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消费行为与防御性储蓄

所谓防御性储蓄，是指人们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进行的储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防御性储蓄理论的兴起为探究消费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Kimball和Weil, 2009; Courbage和Rey, 2007; Carroll等，2003; Caballero, 1991; Kimball, 1990）。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防御性储蓄确实对于总储蓄具有重要影响，这对于分析人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任意消费者，他的防御性储蓄由其谨慎动机决定，而谨慎动机恰如风险厌恶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心理本能，因此可以像测量风险厌恶那样测量谨慎动机（Kimball, 1990）。令θ为外生随机变量，δ为个人的控制变量，那么个人的最优化问题便是：

式中E表示个人对未来的预期，U（·）表示效用函数。

因此，个人最优的“谨慎”（Kimball, 1990）程度就可以用下式来度量：

上式是Kimball（1990）给出的“谨慎动机”的经典公式，其后的所有研究都从此式出发（例如Wilson, 1998; Dynan, 1993; Caballero，1991; Carroll等，2003; Gourinchas和Parker, 2001）。后来的研究者通常采用消费ct作为分析对象，于是“谨慎”程度被改写成如下形式：

众所周知，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面临着不可胜数的不确定性，因此实际的谨慎程度至少会超过仅仅考虑消费不确定性的情形，因此上式就给出了谨慎动机的一个基准。

考虑典型的跨时期消费情形，在收入不确定的条件下，家庭消费的动态优化问题应该是什么样呢？Wilson（1998）、Dynan（1993）给出了答案：

式中W代表财富，C为消费，U代表效用，Y代表收入，δ为时间偏好，r为实际收益率。求解该最优化问题，j＝1时的一阶条件为：

对U′（Ct）采取二阶泰勒展开则有：

式中γ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η为谨慎系数，如（4－17）式所示。

Dynan（1993）证明式（4－20）对常相对风险厌恶（CRRA）和常绝对风险厌恶（CARA）型效用函数均成立。

进一步，如果用rc表示消费增长率（其定义见第2章第2.2节），用样本平均值代替预期值，则谨慎动机对消费的影响可以用下式进行估计：

式中ε表示随机误差。

式（4－20）清楚地表明，防御性动机对于消费决策具有明确的影响：未来越不确定，当前的消费就越倾向于减少。如果未来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那么当前的消费就应该保持在确定性条件下所应该具有的水平上，这在式（4－20）中就是等式右边的第一项。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不确定性对消费决策的影响在公式（4 －6）已经有所考虑，但是与本节讨论的防御性储蓄是有差别的，前者没有明确规定风险厌恶的影响，而防御型储蓄理论恰恰补充了这一点。

目前关于防御性储蓄的研究主要取得两方面的成果：首先，存在性问题已经得到证明，并基本达成了一致（参见Kimball, 1990; Caballero, 1991; Carroll等，2003; Gourinchas和Parker, 2001）；其次，人们已经提出了若干测算防御性储蓄的方法，主要有解欧拉方程法、数值模拟法、因素模型法和实验观测法（参见Courbage和Rey, 2007; Carroll等，2003; Caballero, 1991; Courbage和Rey, 2007; Carroll等，2003;Caballero, 1991）。尽管这些方法还有待进一步深化，防御性储蓄的概念对于理解人们的消费行为已经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中国学者近年来学习借鉴这些方法对中国的防御性储蓄进行了分析和测算，例如杜宇玮和刘东皇（2011）、邓可斌和易行健（2010）、周绍杰（2010）、王辉和张东辉（2010）、李勇辉和温娇秀（2005）、藏旭恒和裴春霞（2004）、刘金全等（2003）、朱国林等（2002），等等。总的分析结果是，中国居民的防御性动机很强烈，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由于防御性动机的存在，使中国的消费率比最优消费率所要求的水平明显降低。

上述研究证明防御性动机对实际的消费率具有重要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防御性储蓄到底对于中国的实际消费率和投资率有何影响，我们将在最后一章结合政策建议，对中国居民的防御性动机及其政策含义作出进一步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