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
隐语行话作为行帮等社会群体的特殊语俗，其基本功能在于保守当行秘密的内部言语交际和协调、维系内部人际关系。因而，其创制、流行和传承推广都主要是在群体内部进行的，其符号体系的约定俗成和传承过程大都具有相当的封闭性。青红帮等民间秘密社会组织，将记载会中秘密规矩和隐语行话等内容的“海底”，视为比身家性命还重要的当行最高机密物，其原因即在于此。明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二：“逆（刘）瑾用事，贿赂公行。凡有干谒者，云馈一干，即一千之谓，后渐增至几干几方。”像这样明代官场中表示行贿数额的隐语，除此书而外鲜见有闻，说明它也是具有封闭性的，只流行于某个特定的小圈子中。如果官场中人人皆晓，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隐语行话的封闭性也是相对而言的，也是有“时效性”的，及至其在行外人中传开，亦即无效了。由当行者泄露外传，是使隐语行话冲破封闭失效的基本原因。一些隐语行话从不同媒介渠道，因不同机缘而为普通语言所吸收，也就当然失去了原来固有的属性和功能。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扯淡”、“窟窿”、“杀风景”、“挂彩”、“观风”，东北方言中的“花舌子”、“出血儿”、“踩盘子”等，均属因传承扩布过程中突破封闭性而失效了的隐语行话，并衍生为新语汇。
东北话称强盗、土匪为“胡子”，称其团伙为“绺子”, “绺子”原即胡子匪帮的隐语行话。隐语行话的流行、传承大都因行而异，又往往受当行中人主要活动地域的乡土风俗和方言的影响，即或是同一行当者，亦往往因所处地文化的关系而存在隐语行话的差异。例如在当代大陆的流氓盗窃犯罪行帮中，同是粮票，杭州团伙的隐语行话称之为“活儿”，在广州称“钢板”，在黑龙江称“红头”，在四川称“粉子”，在沈阳称“吃的”，在上海、江苏等地又称“吃头”；即或同是四川，在成都又称“飞飞”，在重庆则称“籽籽”，等等。
有趣的是，多年主要活动于东北地区深山野林中的东北胡子的某些隐语行话，竟然与关内乃至中原的江湖行话完全相同。例如清末的《江湖行话谱·行意行话》和民初吉林的《临江县志》所载当地“匪语”中，都称吸鸦片烟为“啃海草”，称马为“风子”，而且近代山西晋南地区的民间隐语行话也称马为“疯疯子”，民初印行的《切口大辞典》所载短截贼的隐语称马为“疯子”。《江湖行话谱·走江湖行话》称小米饭为“星星散”，不仅当年的东北胡子这样说，而且当代黑龙江地区的流氓盗窃团伙的隐语行话仍这样说。
东北胡匪之所以同内地江湖隐语行话有如此明显的传承关系，关键在于其群体本身的形成的历史渊源。据清末徐珂《清稗类钞》辑录的史料得知：“明袁崇焕计杀毛文龙，文龙部下乃散而入海为盗，出没于辽沈、登莱间，此即胡匪之所自始也。厥后，边将孔有德、耿仲明、祖大寿等，相继叛明而降于本朝，其部下或有怀田横五百人之志，不愿寄身于降将旗下者，则亦附和为文龙之遗众，自逃于海。日久，凡亡卒悉加入之，遂成一党……久之，胡匪有以股而结为帮者，一帮未平，一帮又起，大有野火春风之概……或曰，胡匪行劫时，以红色涂须髯，故又名红胡子。或曰，胡匪用火枪，率以红缨塞枪之口径，及用时，拔其缨，衔诸口，远望似胡，故名……至其同类谈话，辄用隐语，殊离奇不可解。”由此可知，东北胡匪群体及其语俗的渊源均在明末时的关内，其隐语行话的某些说法与明清及民初内地江湖隐语行话相同，恰是这一传承关系的语证。
由于受地域文化和时代的制约（即时空条件所限），同一行业群体的当行隐语行话可因时、空差别而异，因而一时一地的隐语行话主要是在个别群体内部流行和传承的。如明末清初典当业一至九数隐语为口、仁、工、比、才、回、寸、本、巾，民国时则是由、中、人、工、大、王、夫、井、羊，而东北则是摇、按、瘦、扫、尾、料、敲、奔、角，皆迥然不同。新人进得行来，习说当行隐语行话是必修课，否则“言语不通”寸步难行。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内部传承，即行帮群体内部的传承。俗语说“隔行如隔山”，在旧时个中亦包括隐语行话在内。一如上述，有时虽为同行却也因隐语行话之别而如“隔山”。
同时，隔行乃至年代不同而个别隐语行话也有相同或近似的现象，如就“分”字用拆字（或兼藏字）方法构造的数目隐语“八”，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例。宋代的《绮谈市语·数目门》载八为“分不刀”，明清杂货铺业至民初金钱业、饭店业均称八为“分头”，清末民初的山果业、席子业和猪行均称八为“分”。这种相同或近似并无直接的行帮传承因素，却是就“分”字拆字造语这一方式起的作用，不谋而合。
因方音之别造成同行隐语行话变异、历时稍久而不相通用的情况，尤其常见。清末流传于坊间的佚名氏所辑《江湖通用切口摘要》，开篇即声明：“江湖各行各道，纷纷不一。切口，即隐语也，名曰春点。字无意义，姑从吴下俗音而译之，阅者原谅焉。此乃摘其常用繁者，知之则可与此辈相问答，且道途间亦自防之一补。今所记皆各道相通用者，至于各行各道另有隐切口，乃避同类而用，隐中又隐，愈变愈诡矣。”像这样以吴下俗音辑录的隐语行话，尽管是各行通用的，但对于吴语区以外也就因方音变异而不相通用了。
凡此可见，隐语行话作为民俗语言的一个特殊的封闭符号系统，其传承的封闭性与所属行帮等群体的封闭性是一致的。同其性质、功能一样，都是由维护当行群体利益所决定的。这种特殊性，恰为利用隐语行话考察各种亚文化群体及进行跨文化层次的比较研究，乃至公安工作的语言识别、言语鉴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有价值的语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