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六个浙江”的科学内涵

“六个浙江”，是指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确立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进一步明确的、浙江未来为之不懈奋斗的、高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富强浙江、法治浙江、文化浙江、平安浙江、美丽浙江、清廉浙江”是浙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发展的具体目标。“六个浙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六个浙江”中不同目标又各有各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六个浙江”的认识。

一 “富强浙江”的科学内涵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中，“富强浙江”位列“六个浙江”之首，和文化浙江、清廉浙江一样，是第一次概括提出。这既是对“富民强省”提法的继承和发展，又体现了既富又强的更高目标。富强浙江与“六大”建设中的经济建设相对应，是“两个高水平”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具体展开，与法治浙江、文化浙江、平安浙江、美丽浙江、清廉浙江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体现了对浙江发展目标布局的进一步完善。

“富强浙江”，是浙江计划到2035年高水平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之一。“富强浙江”是指浙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八八战略”为总纲，在经济强省的基础上、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进程中，做到“在提升综合实力和质量效益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高水平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并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大幅提升经济综合实力和质量效益，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各项建设都提升到新的水平，继续走在全国各省区前列，高水平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中的第二个奋斗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富强既是时代的主题，也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改革开放以来，“富强”的内涵不断深化。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九大报告则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词组中，“富强”居于首位，指的是建立在人民既“富”又“强”基础上的国家的既“富”又“强”。把人民纳入“富强”的范围，是“富强”的题中应有之义。从长远来看，人民不富裕，国家的富强就不可能持续、持久；国家不富强，人民的富裕生活同样也得不到有效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可以说，浙江在社会主义的富强之路上已经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使得我们的实力更强、基础更牢、优势更大、起点更高，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建设富强浙江创造了良好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础。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在提升综合实力和质量效益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各项建设都提升到新的水平，继续走在全国各省区前列，既是省域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与每个浙江人息息相关的目标，是每一个浙江人的共同期盼和责任，只有依靠全体浙江人民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建设富强浙江的必由之路。围绕建设富强浙江战略目标，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更加深刻地领会和把握“八八战略”中蕴含的优势论，在工作导向上以改革强省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以创新强省增创发展动能新优势，以开放强省增创国际竞争新优势，以人才强省增创战略资源新优势，集中力量、集聚资源、集成政策，努力形成引领未来发展的新优势。

二 “法治浙江”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应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深入实施“八八战略”，为我省高水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乃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法治浙江”是指浙江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国家法治统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能动性，逐步完善地方法治，实现地方法治化，在高水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全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事业在法治轨道上发展，不断提高地方法治水平，打造“法治中国”示范样本的实践探索。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及省委十四届二次全会提出的“六个浙江”战略目标之一的“法治浙江”，是对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以来所强调的“法治浙江”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治总要求。具体来说，“法治浙江”的内涵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

从时间维度上讲，“法治浙江”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渐进过程。2006年4月，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对建设“法治浙江”进行全面部署，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也是首次对“法治浙江”的全面概括。自此以后，顺应时代对浙江发展的新定位、新要求和新机遇，“法治浙江”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2007年，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把建设法治浙江纳入“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之中。从2009年开始，中共浙江省委连续三年进行专题部署，把固本强基作为法治建设的重点，扎实推动执法、司法、普法等各项工作向基层延伸。2012年召开的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将加快建设“法治浙江”列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六大主要任务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浙江”作为现代化浙江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愈发凸显。浙江省委把“最多跑一次”改革等全省中心工作作为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大平台、试验田，不断促进全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事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党的十九大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进一步强调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性，这进一步拓展提升了“法治浙江”内涵深化的空间。

从空间维度上讲，“法治浙江”是建设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实践探索。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作出了“八八战略”等重大决策部署，在省域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法治浙江”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从地域角度看，“法治浙江”是与作为整体的国家法治相对应的地方法治。由此也决定了“法治浙江”需要兼具两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法治统一原则，即在符合单一制国家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框架下进行。应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充分发挥地方在国家实现法治进程中的能动性，即在提升各领域法治化水平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推进区域先行法治化，打造“法治中国”的示范样本。

三 “文化浙江”的科学内涵

“文化浙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实施文化建设“十大工程”，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公民思想道德水平和文明素质，着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保护，着力推进文艺繁荣发展，不断推出文化精品、拓进文化研究，着力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不断为经济的转型升级输送内力，着力促进媒体融合发展、网络内容建设管理，不断强化文化阵地，着力推动文化传播、文化走出去，不断发出浙江好声音、中国好声音，着力壮大文化人才队伍，不断激发文化生产力，为高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精神力量和文化氛围。“文化浙江”接续远古灿烂的文明而着力于创造现代的辉煌，立足于地域文化的优良传统而放眼于世界文化的融合与交流。“文化浙江”旨在进一步提升浙江文化软实力，旨在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及省委十四届二次全会提出的“文化浙江”是与“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建设一脉相承的。从“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再到“文化浙江”，对于社会治理而言，不仅是提法的改变，更是站位的提升、视野的开阔；对于文化发展本体而言，更是提供了向六维空间发展的无限可能。它有着更发达的体系与更丰富的内涵。它的内涵，可以从总体性视界、主体性视界和现代性视界三个层面来解读。

其一，总体性视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范式来看，“文化浙江”的“文化”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包括浙江文化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命题，包括浙江文化与周边文化、与中国文化乃至与世界文化的空间关系问题，也因此涵盖了继承、创新以及容纳、推广的所有命题；它包括社会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从事研究创作精神产品生产和文化公共服务的文化事业，也包括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的文化产业这两大分类；它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更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及精神获得感；它既重视精英文化的概念、抽象、提升与引领，更重视全体劳动者无差别的均等化的公共文化的获得、享有与创造。总之，它是文化软实力总体框架与全部向度的总和。

“文化浙江”是一个科学的发展观，它要我们摒弃经验主义、经济主义、理念主义等粗陋的文化发展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观，谋划“文化浙江”最大的真理性存在和更高形态的存在。

其二，主体性视界。文化发展最终表征为主体的进步，以及文化共同体文化力总体的增强。文化主体的进步，主要是指生成崭新的精神风貌、独立的人格意志、高尚的道德情操，尤其是指生成创造性的文化品格。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指出：“创新和实干是红船精神、浙江精神的要义。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保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保持虎口夺食、猛虎扑食的干劲，敢于担当、勇于负责，求真务实、苦干实干，干出勇立潮头的新气势，干出改革发展的新境界。”因此，创造、创新便是新时代浙江文化主体进步的总诉求。未来的岁月，我们要进一步优化文化主体的内在精神结构，从而更好地弘扬、发展浙江文化主体精神；使之更好地作用于文化结构的优化与协调、文化模式的改良与升级，从而更快地走向文化共同体的全面发展。

其三，现代性视界。发展浙江文化软实力，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浙江文化发展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代越族先民的文化；第二阶段是秦汉之后，浙江文化由一种少数民族文化演变为汉文化的区域文化；第三阶段是宋代尤其是南宋之后的繁荣阶段，江南地区为中国文化渊薮，浙江文人数量之多，文化作品之丰盛，影响力之深远，都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第四阶段始于近代，是浙江文化从先进的区域文化走向世界的跨越，这个过程至今尚未完成。经济的飞速发展，地球村时代的到来，在G20峰会、互联网大会的触发下，浙江已经开启了一个跨越式走向世界的新时代，如何从反思现代性视界出发，来规划文化浙江发展，如何让“文化浙江”全方位地、精彩而饱满地展现于世界面前，如何从讲好浙江故事出发进而来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未来十多年乃至更长的历史阶段内所要续写的新篇章。

四 “平安浙江”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平安浙江”是建设“平安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平安浙江”作为“六个浙江”战略目标之一。“六个浙江”战略目标之一的“平安浙江”是对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提出的“平安浙江”的继承与发展。而十多年前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的“平安浙江”建设正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很好实践与先期探索，为新时代我们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之一的“平安浙江”建设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基本经验。政治稳定、社会平安、经济发展、生态优美、生活富庶、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这正是“平安浙江”建设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平安浙江”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五大发展理念”，按照“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总要求，围绕“两个高水平”的总目标，适应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趋势，把握浙江社会转型发展新阶段新特征，顺应全省人民要求过上更加公正、更加幸福、更加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通过源头治理、基础治理、重点治理、合作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加快形成社会要素整合、社会资源兼容、社会发展协调、社会利益均衡、社会结构合理、社会治理有效、社会运行有序、社会关系和睦、社会保障有力、社会充满活力，打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高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

推进新时代“平安浙江”建设，我们必须牢记习近平同志的教导。习近平同志曾对“平安浙江”的丰富内涵作了深刻阐述：“平安浙江”中的“平安”，不是狭义的“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是一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系统工程，既包括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也包括维护经济发展的平稳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他还郑重提出了建设“平安浙江”的总体目标：实现“五个更加”“六个确保”，即：促进我省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确保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经济运行稳健、确保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确保社会公共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平安浙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蕴含着“富民强省”的新思路，完全符合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完全符合浙江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具有鲜明的浙江特色。

五 “美丽浙江”的科学内涵

“美丽浙江”是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特别是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重要思想指引下，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根据“美丽中国”建设总要求，结合浙江实际和生态建设经验，不断推进浙江生态发展的战略目标，是高水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背景下推进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总抓手。“美丽浙江”建设是“美丽中国”在浙江的具体实践，也是对历届省委提出的建设绿色浙江、生态省、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等战略目标的继承和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五位一体”总体目标进一步明确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此前，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五位一体”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2014年，《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定》中提出了“美丽浙江”的概念。“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推进建设美丽中国在浙江的实践，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作出关于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定。”

从实践来看，先有“美丽浙江”，后有“美丽中国”。浙江的生态省、绿色浙江建设，使“美丽浙江”这一概念呼之欲出，浙江改革开放40年来在“美丽浙江”建设方面积累的经验，为“美丽中国”提供了先期探索、基本经验和现实启示；但从上述两份报告中可以看出先有“美丽中国”，后有“美丽浙江”。“美丽浙江”是“美丽中国”在浙江这一省级层面的新目标和新实践，两者是一脉相承的，“美丽中国”“美丽浙江”所代表的内涵、特征和要求是一致的。因此，新时代建设“美丽浙江”就是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贡献。

六 “清廉浙江”的科学内涵

“清廉浙江”是实现“两个高水平”必须达到的战略目标之一。“清廉浙江”建设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建设廉洁政治的具体实践和重要载体，体现党的十九大、十八大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全会精神。党的十九大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提出建设“清廉浙江”，正是对建设廉洁政治一以贯之的落实和与时俱进的推进，是全面从严治党在浙江具体实践的总结和提升，是实现“两个高水平”战略目标的根本保证，是省委对全省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

“清廉浙江”是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浙江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政商清亲、社会清新，达到党风正、政风清、民风淳的最佳状态，拥有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清廉浙江”是党风、政风、民风以及政商关系的总体反映。要求打造团结、清正、廉洁的党风，勤政、廉明、清亲的政风，为民、务实、清廉的官风，崇廉、向善、淳朴的民风，诚信、尚廉、清新的社风。

提出建设“清廉浙江”并于2035年全面建成，是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及省委十四届二次全会的重大成果之一，是省委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结合浙江实际对各级党员干部群众的政治宣示，是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大背景下向全省上下发出的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清除不良作风、建设山清水秀政治生态的总动员令，是省委强化“四个意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充分体现浙江省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政治自觉，体现了对浙江发展规律性的准确把握，体现了浙江建设山清水秀政治生态的深厚底气、战略决心和巨大勇气。

综上，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及省委十四届二次全会高瞻远瞩地概括了未来浙江的奋斗目标，是建设并全面建成“富强浙江、法治浙江、文化浙江、平安浙江、美丽浙江、清廉浙江”，实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高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