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的“法天则地”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

曹峰

《史记·太史公自序》对《史记》每一篇都有一个精炼的总结，关于第一篇《五帝本纪》，他是这样说的：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这是说：从前黄帝以天为法，以地为则，颛顼、帝喾、尧、舜四位圣明帝王先后相继，各自建成一定法度；……这些帝王的美德丰功，万世流传。

后面的每一篇，都同样四字一句，用极为精简的文字，对直到“今上”（汉武帝）为止的帝王功业做出总结。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黄帝这位开创中华文明史的第一帝王，司马迁用了“法天则地”四个字，我想这绝非偶然，应该是司马迁在衡量了黄帝的种种功德，字斟句酌之后才做出的审慎评断。因为这四个字既能突出黄帝不同于其他帝王的特征，又能说明黄帝为何够得上“中华第一帝”的称号。虽然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但是他依然用“法天则地”这一极高的标准来形容黄帝，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司马迁发现，虽然《尚书》及儒家大部分著作不传黄帝的事迹，但在百家之言中以及在民间，黄帝却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司马迁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其所表见皆不虚”，也就是说，全国各地虽然风俗不同、教化各异，但都称颂黄帝，而且其总体精神也和古代经典不相违背、绝非虚妄之说。所以他认为轻易否定黄帝者，是“浅见寡闻”之人，对儒家典籍中宣扬黄帝事迹的《五帝德》及《帝系姓》二篇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指出“《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认为《春秋》《国语》这两部儒家心目中重要的典籍，很多地方正是对《五帝德》《帝系姓》的发明。因此，这里隐含了对不愿传播这两篇文献的儒者之批评。最后他自己“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结果是：“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即司马迁不拘泥于书本，在采择百家之言中“雅”的部分之后，为黄帝等五帝做了《本纪》。所以，“法天则地”也可以说是对黄帝之言中“雅”的部分的最高总结。

第二，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详细叙述了自己的身世，作为太史公，他在追溯司马氏这个官职的前身时说：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就是说，司马氏的职守可以上溯到颛顼时代掌管天文地理的南正重和北正黎，而南正重和北正黎正是沟通天人之际的管道。古人视天地人为相互联动的一个整体，根据宇宙秩序来指示人类的政治行为，政治行动必须从自然原理中寻求合法性依据。通过对天文地理的认识与把握，利用自然的规律，借助自然的权威来管理人事，代天立言、替天行道，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最为关键的部分，古代阴阳家、道家尤其强调这一点。因此，“法天则地”乃是文明建构的第一步，是一切制度、礼仪、秩序、规范的首要条件，例如，《尚书》首篇《尧典》，即以大量篇幅描述帝尧如何任命羲氏与和氏，遵循天数，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制定历法。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別确定东南西北的方位和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准确时间。因为只有确定了空间的位置和时间的运行，百官的职守才能因此规定下来。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把这段话几乎完整地抄录下来。可见，司马氏的职掌正是为帝王提供“法天则地”的依据和标准，如下文所述，黄帝的主要事迹正符合“法天则地”的精神，黄帝可以说是“法天则地”的第一人，因此和司马迁自己所从事的神圣的事业是一脉相承的，用“法天则地”来形容黄帝，应该是司马迁心目中可以找到的最高的词汇。

在这篇论文中，我想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通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来考察为何用“法天则地”这四个字来代表黄帝是极为准确的。第二，在《老子》中，是否也有法天则地的思想，在第二十五章中，老子如何利用和提升了法天则地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