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2 国家间消费率的不可比性
近些年来,在谈及消费率时,人们往往喜欢进行一些国际比较,然而各国的消费率差异之大,让人们不知所从,以至于形成所谓的“消费率之谜”。前文我们第一次尝试采用纯粹理论推演的方式求出最优消费率的理论解。这个结果对于分析和理解各国的消费率差异可以提供巨大的帮助。
数据显示,近30年来,美国和英国的平均消费率达到83%以上,法国和德国的平均消费率接近80%,而且这四个国家各年的消费率都相当稳定,波动幅度在2个百分点以内。而日本的消费率只有70%。为什么同样是高收入国家,它们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一些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具有很高的消费率,如韩国(84%)、新加坡(79%)、泰国(70%),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消费率先是在80~90年代出现了明显下降,之后又出现了回升迹象;另一些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具有相对较低的消费率,如美国(63%)、英国(65%)、法国(61%)、联邦德国(55%),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消费率则稳定在很高的水平上。日本的消费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比50~60年代上涨了约19个百分点。为什么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间具有显著不同的消费率?墨西哥和新加坡在20世纪50~60年代都有较高的消费率,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国的消费率呈现显著不同的变化轨迹,墨西哥的消费率显著上升了,而新加坡的消费率大幅度地下降了。同样是中等收入国家,为什么两国的消费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变化?中国近30年来的消费率表现得很不稳定,平均水平比较低(60.5%)。为什么中国的消费率长时间保持低水平而且波动很明显?以上这些现象和问题都是钱纳里和赛尔昆(1975)所不能解释的,也是自索洛(1956)和斯旺(1956)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自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以来的新增长理论所没有回答的。这些问题都很具挑战性,但是运用前面所提出的理论,可以对这些问题做出一致性的说明,以下就来验证这一点(更为详细的分析安排在后面各章的相关内容中)。
首先,为什么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具有明显不同的消费率。根据前面的分析,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对消费率具有重要影响,不同国家有可能具有不同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因此完全有可能具有不同的消费率。那么是什么决定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呢?正如前文关于影响消费的因素分析中所指出的,各种影响消费的动机会造成消费和储蓄比例改变,进而改变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此外,生产本身的客观过程内在地决定着生产结构,比如,一定数量的铁矿石,在实际的生产条件下(包括技术的、管理的等各种条件),要求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炼钢工人数量,才能最大化生产利润;同理,一定数量的布匹,必须与一个最佳的服装工人数量相结合,厂商才能获得最大利润。
其次,为什么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间具有显著不同的消费率?这主要是因为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具有显著不同的生产结构或产业结构。比如,由于技术升级,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发生改变,结果不变资本所占的比例上升,那么劳动在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水平相对下降,消费率就可能下降,反之,如果劳动在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上升,那么消费率就会提高。再有,如果政府采取政策试图改变产业结构,那么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消费率有可能发生变化。另外,各种影响消费的因素都有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总之,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间具有不同的消费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再次,为什么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开始时具有大致相同的消费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消费率呈现明显的不同?这主要由两种因素引起:一是这些国家的生产结构或产业结构发生了不同的变化,造成消费率随之改变;二是这些国家内外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各种环境)发生了变化,决定居民消费的动机随之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结果造成消费率的改变。
最后,我们要说明中国的消费率为什么一直比较低。这是由中国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和内外环境决定的。在改革开放前,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农、轻、重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被价格“剪刀差”弱化,因此消费受到抑制而导致消费率低;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各种经营活动的放宽,对于缓解资本对劳动的过快上升,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消费率呈现较快上升的局面;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资本对劳动的比例开始加快上升,扣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可比条件下,不变资本在生产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这是从劳动密集型生产向技术密集型生产转变的必然结果,因此客观上会造成劳动力在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下降,这必然要求较低的消费率;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率受边际报酬率递减的影响,农村居民进一步提高收入受到限制,加之过去隐性失业的问题被公开化,大量企业采取了减员增效的行动,一段时间里工人“下岗”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居民收入慢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消费风险上升,造成消费率下降。近年来,除了上述原因,中国居民还面临着高房价以及就业、教育、医疗等更多的不确定性,居民不得不增加储蓄,以对可能发生的大笔支出作出必要的储备,这也必然导致消费率下降。关于中国低消费率的成因将在第12章和第13章进行深入和细致的分析。
以上分析意味着消费率由具体国家的实际经济和社会状况决定,这里所说的经济状况涉及生产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等诸多方面,社会状况则涉及包括制度、政策在内的与民生有关的众多因素。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不同,消费率和投资率的高低必然有所不同,并不存在对各国普遍适用的、统一的消费率水平。然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并不说明不存在最优消费率。本章前五节已经证明,最优消费率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计算。
那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具有哪些政策价值呢?由于各国消费率的差异内含着其经济运行状况的信息,因此大范围的国际比较对于理解经济运行规律及其成因有一定帮助。比如,如果想要提高一国的消费率,高消费率国家的经验可以提供一些借鉴,低消费率国家的经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尤其在政策操作层面,国际比较对于发现可行的政策工具十分重要。这正如同解剖学之于临床医学的重要性一样。事实上,直到目前,关于如何干预消费率还是一个新话题,政策工具十分匮乏,因此通过剖析各国的情况,不仅能够发现可行的政策工具,还能够对理论和政策的有效性作出检验。
至此,关于消费率国际比较的意义已经十分清楚了。就本节已经进行的国际比较而言,至少有两点启示应引起充分重视: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政策对消费率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为了切实提高消费率,有必要设计配套的综合性政策体系。这里,消费政策指对消费进行直接干预的政府政策,其核心是以行政力量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②在调整经济结构时,尤其是在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应该考虑其对消费率的影响,并预备必要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