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社会学不像物理学。唯独物理学才像物理学，因为一切近似于物理学家对世界的理解都将最终成为物理学的一部分。”

——奥迪斯·邓肯

我一直认为，社会科学与物理学存在本质上的差别。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是异质性的或彼此区别的，而物理学的分析单位则被假定为同质性的或可相互替换的。我将社会科学这一重要而普遍的属性称作“变异性原理”（Variability Principle）。

由于变异性原理的存在，社会科学要发掘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注定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尤其在个体层次上更是如此。正因为这个原因，社会科学似乎是一门软性的、不严谨的科学。这也是许多学者一直对社会科学中的定量方法提出质疑而偏好定性方法的主要原因。

然而，那些主张定性方法的学者并没有意识到，使定量方法遭到质疑的特性——变异性——也同样使定性研究遭到质疑，甚至问题更为严重。例如，因为每一个分析单位都不同于另一个分析单位，建立在单一个案基础上的定性研究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会因案例的选择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我曾说过，“尽管带有自身的缺陷、局限和不完善，定量方法依然是理解社会及其变迁的最佳途径。在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那些使定量社会学不可靠、成问题的特征恰恰同时使它成为研究社会现象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即……变异性原则。变异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没有一种定量的方法，我们就无法表述这种变异性。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比如思辨、内省、个人体验、观察和直觉，确实也能增进我们的理解。不过，我大胆地提出，它们能够起到补充作用，但不应取代定量方法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核心”。

本书所介绍的统计方法常用于描述社会现象的属性、规律性以及变异性，这些方法可被纳入回归分析这一广义范畴中。毋庸讳言，这些方法都有缺陷，因为它们都难以精确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有用工具。有的学生或许会有这样的错觉，即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某种完美的方法，或者某些方法本质上优于另一些方法。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一种完美的方案可以解决社会科学中所有方法论上的难题，也没有哪种方法能在一切情境中都必然地优于另一些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最适用于既定研究情境的方法。

所有社会科学中的统计方法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因此，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能够在将这些方法有效地运用到研究情境之前就知道它们的局限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局限。在本书中，我们特别关注了社会科学应用中各种统计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在适用条件下改进这些方法的途径。权衡取舍在实践中普遍可见，因此，我希望学生们能够以灵活的思维来学习这些统计方法。通常，方法论上更大的解释力来自更多的信息——或是更丰富的数据，或是更强的理论基础。1996年，我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评论Charles Manski发表于1995年讨论社会科学中识别问题的著作时，曾指出，“当观测数据不足时，我们只有通过强假定来获得清晰的结果。统计学中没有免费的信息。要么你收集它，要么你假定它”。

本书是根据我于2007年夏季在北京大学—密歇根大学学院举办的“调查方法与定量分析实验室项目”中教授回归分析课程时的讲义编写而成。我知道，目前中国国内有关回归分析的教材、专著和译著不胜枚举，这些著作都为中国学生与研究者了解和学习回归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我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一本好的定量研究教材，既要涵盖量化研究与统计方法的重要理论，又要将方法原理与示范案例紧密相联，与此同时，对中文教材而言，最好还能结合中国的实际调查数据，以帮助读者对这些方法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这本书是以CHIP88数据作为主要的示例数据，之所以选用该数据，一方面是因为我在1996年与韩怡梅合作的文章中使用过这一数据，对其有较为详细的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CHIP88数据也是许多其他学者做中国研究时常用的数据来源，因为该数据的全部原始个案和相关技术文档均可公开获得。我希望，借助对CHIP88原始数据所做的实例分析，读者既能将回归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应用场合牢记于心，同时也能结合中国的实际研究数据来从事规范的社会科学定量研究。

这本书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王广州教授在协调初稿写作阶段起了重要作用，我课堂上的六位学生——宋曦、刘慧国、王存同、李兰、傅强、巫锡炜，根据讲义编写了本书初稿中的部分章节。作为本身就有很强学术取向的学生和学者，这七人均是本书的合作者。我也从於嘉、赖庆、穆峥、周翔、黄国英、陶涛、任强、张春泥、程思薇在本书初稿读校的参与中获益良多。后记中细述了他们对本书所做的贡献。我对这些参与者的出色工作，还有历时三年的编写过程中他们同我的友谊以及对我的支持表示深深的感谢。对本书可能仍然存在的纰漏，我将独立承担责任。

本书的出版也得益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与鼓励。我在此感谢该社的谢寿光社长和杨桂凤编辑。正是他们致力于为中国社会科学界出版学术书籍的决心与付出鼓舞着我完成此书。

在此，还要感谢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讲座教授基金和密歇根大学Fogarty基金的资助。

最后，我还要感谢在我学术生涯中历经的无数老师与学生。他们让我知道，我对回归分析的理解仍旧有限。如果要论及此书的价值的话，它反映的是那些曾与我合作或共过事的人的集体智慧。我深知，与他们的合作和共事是我的幸运。

谢宇

于安娜堡，201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