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语行话与民间文化

隐语行话，是一种特殊的民俗语言现象。它对民间文化有着特殊的影响。

一 隐语行话是民间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语俗

戴维·W．摩洛在研究赌徒隐语行话时提出：“隐语远非仅仅是语言的特定形式，它们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它们是研究有关心态、对人们和社会的评价、思维方式、社会组织和思维能力的关键所在。”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一种群体的隐语行话符号体系所掩盖的内容，既是其秘密，也正是该群体内部主导文化所在。这就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代表人物兼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说的，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人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隐语行话的本身，就是中下层社会群体的一种语俗，是民间文化的一种特殊语俗。

为什么说它是一种“特殊语俗”呢？作为民间文化范畴的语俗类型是很多的，如谜语、谚语、流行习俗、惯用语、称呼语、绰号、詈语、禁忌语、语言游戏等。尽管大都可以寻得使用者的年龄、职业等种种社会文化层面痕迹，但均非特定社会群体用于内部交际的特定符号体系，均非直接以对语言的反动来实现内部信息交流的保密需要，均非某些特定群体的固有语俗，都是开放性而非封闭或半封闭性的。相反，隐语行话作为一种特殊语俗，则是某些社会群体用于内部交际、维护内部利益（当行秘密）和组织、协调内部人际关系需要的必然产物。

隐语行话作为民间文化的一种特殊语俗，具有前面说到的封闭或半封闭性、符号性、群体性及口头性、地方性和传承性等基本特征。由于其主要用于口头交际过程和内部口耳相传，人群中的方言文化背景和因素的影响就在所难免。清光绪年间苏州桃花仙馆石印的唐再丰《鹅幻汇编》卷二十收录的《江湖通用切口摘要》引言中称：“江湖各行各道，纷纷不一。切口，即隐语也，名曰春点。字无意义，始从吴下俗音而译之，阅者原谅焉。”即可为证。方音之讹误，势必导致隐语行话的自然变异，加上其他人为因素、社会因素及为保密而应情况变化因素的影响，就愈发使之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发生各种变异，难免出现隐而又隐的趋势，对于考其形制构造、本来用字之类，愈发困难。尽管如此，江湖隐语行话在传承过程中仍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例如，清末民初活动在今河北、山东的江湖丐帮“穷家行”称一吊钱为“干桁”，而当代华北、东北等地的流氓、乞丐等黑社会团伙中将一百元称为“一杆子”。这是一种历经社会变迁后的传承变异，并非偶合。至于将狗称为“皮子”，几乎是清末以来至20世纪40年代江湖隐语行话中的“通用语”，在传承中竟未发生变化，仅各地方音有异而已。

宋元时即将养雏妓称为“养瘦马”, 20世纪以来仍称妓女为“马子”，而当代东北地区黑社会团伙则将之改称“抽子”，又足见其变化之殊。

凡此可见，民间隐语行话作为民间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语俗，虽有其特殊属性和规律，却由于其以母语文化为基础派生而出，仍大体因循了民间文化的一般语俗特征。

二 江湖文化与民间隐语行话

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有一个超越时代的复杂社会现象，即所谓“江湖社会”及其文化。说其复杂，是因它既藏龙卧虎，又藏污纳垢，鱼珠泥沙并蓄。反抗黑暗政治的揭竿起义者，以江湖义气联络各方、团结部众，如清季的天地会及后来的多种秘密社会团体。古代隐士有称隐居江湖的，如《南史·隐逸传上》即载“或遁迹江湖之上”。诗人不得志流落四方亦称落魄江湖，如唐杜牧《遣怀》诗云：“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甚至高僧也有称走江湖者，梁慧皎《高僧传·竺法汰》: “与道安避难，行至新安，安分张徒众，命汰下京。临别，谓安曰：‘法师仪轨西北，下座弘教东南，江湖道术，此焉相望矣。'”同时，那些杀人越货、走私枉法的流寇匪盗亦自称江湖中人。至于那些四海为家到处流浪卖艺、行医、占卜或以乞讨为生计者，同样也自称是吃江湖饭的。仗义行侠的江湖义士，一向为世人所褒扬、敬畏；“江湖骗子”，却是对一些江湖丑类及其恶行的习惯称谓。凡此种种，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皆为“江湖”所兼容，交织缠绕地构成神秘而复杂的江湖文化，是民间文化研究尤其隐语行话研究中最令人棘手，而又不能绕行的一个领域。

《江湖通用切口摘要》称：“江湖赌技，总分四行，曰：巾、皮、李、瓜。行此者名曰相夫。凡做相夫者，不曰做而曰当，故自称当相者。算命、相面、拆字等类，总称曰巾行。医病、膏药等类，总称曰皮行。戏法四类，总称曰李子。打拳头、跑解马，总称曰瓜子。”各行道之中，再加细分，不仅各有隐称，亦别有当行的隐语行话。例如皮行，在桌子置放药瓶行医卖药的称之“四平”；同时兼备有锉药现卖的称之“捻之”；在地上摆瓶卖药的称之“占谷”；掮布招、摇虎撑，走街串巷卖药的称之“推包”；用铁槌敲打自身方式招徕顾客的卖药者，称之“边汉”；用自我割分方式招徕顾客的卖药者，称之“青子图”；卖象皮夹纸膏的称之“龙宫图”；卖膏药只收香，不收钱的称之“香工”；自称戏曲艺人，而走乡串村行医的称之“收包”；摆草药摊的，称之“草汉”；卖眼药的，称之“招汉”；卖人参、三七的，称之“根根子”；打弹弓卖膏药的，称之“弹弓图”；卖假龙骨的，称之“凄凉子”；治毒疮卖春药的，称之“软账”；先以变戏法招徕观众，而后卖药的，称之“聚麻”；卖药糖的称之“甜头”；祝由科、画符称之于头子；画符治病且能说明病因的，称之“叉李子”；走乡串村送符的，称之“劈斧头”；等等。五花八门的走江湖行医卖药人，真假善恶混杂，以骗取资财为生计者居多。由于其行无定踪，以赚钱为本，坑人误命不负责，讲医德者颇少。

那么，历来为什么屡有人自愿上钩、甘心上当、屡屡受骗者至今不乏其例呢？其中主要是同民间文化的传统观念有关。在世俗观念中，仗义行侠、行善除恶和江湖义气是走江湖者赖以自立或结盟的一个精神支柱，也是赢得人们敬畏的根本所在。当人们对清官政治失去信赖之后，遇急遇难无助之际，即寄托于江湖侠义的帮助。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于鄂北老河口一带的一个哥老会支派，本名“九龙山”，颇讲江湖义气，聚众达数千人之多，后来干脆就改称为“江湖会”，成为清末“扫清灭洋”的一支重要力量。由此可见，“江湖”在世俗观念中的影响力量之大。至于江湖骗子，也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趋向，以行善为名，以作恶为实。

不久前，曾见到清佚名氏手辑的《江湖黑话谱》，其所录皆属当时江湖走镖者行事，是为初入镖行者备用的教习读本，正其名当为《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谱中说：“会全生意要知江湖话，才能称起江湖班。四大部州，三教九流，八大江湖，校里二行，有一不明是未全。”凡此可见，掌握当行隐语行话是江湖中人必不可少的基本常识，既是存身立命生计之本，也是凭以自卫、识别身份的“护身符”。正因其关系如此重大，所以，出于维护当行者共同利益的需要而“能送一锭金，不吐半句春。能送十千钱，不把艺来传”。这种不成文的江湖行规，是以江湖义气为基点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江湖习惯法。如有违犯，即辱没江湖义气，为江湖所不能容忍。因为，江湖文化的核心是江湖各色人等所尊奉的江湖义气，而隐语行话也是协调和维系当行人际关系的基本工具。这一点，也充分显示了隐语行话的群体性、封闭性特征。

由于隐语行话与江湖社会行事关系甚为密切，明清以来流传的一些隐语行话辑集，时有径以“江湖”二字冠名者，如明代教坊掌教司程万里《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书中收录的《六院汇选江湖方语》，经卓亭子删订作序的专书《江湖切要》，唐再丰《鹅幻汇编》中收录的《江湖通用切口摘要》，民初北京打磨厂学古堂排印的《江湖行话谱》，等等。

于此，应指出的是，《六院汇选江湖方语》的“六院”，是指明代金陵（南京）的六家著名酒楼、妓院，该辑卷首却称：“但凡在于方情，而在江湖上走动者，称（以下辑释隐语行话一百五十余事）”，可知“六院”虽为当时京师为“宿商贾”所建，亦是江湖中人经常往来出入之所，至少那些过往商贾往往要雇有江湖镖师随行护身的，妓家与江湖中人打交道多了，自需谙知江湖秘密语规矩以应付营业之道。与此同时同地、相关而又可为互证的，今所见辑录当时六院妓家本行隐语行话的《金陵六院市语》，即附载于卓亭于删订过的《江湖切要》一书卷末，署“明风月友著”。这就是说，江湖中人由于时常出入六院，为方便起见，亦需掌握其当行隐语行话，即如《金陵六院市语》卷首所称：“六院风景不同，一番议论更别。既难当时分晓，可不预先推详？”所谓“议论”，即就六院中人言谈时所夹杂的当行隐语行话而言。这样一来，本为妓家乃至当时江湖中人与六院的过从之谜，也就可以找到了答案。江湖中人常居无定所，游无定踪，出入酒楼妓家，自属常事；而对生意人来说，“来者都是客”，则是其基本的生意经。互通隐语行话，各为其便，正是其功利性所在。

民间秘密结社，是江湖社会中组织性较强而又极引人注目的群体。他们大都承继了江湖义气等江湖文化，其中也包括使用隐语行话这一民间语俗。不过，他们的隐语行话，虽以江湖秘语为基础，或间有交叉，却大都具有更强的封闭性。如果说，一般江湖通用隐语行话是半封闭性的符号体系，那么民间秘密结社的隐语行话则是全封闭性的，这是由其结社宗旨和有组织地保守内部机密的切实需要所决定的。“亚文化及其群体的人们，不仅享有作为其成员的资格，参加社会社团和文化社团的活动，而且他们也共享着语言传通的方式和类型。”“对于我们来说，关键在于懂得隐语是限于特定亚文化及其群体内所使用的语言，其成员是在主导文化之外的。懂得隐语是了解有关亚文化或亚文化群体的关键所在。”其缘故亦如安德列·里奇说的，“隐语帮助反主流文化提供一种自卫的手段”。译解、剖析江湖秘密组织的隐语行话，对于了解、把握其组织性质、行事规律等内幕及其亚文化心态，均有重要意义。据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书中记述：会规用以约束会内兄弟，互不通属的各个哥老会对这方面的规定大同小异，在实际活动中亦少有变动。暗号暗语则不同，其功能是掩护哥老会活动，一旦一种暗号或暗语为官方和公众知晓，就要变更，因此哥老会的暗号暗语十分复杂。而且，各地风俗习惯和方言土俗有差异，暗号暗语的差异就更大了……暗语的字面意思和实际隐含意思不一样，一般人不易理解。这里举几个暗语为例子。

扫面子：帮中人与某人有隙，派兄弟故意与他为难。

闹场：对有代隙的人，遇他有热闹的宴会时，故意捣乱；或因戏院、茶楼、酒楼、澡堂不买账时，故意去闹。

争风头：帮中人与帮外人发生纠纷，各不服输，扩大纠纷，双方集人群携刀棍动武，谓之争风头。上前动武时，名为开头，又曰上阵。

摆硬功夫：遇事以小刀向自己腹上或腿上猛戳，流血而不动声色，表示不怕死，使人畏怯，以达到他的目的。

帮会弟兄熟习了会内的一套隐语，即使在烟茶酒肆之中，也可高谈阔论，传递信息，而帮外人殊不能详其意。据说，哥老会红帮内的隐语，不下十万余言……

哥老会是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的一个主要支系，始终有着政治斗争的历史背景，然而从上述四例隐语的译解中却不难使人窥得帮中江湖恶习颇盛，会众成分十分复杂，良莠不一。事实上，哥老会成员除手工业工人、破产农民外，即是遣散的官兵和无业游民，辛亥革命后它几乎完全堕落为社会恶势力，与其固有的会众基础有着直接关系。

凡此种种，隐语行话作为一种江湖社会语俗和特定符号代码，以其内在的联系，为考察这一特定的民间文化，提供了一个别有洞天的窗口。

三 市井文化与“市语”

在汉语中，“市井”有多种含义，如城邑中的交易场所、城镇、街市、商贾、城市流俗之人或无赖之徒，包罗诸行百业，而活跃其间者大多为市民。隐语行话一名“市语”，当系就其是市井社会生活的一种习见语俗而言。

宋人陶彀《清异录》中说，“和尚市语以念珠为百八九”, “百八九”即僧人隐语行话中的一个语汇，考其语源当系念珠多取一百零八颗之概。在本书首章曾引述过宋曾造的有关论述，他在《类说》卷四引（元澄）《秦京杂记》语云：“长安市人语各不同，有葫芦语、子语、纽语、练语、三摺语，通名市语。”其后，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井邑间市语谓犀下品为鬼犀。”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 “惟用群队装其似像，市语谓之拽串。”明祝允明《猥谈》中亦称：“本金元阛阓用谈吐，所谓鹘伶声嗽，今所谓市语也。”至清初，翟灏《通俗编》卷三十八“识余”在逐一举了米行、丝行、绸绫行、线行、铜行、药行、典当、估衣铺、道家星卜、杂货铺、优伶及江湖杂流十二行一至十的数目市语后，又写道：“江湖人市语尤多，坊间有《江湖切要》一刻，事事物物，悉有隐称。诚所谓惑乱听闻，无足采也。其间有通行市井者，如官曰 ‘孤司’，店曰 ‘朝阳’，夫曰 ‘盖老’，妻曰 ‘底老’，家人曰 ‘吊脚’……俱由来于此语也。”至于以“市语”径为隐语行话辑集之名者，除明代的《金陵六院市语》外，宋代陈元靓《事林广记续集》卷八中已收录有一种《绮谈市语》，共辑释隐语行话三百六十余事，按内容分为天地、君臣、亲属等十九门。如其“亲属门”所录，以夫为“厥良、盖老”，以妻为“内政、底老”，以婢为“赤脚符”，妾为“妮子堕”之类。所谓“绮谈”，于此当含故意不直言之义。

凡此可见，以“市语”称隐语行话，至迟于宋代已始。同时，宋、明、清三代所谓“市语”，大都主要用指市井诸行，即或如翟灏那样亦用做江湖隐语行话之称，亦仅是将之视为诸行中的一行而论之，其所指出“江湖人市语”、“有通行市井者”诸例，又可佐证市井诸行市语与江湖人秘密相通和互相渗透的关系。一如前面已谈过的，江湖人隐语行话读本附载妓家市语，六院中人又力求掌握“江湖方语”，同为一理，是民间文化在中下层社会不同群体间相互平行层次的渗透与融合现象。

市井社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世事炎凉，人生百态，亦自然于“市语”中得到反映，觅得轨迹乃至史证。例如市井的蹴踘游艺，远在春秋战国时即已盛行，《史记·苏泰列传》曾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踘者。”至宋代尤为盛行，帝王亦有此好，宫廷中还设有御用球队，每逢盛会往往举行蹴踘比赛，民间亦有各种蹴踘结社，并有当行市语流行。今所见当时的《圆社锦语》，光是数目隐码即有两套之多，如一为“孤”或“解数”，二为“对”或“勘赚”，三为“春”或“转花枝”，四为“宣”或“火下”，五为“马”或“小出尖”，六为“蓝”或“大出尖”，七为“星”或“落花流水”，八为“卦”或“斗底”，九为“远”或“花心”，十为“收”或“全场”。有趣的是，其后一套数目隐码的所指部分，或有取自蹴踘当行行事为之者。如“勘赚”，一本作“勘膁”，即指二人踢法，《蹴踘谱·二人场户》: “两人对立，各用左右膁，一来一往，三五十遭，不许杂踢。”又“花心”，在《蹴踘谱》中属“九人场户”，为一种踢法。至于一般隐语行话中亦不乏此类，如以好为“圆”，左边为“左拐”，右边为“右拐”，骂人为“冲撞”，晚为“蹴踘梢”，靴鞋为“拐搭”，吃饭为“入气”，失礼为“穿场”等，颇富当行特色。据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记述，北宋时人高俅，初为苏轼小吏，能笔札，后属枢密都承旨王铣。王铣尝遣高俅给端王赵佶送篦刀子，端王见其善蹴踘，即留用身边。及赵佶即位为徽宗，对高俅优宠有加，任殿前都指挥使，加至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其父高敦复得任节度使，兄高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座，子侄亦皆为郎。也就是说，高俅以其一身球技得宠皇王，不仅一人得居高位，亲族也普遍称贵。《水浒传》第二回中，也有相似描写。仅此一斑，足见一时市井风情。历来描述市井社会生活通俗文学，最以明清为盛，其中又不乏用及当时诸行流行市语之例。于此，仅选言称“市语”的三例。

其一，见于《西游记》第二回。

祖师又道：“教你 ‘流’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又问：“流字门中，是甚义理？”祖师道：“流字门中，乃是儒家、释家、道家、阴阳家、墨家、医家，或看经，或念佛，并朝真降圣之类。”悟空道：“似这般可得长生么？”祖师道：“若要长生，也似 ‘壁里安柱’。”悟空道：“师父，我是个老实人，不晓得打市语。怎么谓之 ‘壁里安柱’? ”祖师道：“人家盖房，欲图坚固，将墙壁之间，立一顶柱，有日大厦将颓，他必朽矣。”悟空道：“据此说，也不长久。不学！不学！”

其二，见于《警世通言》卷三七。

当日茶市罢，万员外在布帘底下，张见陶铁僧这厮，栾四十五见钱在手里。万员外道：“且看如何？”元来茶博士市语，唤做“走州府”，且如道市语说：“今日走到余杭县。”这钱，一日只稍得四十五钱，余杭是四十五里；若说一声“走到平江府”，早一日稍三百六十足。若还信脚走到“西川成都府”，一日却是多少里田地！

其三，见于《儿女英雄传》第十一回。

却说李老、韩七两个一路上真个的是小心谨慎，不辞辛苦；不但安公子省了多少心神，连张老也省得多少辛苦。沿路上并不是不曾遇见歹人，不是他俩人匀一个远远地先去看风，就是见了面说两句市语彼此一笑过去，果然不见个风吹草动。

例一的市语“壁里安柱”，意思是终也要朽，在文中指难得长生之道，实为一种隐喻，是歇后语。因而，这里的“打市语”之“市语”，就不是“古代行帮使用的隐语”了。即或个中“市语”不属隐语行话，亦非直言，具有“隐”性，仍可见一时市井风习。例二称“走州府”为“茶博士市语”，即当时市井茶肆的当行隐语行话，即指借便贪取私匿钱财。即如其下文万员外所道：“你一日只做偷我五十钱，十日五百，一个月一贯五百，一年十八贯，十五年来，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贯钱。如今不欲送你去官司，你且闲休！”例三的“市语”，则属江湖隐语行话，其“看风”即指观察或探查情况、动静。凡此，诸般“市语”与市井风情融为一体，其本身既为语俗，亦属市井风习事象，自可从中窥视市井诸行微观化气象。又如《水浒传》第六十一回说浪子燕青：“不则一身好文绣，更兼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所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的诸路乡谈，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可知懂得诸行百艺市语，于当时也是市井中令人羡慕的一份本事，是为人处世的一种精明之道。何以如此？一时风气使然。有这种本事，即可与诸行广为交往，洞悉诸行行事，更好地立足于当世。

综上可见，隐语行话既属一种民间语俗，亦是可借以译解、透析民间文化的特别符号体系。其根本机制在于，它不仅隶属民间文化范畴，亦凝聚和运载着多种具体层面的民间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