推测最佳的消费率呢？下面我们就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费率是由生产结构决定的，调整消费率就必须改变生产结构，因此，调整消费率的原则就是改变生产结构的原则。那么什么是调整生产结构的原则呢？众所周知，生产具有多重社会功能，除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还具有创造就业、改善人们的福利、实现个人价值等多种功能。因此判断生产结构是否合理，关键是看这些功能实现的好不好。那么如何衡量生产的这些功能实现的好与不好呢？根据一般的逻辑，我们知道一种好的生产结构必须有利于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的长期稳定，那么最佳的消费率也必然是符合这一要求的消费率。因此，我们假设最佳的消费率必须满足如下前提条件。

（1）充分就业。充分就业表现为每个人都具有相应的收入维持生活，意味着人们可以安居乐业和社会秩序稳定，还意味着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这有利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2）收入均等化。收入均等化意味着贫富差距较小，人们之间的对立情绪小，社会矛盾少，从而使社会成本降到最低。

（3）经济增长适度。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意味着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全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不断提高，这是个人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的要求。

（4）适度的通货膨胀率。所谓适度的通货膨胀率，是一个经验数值，通常设为3%。经验证明，过高或过低的通货膨胀率都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增长。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助于人们合理安排生计和积累财富，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平稳运行。

（5）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保持平衡，对于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本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注意到，这上述五个条件中，除了收入均等化外，其他指标都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这五个目标作为衡量消费率合理性的约束条件，完全符合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这里我们重点解决如何把这五个指标与最优消费率联系起来。

高的消费率，相同条件下意味着对资源的消耗大，在社会福利达到较高的水平后，继续提高消费率就不是最优的。相反，低的消费率，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低，那么经济增长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过低的消费率也是违背最优原则的。仅从这一意义上说，消费率高低的问题也非常值得关注。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就说，消费率的高低与宏观经济指标以及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是难以确定的，即便存在联系，因果关系也是十分微弱的。显然，仅仅因为没有能力澄清事实就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是不可取的。令人欣慰的是，长期以来主张消费率有其合理性标准的人毕竟是多数，尽管在具体标准是什么上存在争议。不管怎样，理论和现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如何规范地说明消费率与上述各指标之间的关系是摆在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1）消费率与就业。就业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下述事实：就业意味着收入，而收入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因此高就业水平应该与较高的消费数量对应。但是，这一事实能否对消费率产生确定性的影响呢？这要看就业者所引起的资本数量的变化，而且要看这些资本数量变化是发生在哪个部类——第一部类还是第二个部类。如果就业扩大发生在第二部类，那么就会引起消费率的增加；如果发生在第一部类，如果每个就业者所配备的资本超过其所支出的消费，那么就业扩大就引起消费率下降。因此，尽管就业与消费率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但是我们既不能通过简单地增加就业来提高消费率，也不可能通过简单地提高消费率来刺激就业。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消费率应该适应充分就业要求这样一条原则。

（2）消费率与收入均等化。有些学者认为收入分配是影响消费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最主要的理由是，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通常富人比穷人具有更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缩小收入差距就有提高消费率的作用。然而，从一般意义上看，这个理由是很牵强的，因为我们计算消费率时考虑的是宏观的总体结果，这时的消费是众多居民消费的总和，富人的个别消费倾向可能不高，但是如果他的投资能够带动消费，我们就不能肯定富人的收入是阻碍消费率增加的原因。实际上，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一些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其消费率是很高的。所以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收入均等化对消费率的影响。收入均等化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国家经济增长的果实，这样随着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仅人们的福利水平会不断提高，从而提升人力资本，而且社会矛盾也会日趋缓解，从而降低社会成本，这两个结果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具有积极价值，因此适当的收入均等化是必要的。那么消费率高低对收入均等化是否产生影响呢？这一问题将留在第14章专门讨论。这里根据实际观察暂且做出如下判断，无论消费率高低，都可能出现各种可能的收入分配格局，换言之，消费率高低并不是导致收入差距的原因，同理，收入差距也并不直接决定消费率的高低。另外，如果按照持久收入理论，收入差距对于消费率没有影响。

（3）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前面的分析和计算结果已经表明，消费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与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关，在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匀速增长（包括零增长），消费率保持不变。保持生产结构不变，一次性改变产业结构时，消费率随之改变，但经济增长率可以保持不变。若生产结构改变而保持产业结构不变，则消费率和经济增长率都发生改变。

（4）消费率与通货膨胀。人们认为通货膨胀会刺激消费，从而有提高消费率的作用。然而事实是，通货膨胀不仅对消费产生作用，对投资也产生作用，如果生产结构不变，那么必然使投资和消费等比例地增加，从而对消费率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而不同的消费率，只要是在均衡增长的情况下产生的，就对通货膨胀没有影响。因此，消费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很精确的，只有当消费率过高或过低，以至于影响到经济的总量平衡时，才具有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效应，以至于难以根据通货膨胀精确地确定一个消费率的最优值，而只能确定一个大致的合理区间。

（5）消费率与国际收支。这是一个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然而，消费率与国际收支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总产出包括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个部分，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三者之和为1，当净出口增加时，消费率和投资率都必然会受到影响。那么出口会如何对消费率和投资率发生影响呢？从实际生产的角度看，出口的产品既可能是消费品也可能是投资品，如果是消费品，就应该计入第二部类，如果是投资品就应该计入第一部类。这样就把实际的过程澄清了。最基本的逻辑是，出口来自国内总产出，进口则来自别国的产出，如果净出口结构打破了原有的产出结构，则消费率将发生改变。为了便于理解，下面沿用前述例子加以说明。

假定自第3年起，两部类都安排一定比例产出用于出口，设出口比例占不变资本的25%，其他条件同前。计算结果列于表3－3（表中X1和X2分别代表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净出口）。

表3－3显示，净出口的增加，导致消费率下降，但是只要净出口保持固定的增长率，那么消费率只有一次性下降，而不会持续下降。关于对外贸易对消费率的影响，第8章将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背景作出更为细致的说明。

由上述分析可见，各种宏观经济目标尽管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单独以某一个指标作为衡量最优消费率的标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事实上，这些指标之间往往相互矛盾，例如，追求高就业与稳定物价，当就业很高时就会引起物价的上涨，这一机理可以用菲利普斯曲线直观地加以说明，见图3-5。

又如，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也存在矛盾。当经济增长过快时，即超过其潜在的自然增长率的增长，物价将随之上涨。这是因为过快的经济增长会造成总需求增长过快，而总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的过快增长，结果造成总需求曲线右移，物价上涨。这一机理如图3 -6所示，经济由自然增长率YN增加到更高的产出水平Y′，结果物价从较低的水平PN上升到较高的水平P′。

此外，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以及汇率稳定也存在矛盾，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也存在矛盾，这里不再一一论证。这些事实说明，最优消费率一定是在这些指标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中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