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伴随城市化的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化

产业化同时扩大了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而东亚的农业部门中，并没有出现资本—劳资关系的分解。近代东亚的农业部门中，小农家族经营始终占据着支配地位。

然而，小农经营也受到了商品经济的冲击。东亚小农生产的农作物，不仅在国内市场，也面向国际市场开始商品化。其中生丝是东亚的小农面向国际市场的代表性商品作物。

成为国际商品的养蚕、制丝业，受到与贸易港之间交通、通讯很大的影响。而且，养蚕农家和农村的制丝者们，对在贸易港设立据点的商人资本的信息和金融的依赖性不断加强。养蚕农民组织协同组合也尝试与商人资本进行对抗。

太湖沿岸水乡地带的养蚕农村

1989年，根据对1949年前居住在上海的438名上海市民的面谈调查，出生地中仅江苏省（44.3%）和浙江省（33.6%）就占将近八成。其次是上海市内，占13.1%。迁入上海的有职人员243名中，农民占62.1%、“非熟练工”（原资料为“非技术性工人”）占23.1%。迁入的原因，男性以就业为目的（68.6%），女性以随夫（42.1%）为最多。躲避自然灾害和战乱者占9.8%。

我们可以发现上海的人口增长，主要依靠江苏、浙江两省农民的迁入。正如上一节中指出，上海就业人员多数从事非熟练劳动等所谓城市杂业。为寻找就业机会从周边农村迁入上海的多数农民，被迫从事不稳定的职业。而且，农村人口持续涌入的原因，是来自农村强大的推动力。

推动因素之一，是为了躲避战争（日本的侵略战争及内战）和自然灾害。还有一个原因，是国际性的社会分工重组的浪潮，波及到了中国农村。下面通过事例介绍来论证后者。

著名社会学者费孝通，1936年对位于上海以西大约130公里、太湖东岸的水乡地带的开弦弓村进行了调查访问。该村人口不足1500名，水上交通发达，乘船2个半小时可到达最近的镇上。与太湖周边其他的农村一样，水稻是最主要的农作物，其次是养蚕。村里生产的生丝一部分供应给镇上的丝绸织户，大部分用作出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生丝的收入减少使养蚕农家陷入贫困。由于未能防止蚕虫瘟疫生产停滞，而且生丝仅是养蚕农家的副业，不能为出口的欧美国家的丝绸业的技术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衰退造成生丝的国际价格下跌，都是其原因。

20世纪20年代，苏州附近的某女子养蚕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而开始对养蚕农家进行技术指导。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省政府开始进行援助。经过蚕种的消毒和引进稚蛋的共同饲养等技术后，蚕虫的疾病减少，蚕茧生产量增加。1929年，以省立农民银行的长期贷款为本金，设立了装配有蒸汽机的制丝工厂。1935年该厂生产的生丝经出口局分类，列为最高级商品。

另外，由于工厂的启动，之前以制丝为家庭副业的农家女性无奈失去了就业的机会。结果，为维持家庭副业，农家和合作社制丝工厂之间为确保原料产生了竞争关系，而且，与当时的初衷相反，由于失去了家庭副业的机会，造成了农家女性转向城镇的副作用。

1938年，日本军队破坏了这家制丝工厂。1949年解放后，农民们致力于粮食生产，人民公社时期，通过桑园的集体化，养蚕业得以持续下来。1968年，重新建立了制丝工厂。改革开放后，一部分工地改为工厂（纺织工厂等）用地，也有一些水田变为养殖塘（大闸蟹等），土地利用和就业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横滨近郊的养蚕农村

横滨开港后，从事商品贸易而迅速积累财富的日本贸易商中，生丝销售商的资本积累尤为突出。强大的生丝销售商们，确保了对欧美进口商的价格交涉能力，主导横滨生丝出口价格成为可能，也和日本促进生丝出口、获取外汇相关。另外，由于生丝销售商作为巨大的买方，对制丝业商人发挥了垄断的作用，也造成了妨碍制丝业商积累资本的副作用。为制丝商提供原料的零散养蚕农家的价格交涉能力更加削弱。19世纪末，日本资本主义迎来了产业革命的时代，横滨的贸易商作为贸易商的成功反而妨碍他们向产业资本家的转化，但是，也有横滨贸易商涉足铁道经营的事例。

东京内陆区的中心商业城市八王子，作为养蚕地带的腹地，从开港时代就和横滨关系紧密。1886年，规划了八王子至横滨的铁道，最初计划和八王子至东京的铁道竞争。但是，由于政府采取了优先铺设首都东京为起点的铁道建设的方针，1889年首先铺设了八王子—东京（甲武铁道）铁道。其后，以横滨贸易商为核心提出了建设八王子至横滨铁道的请求。1904年，私铁横滨铁道成立，1908年开通了连接两座城市的铁道。

该铁道计划，也是神奈川县高座郡的宿愿。被评价为“陆上孤岛”的沿线地域的高座郡也是养蚕地带。1886年，为使农家副业生产的生丝质量均衡化而在高座郡及其周边设置了工厂，并成立了共同销售生丝的渐进社。该地区的农民，为提高生丝产品的质量费尽了心血。铁道的开设，在提高生丝运送效率这一点上，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高座郡相原村一位担任村里要职的耕作地主，于横滨铁道开通次年在日记中写道：“火车开通的第一年，有利于从远方运桑，求之者甚多，结果三元左右即可育蚕，茧收成减少，且购桑款流出”。他指出，铁道开通使购入桑叶养蚕的农家增加，造成茧生产的不景气，一部分农家遭受了损失。铁道开通进一步促进了农家经济的商品化，但对农家来说也增加了不景气和价格变动的风险。

该地主还在1924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时局变化使农村衰退严重……金融停滞，商业不景气，而无资产的工人们则收入颇丰，如京滨方向的铁道工人，报酬为每日5～6元……而农家雇工每日供餐，一日一元五十钱以上，以至佃农们把租种的土地退给地主（而去打工），地主们则度日艰难。”他从地主的角度，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农作物（生丝）价格的低迷和交通网络的发达，农业以外的劳动市场扩大，农业与其他产业相比陷入了更为不利的局面。

20世纪30年代伴随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奢侈品的生丝价格暴跌。因此，地区经济陷入了不振的局面。同时，陆军开始在该地区建设相关设施，以此为契机，开始实施以建设军事性中心城市为目的的土地行政区划整理事业。该事业随着战败而中断。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该地区改为向东京、横滨住宅圈方向整顿。战前的养蚕地带，在高度经济增长期变身成为郊外的住宅区。

朝鲜内陆·尚州的养蚕农村

洛东江经朝鲜半岛南东部南流，在釜山的西部入海，是条大河，河口的三角洲地带发达。釜山开港后，常住在釜山的日本人收购釜山周边的农地而成为大地主。还有人成立水利组合，在三角洲开垦农地并整顿为农场。在日本地主的主导下，釜山周边的农村被重组为对日本出口的粮食生产基地。

农村重组的浪潮并不限于釜山的周边。从釜山逆流而上大约250公里处的尚州郡也受到了影响。尚州属内陆的平原地带，从朝鲜时代以来，水稻、棉花、养蚕业就很发达。而且，尚州还是交通枢纽。在陆路上，汉城和东莱（釜山）大路途经它，水路货船可直抵尚州东部的洛东。

根据釜山浦商法会议所的日本书记官在1888年的调查纪录，日本产和金海（釜山的邻郡）产的盐，从洛东江逆流而上运输到与尚州连接的咸昌。而将明太鱼干运进洛东的是来自釜山的船。反之，尚州生产的棉布和粮食也经由釜山港运出。可见洛东江船运使尚州地区和釜山紧密连接。

1905年京（城）釜（山）铁路开通，但不在其沿线上。1913年，从京釜线上距尚州最近（40公里）的金泉改建到尚州的道路，牛马车承担了两地间的运输，导致两地关系密切。尚州虽然是大米的主要产地，却以“金泉米”的名称流通。

1922年，以金泉站为起点，经尚州前往安东的私营铁路庆北线开工。1924年开始了金泉至尚州的运输业。金泉—尚州的铁路计划，由两地的日本企业家们主导。1929年尚州站的发送货品中，大米和干茧的运输量居多。这些产品多经过釜山运往日本国内。货物多为肥料、粟米、盐和鱼干。从大米的运出和肥料、粟米的运入，可以看出产米增殖计划带来的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以及农民的贫困化（所谓饥饿出口）。

尚州从朝鲜时代就是养蚕业发达的地区。捻线织绸成为农家副业。殖民地时期，朝鲜养蚕业是日本国内制丝业的供给源。因此，日本蚕种取代朝鲜原来的蚕种得到大力推广。另外，制丝商为提高购买原料茧的效率，引入了以地域为单位由养蚕农户共同销售蚕茧制度。尚州在1914年开始了共同销售制度。

之后，日本的制丝业开始进入朝鲜，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特约销售制（特销制）取代了共同销售制。养蚕农家必须以道里规定的价格卖给指定的制丝企业。尚州1927年开始实行特销制。对此，3000人署名向当局提交了要求继续投标竞争的陈情书。这次的陈情，新干会的干部和地主、实业家等尚州的朝鲜有识人士发挥了主导的作用。

陈情虽然未能取得成果，但是，组织独自的茧丝流通加工渠道的代替方案却进行了尝试。1927年，咸昌产业组合成立，用联合工厂的织机生产捻线绸，而且共同销售，使原来作为农家副业的生产面貌发生了改变。为了提高捻线绸的质量，1930年代开发出“京染”，销售给京都的西阵。另外，有些经营米谷的商人们出身于尚州的丝绸商人家庭，由于也反抗特销制，所以独自对养蚕农家发放蚕种，进行资金贷款和技术指导，并以此购入的蚕茧为原料，经营机器制丝工厂。这种由小生产者或是产业资本家们独自进行的尝试，经过昭和经济危机带来的生丝价格惨跌的考验，最终被战时体制下的经济统制所封杀。

独立后，养蚕业作为韩国重要的出口农产品而得到增产，20世纪70年代中叶迎来了生产的最高峰。这一时期，尚州成为韩国最大的养蚕地。之后，桑园迅速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果树栽培的热潮。现在，尚州作为代表韩国的大米和柿子的产地而远近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