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难题，唐乃晖的危机

1985年，我开始造访博卡拉顿实验室，了解新产品的外形等信息。当时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将工作重心放在他们的首要任务上，并不真心欢迎我的到来。我显得有些惹人厌，因为我问的事情与他们打造PS/2系列没有一点儿关系。我想详尽记录他们正考虑使用的部件信息。他们似乎认为我是个古怪的日本人，说着一口蹩脚的英语。坦白讲，他们待我并不友善，而我很明白其中的缘由。

但我深知我们能够完成任务。我能整合这两套系统，于是5550失去了意义，公司终止了这款产品的开发工作。这显然是场胜利。我猜老板们应该是看到了我的潜力，他们邀请我转岗到美国，一展宏图。这种工作调动情况在IBM十分普遍。1987年4月，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举家迁往纽约州的韦斯特切斯特县。我被派往IBM位于怀特普莱恩斯市北百老汇街的PC事业部总部，担任卢·比法诺（Lou Bifano）的助理。比法诺则要向PC事业部研发负责人唐乃晖（Nicholas M. Donofrio）汇报工作。同时，唐乃晖还掌管着博卡拉顿实验室的大权。

唐乃晖在公司内部是个传奇，他对工作尽善尽美的要求是出了名的。我对在美国工作心生恐惧，因为我的英语实在太差劲儿了。接电话是我的工作之一，但我发现接电话并用英语沟通是件非常恐怖的事儿。我常常等电话铃响过三四声后才拿起听筒，因为我希望对方能在我接起电话前就逐渐失去耐心，挂掉电话。学生时代我学了6年英语，并且考试分数不低，但与众多日本民众一样，我很难用英语熟练地、流利地进行交谈。

我在纽约应对工作琐事，而大洋彼岸大和实验室的一支团队接到新任务，研发另一款PS/2产品P70。这将是IBM首款面向全球市场的非美国本土研发的PC。P70是IBM第一台“手提行李”式产品，之所以称它为“手提行李”，是因为它差不多重达9千克，必须得用力提着。它离“便携式”还差得很远呢。

但大和团队遇到了电磁干扰（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以下简称EMI）难题。计算机中的电子线路能产生电流和电压，这会引起EMI。EMI是种有危害的辐射，早期电视机也遇到了相同难题。在全球市场上销售的每台电子设备，都必须符合政府设定的相关标准。在美国，这家重要机构便是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以下简称FCC）。

在新产品准备出货之际，出现EMI问题不足为奇。EMI问题总在最后关头显现，原因是我们在产品开发的不同阶段都会针对EMI做测试。但设计和零部件的不断调整，总会在不经意间带来新的EMI难题。当然，如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P70就不能开售，这就会造成巨大的财务亏损。

我的美国上司们显然非常担忧实验室的P70问题，开始要求我关注最新动向。职务上，我不是大和实验室或者P70项目的成员，但比法诺和唐乃晖想要立刻得到答案。因为我能说日语，于是他们向我求助。我只能通过电话或传真的方式与大和团队沟通，当时，跨国合作开发项目的难度可能是现在的两倍。但我发现，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只要电话打过去，甚至是日本的凌晨一两点钟，也会有人在工作。诚然，我觉得是应该努力工作，但我从未见过一群日本工程师如此夜以继日地工作还乐此不疲。我觉得他们有点儿疯狂。

大和团队最终寄希望于博卡拉顿，他们将难题带到这里，盼望能找到解决办法。所有人都认为博卡拉顿会有高招，毕竟这里负责IBM全球PC的研发。

然而，博卡拉顿却笼罩在危机感中。博卡拉顿的EMI实验室水平是IBM全球体系中首屈一指的，但即便是这里的专家，也被这台“手提行李”难住了。他们习惯了解决台式PC难题，台式PC拥有单独的CPU、外置键盘、鼠标以及显示屏，但现在，所有这些组件以他们从未见过的方式集成到了单个机器上。

产品生产已提上日程，但EMI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唐乃晖意识到他遇到了大难题，大概担心自己的事业陷入危险境地，他施压研发团队必须找到解决之法。

大和实验室的高管们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后，召集恰好身在美国办公的IBM日本工程师，要他们飞抵博卡拉顿帮忙。我当然身在其中。

再次来到博卡拉顿，我开始冷静寻找EMI问题的根源。我处理问题的思路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如果你能明确问题的根源，就有机会击败它。在某些情况下或许会出现两个诱发根源，导致问题解决起来更为棘手，但首先要挑战的是，明确诱发问题的根源。

我的英语水平显著提升，而且我惊讶地看到人们开始倾听我的想法。我说，我们重点要做到“重复”。如果你成功明确了诱发问题的根源，并进行测试，得到了积极结果，就需要明白整个过程步骤，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结果。你要重复试验，得到相同结果，以保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开始在头脑里组织试验，构建逻辑过程。如果你要调整一套系统，你期望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你得到结果A，它意味着什么？如果你得到结果B，又意味着什么？你应该在测试设备前清楚知道预期结果，否则就是在浪费时间。

我在博卡拉顿花了整整两个月解决EMI，并最终解决了它，P70如期推出。FCC要求IBM将P70交给FCC的华盛顿实验室，以测试这款设备是否符合监管规定，结果是P70通过了测试。

自此，我成了公司里参与处理EMI问题的明星工程师。1987年11月，博卡拉顿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来到怀特普莱恩斯市，请求我上司派我在感恩节假期间的一个周末前往佛罗里达，因为他们的另一台PS/2机型Model 30遇到了EMI问题。身为日本人，我本不该介意在美国传统节日期间加班加点，但周末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同样重要。不过我接受了这一安排，同时打算尽一切努力弥补家庭。

公司报销了我飞往博卡拉顿的费用，我自己掏钱给妻子和孩子买了机票，他们从没去过佛罗里达。我连续几天泡在昏暗的EMI室里，而家人在明朗的沙滩戏水玩乐，他们甚至看到了一架航天飞机从肯尼迪角发射升空。时至今日，我妻子仍将那几天视为她最开心的经历之一，特别是在我因为忙工作而没陪在她身边的时候。

在EMI室，我再一次使用父亲的直觉，圆满解决了问题。IBM可以出货另一款新产品了。

因为我的头衔跟唐乃晖差了好几个级别，我并不十分清楚他对我的工作有多欣赏。直到2001年，事情过去十几年后，时任ThinkPad业务部副总裁兼总经理的彼得·霍腾休斯（Peter Hortensius）告诉我，他曾向唐乃晖提议，提名我为IBM院士（IBM Fellow）。成为IBM院士是公司给的最高荣誉，受奖人能获得自由空间，追求自己向往的研究方向。

唐乃晖不断晋升，现在已是高级副总裁，有点儿像跻身神域，成为奥林匹斯山的希腊众神之一。高级管理者所享受的被人崇敬，一直是IBM日益严重的功能性失调的一部分，但事实就是如此。唐乃晖直接向公司CEO汇报，并掌管公司的技术战略大权。解决EMI问题一定有助于他事业的飞腾。

霍腾休斯亲自去见唐乃晖，讨论我的提名事宜。“我们想提议晋升内藤为IBM院士，”霍腾休斯回忆说，“你支持吗？”

唐乃晖回答道：“内藤在1987年时帮了我的大忙，你当然能给他升职。产品出了问题后，内藤能够妥善地处理。他解决了其他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