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消费投资:理论与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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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消费与投资关系及其相关争论

1.1 问题的由来

1.1.1 现实的原因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一直处于商品匮乏的状态,因此关于消费与投资关系的主导思想是重积累轻消费,但是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一个资本匮乏的国家。1998年,中国首次出现了供给超过需求的情况,并引发了通货紧缩,严重威胁了经济增长的势头。人们普遍认为,需求不足是导致通货紧缩的主因。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人们疑惑为什么两种需求不足同时出现。人们也开始重视需求与增长的关系以及消费与投资的关系,等等。历史上关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也有过讨论,比如关于消费与积累的关系多有争论,又如关于农、轻、重产业的比例关系的讨论,这些都属于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范畴,所不同的是,以往这些争论更多是从人道主义的视角展开的,比如人们之所以认为积累率不宜超过30%,理由是那样人民的生活会很困难,完全不会担心出现通货紧缩甚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因此说,关于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得到根本性的重视。有关这方面的争议可参阅杨圣明《杨圣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尽管这些问题在经济学文献中已有大量研究,但是针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案例是十分少见的,这时人们才发现已有的理论对于中国现象的解释力是非常有限的,对于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所能提供的政策建议也是相当粗浅的。虽然后来经过大约四年的努力,中国摆脱了通货紧缩,但是关于消费与投资关系的更精细的互动机制,以及更有效的政策调整方式,仍然没有清晰地建立起来。这对于防范和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情况是很不利的。

2008年以来,肇始于美国次级债券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各国都在试图通过刺激政策挽救本国经济,但是什么样的政策才是有效的呢?中国的消费和投资比例关系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已经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构成威胁。近年来,局部经济过热时有发生,特别是投资过多的现象,又有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正在通过扩大内需政策力争保持自己的经济增长势头,那么如何有效地扩大内需,从而既能消除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又能使中国的消费和投资关系得到改善呢?对于消费和投资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关于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关于是否存在最优消费率,在我国的争论也已经持续了许多年,直到目前仍没有达成一致。例如,张守一(1998)、曾令华(1998)、吴忠群(2002)、刘迎秋等(2002)、杨圣明(2005)以及吴忠群(2009)、吴忠群和张群群(2011)认为存在最优的消费率,并提出了衡量消费率是否合理的原则,其中刘迎秋等(2002)、吴忠群(2002)和杨圣明(2005)给出了合理消费率的区间。但是他们所给出的消费率的区间也不尽相同。史永东和齐鹰飞(2002)以及袁志刚和何樟勇(2003)对中国经济的动态效率进行了分析,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率状态。他们的分析暗含着这样一个观点:存在一个最优的资本积累率,从而存在一个最优的消费率。但是他们没有给出最优积累率的值,从而也就不可能估算最优消费率的取值。而罗云毅等(2007)则否定了最优消费率的存在性。许多研究认为,从逻辑上说应该存在某个合理的消费率,但是难以加以理论说明,更难以量化。

近年来,国内研究者试图通过对劳动收入的研究对我国消费率的形成机制作出解释,其中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李扬和殷剑峰(2007)、罗长远和张军(2009a, b)、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 b; 2010)等。这些研究一致呼吁,应该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这显然暗示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导致中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有学者则明确提出:为了实现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的经济运行应全面转向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为重点的轨道上。为达此目的,加速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转型,增加公共支出和对居民的福利支出,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企业对劳动者的支付水平,应成为今后我国宏观调控的长期任务,等等。实际上这正是近年来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重要立脚点。但是,直到目前还未见到能够说明居民的消费行为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就是说,因为发现劳动收入占比发生波动甚至下降而推测中国的高储蓄率是由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观点,在理论上还存在很多盲区。首先,劳动收入与消费倾向是什么关系?因为要理解消费率的高低必须先对消费行为作出说明。难道是劳动收入下降导致了消费倾向的下降?这些问题在已有的研究中尚未触及。其次,劳动收入与收入差距之间是什么关系?当从收入的角度去理解消费率时,收入差距曾经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劳动收入的上述变化对收入差距产生了何种影响?但是已有的研究还没有对此作出说明。再次,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对总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产生了何种影响?由于劳动收入只是居民总收入的一个来源,而消费率显然受居民总收入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只有说明劳动收入与居民总收入的关系才可能探测到劳动收入与最终消费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可见,简单以劳动收入变动对消费率的高低及其合理性作出解释是不可靠的。另外,劳动收入占比的最优水平是多少?尽管已有的研究已经捕捉到了中国劳动收入变动的一些特征,但是没有人回答到底多高的占比才是合理的,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已经观察到的占比变动是一个合理的趋势还是一个病态的表现,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还是一个暂时的症状?这些都是理论上还没有澄清的问题。总地看,从劳动收入占比的角度考察消费率高低及其合理性缺乏基本的说服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都是实证研究,缺乏理论基础,无法得出一般性结论,对于回答国内争论已久的中国合理的消费率到底应该为多少以及解释各国消费率之间的差异似乎无能为力。

可见如何评估中国消费率的合理性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