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战后城市的变化

冷战对立中，日本和韩国以日韩美三国之间的国际分工为基础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横滨和釜山，作为支撑国际分工核心的港湾·工业城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中国旨在“自力更生”，处于军事战略的考虑重点开发内陆地区的城市，上海的地位相对降低。

随着向改革开放路线的转变，中国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取得了高度的经济发展。加深了东亚内部的分工关系。

上海作为象征改革开放路线的城市，20世纪90年代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横滨和釜山，为应对经济全球化，面临着从工业城市的转型问题。

上海：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

由于内战时期难民的流入等原因，上海的人口急剧增加，从1945年的337万增长到1948年的541万人。1949年，又增长到773万人，其增长原因是因为加上了郊外（郊县）人口的缘故。之后，50年代末期突破了900万人，解放后人口也陆续迁入上海。60～70年代，上海人口的增长突然停滞。是由于户口制度限制了迁入城市的缘故。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一度出现了人口减少。可以说是工厂向内陆转移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下放政策的影响。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的户籍人口呈缓慢增长，2007年的户籍人口将近1400万人。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未在当地落户的暂住人口迅速增加。2007年，暂住人口将近600万人。2007年的上海，两者的人口总计约有1900万人，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之一。之后人口也保持快速增长。

上海解放时，工业生产值占全国的25%，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私营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对于新政府来说，控制从日军占领时期一直持续的通货膨胀，稳定上海经济是最重大的课题。政府一面活用私营企业，一面采取了将农产品供给集中到上海的政策。由此来打击投机商，改造原有的海外依赖型的经济结构，加强了与国内市场的有机结合。1950年，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同时，上海的经济和行政，也置于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

1953年开始的第一次五年计划，中国大陆考虑到和美国·台湾军事关系的紧张而采取了重视内陆工业化的政策。虽然工业化政策适用于上海，但是明显侧重于发展国防基础的重工业部门。上海工业的中心，从纺织工业大幅地转换为钢铁和机械等重工业。1964年，用于备战的“三线建设”开始，之后十年一直实行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工厂内迁政策。1952年约占全国工业生产总额20%的上海，1978年降低至13%。

城市建设方面，优先工厂用地的调整和扩大，除一部分棚户区得到整顿外，上海市民的居住环境和交通手段的整顿相对落后。上海工人的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不成比例。控制工资确保企业利润，国家吸收并投资于重化工部门，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下的资本积累结构在起作用。

之后，和美国、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中国，1978年采取了改革开放路线。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采用鼓励出口工业化的路线。当初，上海由于国营企业比重大，重化工为中心的产业构造，向改革开放路线的转变迟缓。1991年占全国工业生产值的比例降低到7%。但是，1990年，随着浦东新区的开发作为国家级项目开始实施，之后的上海经济迅速得到发展。如下表所示，上海的港口功能，从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扩大，如今的货物吞吐量在世界上已经位居前列。而且，国内外主要金融机构也陆续进入，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量迅速增加，上海在短时间内成长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金融城市。

1990年代后，上海的劳动力市场迅速扩大，吸引了内地农村的年轻人。当初，当局将大规模的打工人员移动称为“盲流”而将之作为取缔的对象。90年代后期，转换成引导劳动力转移的方针，打工者被改称为“民工”。2000年代民工开始定居。但是，由于上海保持着原有的户籍制度，民工与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之间存在工资和社会保障上的差异，逐渐成为社会问题。

横滨：工业化、住宅城市化及去工业化

战时的战祸和美占领军的长期接管，大大地改变了横滨的面貌。多数原先在横滨建厂的企业将本部转移到东京。接收横滨正金银行资产的东京银行也将横滨正金银行原东京分行改做总行。横滨经济受东京影响的色彩越来越浓厚。

还可以举出寿町的事例来说明其变化。东京和大阪形成了名为“寄场”的地区，集中了寻求土木建筑和运货等劳务的日雇工人。横滨的寿町也是其中之一。其他城市的寄场多在战前就已经出现，寿町的特点在于它是在战后才形成的。曾经是商业地带的寿町，受战时的空袭破坏，战后被占领军接收。旧地主被命令退出。1952年至1958年接收令解除，搬走的旧地主把名下的土地出售。战前就居住在附近河川沿岸贫民街的在日朝鲜人，购入这些土地，以日雇短工为对象陆续地建造了宿舍。寄场和宿舍形成了寿町的规模。寿町的人口在最高峰的1970年，超过了1万人。

从战后复兴期至高度增长期，横滨的重化工业的建设迅速发展。随着横滨沿海的填海造田的进展，钢铁、石油化工、造船、汽车、电气机器等重化工部门的工厂陆续建立。随后与东京、川崎的工业地带合为一体，形成了京滨工业地带的一角。日本资本主义丧失了中国这个曾经的最大贸易伙伴，20世纪50年代以后加深了与美国和东南亚的关系。于是，由于物流的便利性，工业建设的中心从九州北部、阪神（大阪·神户）地区移到京滨地带。

而横滨在高度增长期后，开始呈现了住宅城市的面貌。1953年，连接东京市中心和横滨的私营铁路公司（东京急行）的社长，发表了川崎、横滨内陆地区开发住宅用地的土地划分整理计划。该地区被命名为多摩田园都市，1966年，通过东京急行、田园都市线与东京市中心连接，形成了白领阶层居住的新兴住宅区。但是，由于内陆地区的企业用地建设没有进展，职住接近型的“田园都市”未能实现，成为在东京就职的上班族及其家庭的住宅城市。而且，居住人口超出了预想，上班族由此体会到了“上下班高峰地狱”。

以横滨为代表的全国城市中，重化工业的建设带来了公害问题。而且巨大的住宅城市的形成，也带来了建设公园、幼儿园等社会资本的整顿问题。对这些问题，中央政府的保守政权未能采取充分的对策。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各地陆续诞生了所谓革新领袖。横滨的革新领袖出现在1963年。1964年，以与民间企业个别签订的“公害对策横滨方式”，开始实施公害防止协定，着手解决公害问题。是先于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尝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受日元升值的影响，横滨的重化工业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很多的大型工厂都撤出。其结果前表所示，横滨港的国际地位迅速持续下降。

1889年成立的代表横滨的造船企业、横滨船坞为了顺应船舶的大型化，计划将创业以来的船坞搬迁到市内其他的地区。对此，1983年，横滨市开始了该船渠的用地和周边的城市再开发事业。现在，饭店、写字楼、购物中心林立。这些象征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横滨的产业结构开始向以第三产业为中心转变。

釜山：工业化、民主化和全球化

解放后，釜山的制造业由于日本的经营者、技术人员的撤出及南北分裂造成的电力、资源的不足，立刻呈现出大幅度的萎缩。朝鲜战争时期釜山作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之后在制造业领域也一直保持着在韩国的中心地位。面向国内市场加工美国援助物资的所谓进口替代工业得到发展。加上当时被称为三白企业的纺织、制粉、制糖业，殖民地时期以来的橡胶制品工业和造船业成为其主要制造业领域。造船业以外，所有的领域都是中小企业占主要比重。

但是，从解放当初到朝鲜战争时期失业者和半失业者的滞留问题，并没有因为工业化而消除。因此，住宅环境恶化，木板房集中的木屋村扩大，20世纪70年代初没有得到控制。特别是，海外回归者和从北部南下的难民们，无亲无故，缺乏资金，不得不自力更生。这些人中，有人在殖民地时期常设市场的场地上开露天商店，尤为出名的是主要经营海产品批发市场，从经营救援物资、救护用品、军用品开始扩大到服装、鞋包等多种商品的国际市场。两者后来都变为常设店铺，今天已经成为釜山的有名观光地。

20世纪60年代，以低工资水准为武器，纺织品、橡胶鞋、船舶等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迅速增长。特别是1965年日韩条约签订后，日本对韩直接投资的规模化与对日贸易的增加，促进了与日本邻近的釜山经济。经过60年代的发展，釜山的制造业在附加价值上持续占韩国整体的17%程度。釜山港作为工业产品的出口港地位也得到提升。

20世纪70年代重化工业化时期，釜山的制造业领域造船和钢铁的比重也加大。但是，中小企业比重高、生产性水平彽这一釜山制造业的结构性难题未能消除。70年代中叶以后，釜山制造业在全国的地位逐渐开始下降，80年代初，附加价值在全国中占的比重也跌破10%。

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造成的经济萧条时期，中小企业比重较高的釜山经济局势尤为严峻。城市下层民众不满诱发了1979年10月的釜马民主化运动，韩国民众在釜山及附近的马山高喊打倒朴正熙独裁政权的口号，举行了街头游行示威。这场大规模游行，也是1960年4月革命时发生的10万釜山市民抗议游行的再现。而且，在1987年6月的民主化运动中，釜山从6月10日到27日的全部抗争时期里每天都举行了街头示威。因此，釜山在韩国的民主化运动中，也总是起到了先驱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韩国经济繁荣，被称为三低（低韩元、低利息、低油价）景气。如前表所示，釜山港在这段时期提高了其国际地位至今。90年代初，韩国和苏联（俄国）、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以后，与两国的贸易迅速增加，也成为其要因之一。但是，由于釜山经济缺乏领导三低景气的汽车、电机等组装制造业，在韩国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愈发低下。加上人口从市中心向郊区的搬迁，1955年以后，釜山的人口开始减少。

现在，釜山正在尝试釜山港汽车产业的建设和东亚物流据点的设立等新的产业政策。在吸引国际会议和国际电影节的召开等方面，致力于培养着眼于国际化的文化产业。海云台地区也作为度假、住宅区域正在重新开发。可以说为了对应伴随全球化进展而引起的产业结构的转变，正在摸索建设新的城市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