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际产业转移与产业链整合:以中部地区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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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产业链整合的相关理论

1.产业组织与产业链整合理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详细介绍了分工的好处,并认为工业生产是一系列基于分工的迂回生产的链条。马歇尔(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18]中,则比斯密的研究更进一步,他系统地分析了如何通过企业的组织管理实现这种好处,然后提出了规模的经济性问题。

产业链整合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马歇尔,思想的源头仍然在亚当·斯密。马歇尔提出的规模的经济性问题与斯密自由竞争理想的冲突,构成了产业组织理论发展的主线。随着现代大型制造业的兴起,规模经济导致的垄断趋势和完全竞争市场的信念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剧烈,斯拉法(Sraffa)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的不相容性[19]。从张伯伦、罗宾逊夫人等人提出垄断竞争理论(Chamberlin,Edward.H,1948;Robinson,Joan,1933)开始,到克拉克提出可行竞争(Workable Competition)的概念,人们抛弃了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假设,在如何实现规模经济性、怎样才能使资源更好地得到配置效果之间找平衡。企业在市场上的地位若是垄断,那么就可以控制价格,拥有影响价格的市场势力,可以高于平均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这样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利润,具体地说就是垄断利润。所以,进行产业链整合的这些企业,其目的就是能够拥有这种势力,以掌握产品售价。企业可以通过水平合并,提高市场集中度,获得市场控制力,也可以通过纵向合并或通过对产业链上的企业施加纵向约束获得市场势力。混合合并不仅可以促进暗中的串谋,也可以产生或加强市场势力[20]。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产业组织理论,是这方面的主要研究力量。它们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分析这一过程,得出不同的结论,不过这些结论是有冲突的。

以梅森、贝恩为代表的哈佛学派提出了结构(Structure)-行为(Conduct)-绩效(Performance)分析范式。这一模式主要用来衡量市场集中度如何,产品有什么差别,该行业的进入壁垒高还是低,分析产品价格和产量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并以此来说明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21]。在这之后,谢勒(Scherer,1970)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该分析范式各环节存在着反馈效应(Feedback Effects)。通过对这一理论的深入分析,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79)发现了五种作用力模型。这五种作用力是产业中供方讨价还价实力、买方讨价还价实力、新进入者的威胁、替代产品或服务的威胁、现有公司的竞争威胁,也是五种影响产业利润的因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用此作用力模型来分析企业的战略。根据波特提出的模型,企业可选择合适的产业定位,并创造对自己有利的竞争态势。企业制定竞争战略,其目标就在于使自己能处于产业内部的最佳位置,从而才会有一定的竞争力,用来抵御这五种作用力。按照这样的分析,那么企业通过纵向整合(后向整合、前向整合)抵消来自供方和买方的讨价还价实力,提高该行业的进入壁垒和移动壁垒,获得竞争优势,就是一个可行的战略选择。波特这里的整合方式包括企业合并、兼并等完全的整合,也包括签订长期合同等有限的整合,还包括介于两者之间的准整合。如进行少数权益投资、贷款或贷款担保、专有交易协定、专门的后勤设施、合作研究与开发等。亚当斯和德拉姆(Adams and Dirlam,1964)对美国钢铁行业垂直价格压榨的研究显示,一个控制或影响了上游必需投入品价格的垂直一体化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这种投入品的价格,而使下游的非一体化竞争对手处于竞争劣势。“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指出不良的市场绩效(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是由不良的市场行为(垄断行为)引起的,这些不良的行为又源于不良的市场结构(垄断)。因此,哈佛学派的政策主张倾向于通过政府干预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从而获得高的资源配置效率。

芝加哥学派与哈佛学派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但芝加哥学派却不认同哈佛学派的绩效模式观点。该学派主要以斯蒂格勒(Stigler,George J.)、布罗曾(Brozen,Yale)等人为代表。这个学派认为,市场竞争是靠市场自己的力量进行的,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生存检验”过程。因此,芝加哥学派主张,企业自身效率的提高,导致了企业利润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从而使市场集中度提高并使市场势力得以增进。既然市场结构是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政府的干预就必须慎重。“结构-行为-绩效”范式揭示了企业可以通过产业链整合获得市场势力,芝加哥学派则暗示了企业能力差异也是导致产业链整合的重要原因。

新产业组织理论(NIO)的研究与前边的两个都不同。该理论对企业行为策略进行分析的时候,更多使用的是非合作博弈的方法,并且发现信息不对称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会对产业链整合起重要作用。Arrow(1951)的研究表明,如果随机地供给投入品,再加上生产厂商的实际供应量被掌握,那么下边的厂商为了改变现有的信息,就可能会产生后向一体化的动机。同时,在市场中一起竞争的零售商,如果增加了产品最终消费方面的信息或服务的话,“搭便车”行为便会在零售商间发生,最终会导致消费者得到的信息不够。再者,未一体化的企业在纵向上存在双重加价(Double Marginalization)的价格扭曲,每个企业在每个阶段都加上自己的价格-成本边际,导致整个产业链的利润低于一体化时的利润,所以存在纵向的外部性。厂商可以通过纵向合并或者施加纵向约束将外部性内部化,最大化产业链的利润。纵向约束可以是收取特许费、转售价格持平等办法。另外,能够增加对某一类产品最终需求的信息(或服务)对在同一市场竞争的零售商来说是一种公共产品,零售商之间的“搭便车”倾向,可能使得提供给消费者的信息供给不足。比如消费者在买之前,肯定会货比三家,先多看几家。可能会在一个零售商那里咨询一下,询问产品是什么价位、质量怎么样、有没有售后服务等相关信息。不过问完之后,不一定会在这里买。最后可能会在别的零售商那里购买,这样之前被询问的零售商就会少了一部分顾客,带来了损失。发生的次数多了,零售商就不再愿意提供这种服务了,横向外部性便因此产生。当然这种“搭便车”行为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的,制造商可以靠纵向约束。比如让较少的零售商从事销售,只准在某些区域里买卖等。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结论是,产业链中的厂商通过实施一系列方针,控制其他厂商,从而使自己的市场势力得以扩张,获得最大化利润。不过最新的研究表明,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势力而进行产业链的整合并非每个企业都适合,因为靠市场的结构与行为共同作用,市场势力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新产业组织理论揭示了产业链中的厂商通过实施一系列策略,对产业链上的其他厂商实施纵向控制,扩张市场势力,从而最大化自身利润的过程。

2.产业集聚、交易费用及企业共生网络

(1)交易费用理论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企业就是一个“黑箱子”,对它进行运作是无成本的。所以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是可以无限扩张的。但是有前提:一是技术只受市场规模的约束,二是政府没有规制方面的限制。

科斯(Coase,1960)认为,在企业内部组织活动肯定是有成本的,因为市场在进行经济活动的安排时就有成本。通过对这两个边际成本的比较,才有了企业的边界范围。企业家在管理上会造成规模不经济,原因就是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没有发挥出全部作用。换句话说,就是生产要素没有被企业家好好利用。科斯还认为,企业不会无限制地扩张下去,就算是不考虑市场、技术等管制条件,其扩张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约束。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7)从别的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人的理性是不确定的,还会有机会主义倾向,这两者共同作用产生了交易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投资的资产具有高度专用性,那么为了防止投资完成以后,其他伙伴因机会主义倾向而进行掠夺性利用行为,这种交易就更有可能在企业内部进行。除此之外他还认为,企业可以实行纵向一体化策略,运用这种手段来降低交易成本。Crocker和Masten(1991)认为,纵向一体化的发生,不仅仅是因为资产专用性方面,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也对其发生产生了促进作用。

迈克尔·迪屈奇(2000)则认为上述理论是不完善的,因为他们只考虑到了交易费用,却把因资源配置而产生的效益方面忽略了。他认为企业之间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结合由这两者共同决定,并用这两者解释了多样化的产业链整合。但是规模经济程度又由企业技能所决定,这点提醒我们在进行产业链整合的时候,要把转换整合的视角从企业外部向内部转移,把技术因素向企业自身能力方面转换。

(2)产业集聚及其构成要素

一般认为,企业要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有许多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制约。内部因素包括资本、知识和技术、管理技巧和营销策略等,而外部因素主要是市场状况、供求状况、关联产业和辅助产业状况、竞争对手、政府产业政策等。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中,这种内部和外部因素对企业的竞争作用至关重要,而且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尤为明显。但是,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22]中不仅不明显,而且可能还会相互转换。竞争优势理论[23]为我们了解企业保持低成本竞争打开了大门。迈克尔·波特(2002)认为,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必须寻找不断强化自身竞争优势的产业定位。产业是围绕某一核心产品由多个企业集群构建的综合体,是由一群企业以同类产品生产或劳动服务直接进行竞争,从而决定竞争优势是否见效的竞技场。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首先必须明确企业所属产业的竞争结构和企业在这一产业中的定位,也就是要在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说,产业对企业的竞争优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4]。那么,产业的竞争优势是怎样被决定的呢?韦伯在1909年发表的《工业区位论》中分析了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问题。他指出“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因素是区位中两个仅存的在区位内起作用的要素”,“任何其他对工业的地方积累和分布起作用的因素都包含在集群力或分散力部分,并且只在区域性因素所形成的一般框架中发挥作用”。“集群因素是一种‘优势’,或者是一种生产的廉价,或者是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被带到某一地点所产生的市场化”[25]。很明显,产业集聚有其显著的优势:一是通过靠近专业的物质投入和信息、设施互补等可以提高生产率;二是可以改善激励和绩效的评估;三是可以提高创新率和创新成功率;四是集聚可以降低新企业形成的障碍,营造提高生产率的环境。

总之,产业集聚有利于交流信息、减少交易费用、互补、激励,以及从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中获得“公共”物品,使产品成本最小化[26]。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分析,产业集聚的基本构成要素可归纳如下(见图1-1)。

图1-1 区域产业集聚要素构成框架

因为这些要素的构成,使得相关的企业愿意集聚在一起以求得成本最小化,从而使集聚区内的生产更具优势。集聚的构成要素是与企业数量的集聚相关联的,只有企业集聚到一定的数量,才有可能体现企业集群或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些所有涉及的要素构成才具有现实意义。基于集聚要素的存在,接下来需要关注的是,在产业集聚区内企业之间具体是怎样建立互为依存、互为作用的关系的。

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分析中,首创了“交易费用”[27](Transaction Costs)这一概念。用交易费用来选择企业的生产方式、用交易费用的高低来衡量企业生存状态是经济学家的一大发现。由于专业化分工,单个企业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难以承受交易费用的增加,加之“市场失灵”,企业不得不把产、供、销等不同的环节纳入自己统一的经营体系之中,从而形成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纵向一体化”[28](Longitudinal Integration)。这样一来,企业不仅扩大了生产规模,而且“内部交易”[29](Internal Trade)代替了市场交易,使企业更容易加强控制,缩减外部环节,大大节省了交易费用。但是,纵向一体化会带来一个问题,即管理费用的增加。更多的环节集结于企业所有需要顾及的方方面面,机构人员的增多,控制的压力和难度增大,费用反而大大增加。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企业获取市场信息的成本逐渐降低,纵向一体化的优势不断减弱。为降低管理费用,另一种生产经营模式产生了,这就是“横向一体化”[30](Horizontal Integration)。相互独立但在利益上又相互密切联系的企业群形成了一种生产网络关系,这种企业群之间的生产网络关系,“介于市场与科层组织之间,是一种中间性组织,它的存在强化了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31]。企业间的这种生产网络关系,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一种建立在协作基础上的共生组织关系。由生物学扩展而来的企业共生现象构建了企业共生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企业共生组织是一个完整的企业生态系统,是作为独立经济组织的企业之间,因同类资源共享或异类资源互补所形成的共生体,该共生体促进了内部或外部、直接或间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这种改进既带来企业效益的增加,又推进社会福利的增长。

3.企业能力理论

企业能力理论把目光从企业外部转移到企业内部,关注企业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产业链整合是配置企业能力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既然才能被定义为创造价值和企业竞争优势的能力,能力自身就是带有目标指向的和能动的,它实际上就是竞争优势的代名词。正如罗斯比(Loasby,1994)指出的“高能力的个人集合体并不能自动形成有效的组织”。所以,能力的主体之间如何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形成并发挥这些才能才是重要的。事实上,人们无法事前确定企业希望创造的能力能否促进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因为如果事前可以确定,那么核心能力很快就会成为公共物品的组成部分,企业可能获得的租金也会在竞争中消失[32]

源于彭罗斯(Penrose,1959)的独创性论著,企业能力理论强调了在企业把从要素市场购买到的资源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企业所起到的独特的作用。企业并不像契约理论那样,被仅仅看作一个“中心签约人”。彭罗斯把企业看作由具有诸多潜在服务效用的不同性质的资源组成的集合体,资源发挥效用的范围由企业现有的知识水平决定。所以,分析企业的成长,特别要重视企业固有的能够拓展其生产机会的知识积累倾向。企业是知识的集合,也是能力的集合。

1990年,C.K. Prahalad和Gary Hamel发表《公司核心能力》一文,指出企业优势的形成和拓展与企业核心能力的形成和保有密切相关。企业核心能力是组织内部一系列互补的技能和知识的结合,企业能力的积累和存储显著影响企业的边界和范围,特别是横向多角化经营的广度和深度。

基于能力的分工可以在一个企业的内部(企业纵向一体化)完成,也可以由分散在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的企业独立完成。然而,在多数情况下,最终产品的生产会超出单个企业的能力和资源。为了取得成功,企业必须将其内在能力和外在能力以合适的方式组合起来,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需要和保证企业赢利。曼哈尼和潘汀(Mahoney and Pandian,1992)通过区分“竞争性协同”和“特殊性协同”,证明了组织在将不同能力紧密结合起来的时候,能够创造价值,这种特殊性协同中心促进了对联合的需要。

企业培育能力基础之上的竞争优势是为了获得理查德租金或垄断租金,并且通过建立不可模仿的能力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从而长期占有这些租金。但是当基础性知识广为传播时,能力的传播非常迅速,甚至一些只可意会的知识也能被复制,基于企业核心能力的竞争优势削弱,当这一现象发生时,特殊性协同会转化为竞争性协同,交易成本与先前领域的联系发生变化,企业纵向分离的可能性增强。

租金耗散的可能性伴随着知识的扩散而提高,因而企业就必须不断追求新的能力,不断更新企业的竞争优势机制。Allan Afuah等(2001)的研究认为,当技术发生变迁的时候,企业有效率的边界是动态变化的,企业在技术变化的早期阶段进行后向整合是有利的,这可以使企业尽快吸取新技术。但是当技术已经发生不连续的变迁,可能使得原有能力过时的时候,非一体化便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就是说,企业要通过整合“绑定”新技术,尽可能不要“绑定”旧技术。

从静态上看,产业链的整合方式与企业之间的能力分布有关,也与协作的交易成本有关,并受到企业战略的影响。在变化的环境中,产业链整合成为更新企业能力的战略工具。在创造什么能力、如何创造等方面,企业能力理论并没有给予完善的解答,所以我们仍然不了解决定产业链分解整合的根本力量。

4.产业链理论

产业链理论是建立在产业经济理论基础上的,通过文献分析和对产业链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可以认为产业链理论主要由以下产业经济理论构成。①产业集聚理论——产业集聚通过企业集群效用证明了产业集聚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从理论上阐明了区域经济中通过产业组织与生产方式来实现产业快速发展的基本途径,这种产业快速发展的实现途径为产业链的创立搭建了基础平台,也奠定了理论基础。②产业竞争理论——竞争优势通过成本优势证明了产业集聚的必然性,同时也证明了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是生产要素的有机组合,这就为产业链在产业生产环节中的基本作用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③企业共生理论——对企业共生原理的研究再次证明企业集群或产业集聚在产业竞争中的客观必然性,揭示了产业链上关联企业间的有机联系,进一步提供了通过产业链集聚企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④价值链理论——产业集聚的本质在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价值联系,价值链能够证明产业链的衍生对产业壮大和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为产业链的形成提供内在的、本质的、关键的理论依据。⑤供应链理论——供应链与产业链共生于一个产业体系中,产业链的衍生就是供应链的衍生,供应链的运行状况影响产业链的质量。因此,供应链理论为产业链的建立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方法和实证依据。

价值链的概念最早由迈克尔·波特提出,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他是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研究的,主要分析企业的价值增值活动、可能与供应商和消费者存在哪些联系,以及企业怎样把握住竞争优势。

产业价值链要说明的是一个价值增值过程,发生在厂商之间,也可以是厂商内部,主要是为了生产出最终的产品或者提供相关服务。除此之外,它还涵盖了企业商品的整个阶段,即从买来材料到最终产出。把企业看成整体的话,那么它的竞争优势就存在于生产的整个过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企业自己的价值链上的活动,都是为了给日后的竞争打基础。而其竞争的对象就是现在已经有的厂商,或者以后将要进来的厂商。

上述几个方面的理论构成,证明了产业链理论来源于产业经济理论,产业经济理论是产业链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产业链理论形成的前提和条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

5.目前的研究趋势

日本学者关满博以各国技术结构的差异性为切入点,论述了由技术差异导致产业分工,又由产业分工导致产业转移的机制[33]。刘易斯·威尔斯(Wells)1983年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34]、拉奥(Sanjaya Lall)1983年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论[35],以及坎特韦尔(Cantwell,John.A)和托兰惕诺(Tolentino,Paz Estrella)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36],均从局部创新的角度来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现象。

近年来,美国著名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来解释国际产业分工和产业区域转移。波特认为,拥有优势要素并不意味着必然拥有竞争优势,而有效率地调动优势要素的能力才是竞争优势的关键。他通过对由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等要素构成的地区“钻石体系”来解释地区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并强调“上述四项要素形成‘钻石体系’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产业环节能否成功”[37]

此外,在产业区域转移的微观层面的研究上,邓宁(John H.Dunning)在1977年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和海外生产的角度提出了“国际生产综合论”[38],用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模型来说明企业的对外投资和扩张行为。他认为,产业组织决定的所有权优势、要素赋存结构决定的区域特定优势和交易成本决定的内部化优势,是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区位优势,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更趋紧密。

总体来看,国际上已有的产业区域分工和产业转移理论存在着两个特点。第一,无论从何种角度讨论产业区域分工和转移的机制,上述理论均没有脱离产业决策者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动机,如在静态分工理论中实际影响产业区域分工的核心是产业效益,只不过由于假定了市场统一而要素不动,便演化成了劳动成本或要素禀赋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必然是因为影响产业的成本进而影响效益而对产业分工带来影响。在动态分工理论中,如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实际的核心也是由于产业本身和外部条件的变化造成产业在一个地区的收益变化,从而推动产业区域的转移。第二,上述理论多以国际产业区域分工和转移为研究对象,尽管对研究国内产业区域转移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仍然由于存在较多的差异而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


[1] 李新安:《区域发展路径的经济系统分析》,经济日报出版社,2009。

[2] 魏后凯、邬晓霞:《我国区域政策的科学基础与基本导向》,《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2期。

[3] 张一:《全球产业分工变化及我国的对策》,《中国经贸导刊》2012年第7期。

[4] 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5] 王南:《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发布,人民网国际频道,2012年7月6日。

[6] 协调失灵的风险可能是由于技术原因,也可能与契约的不完全性有关,后者使得当事人会遭受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损失。杨小凯(1998)将这种交易失灵造成的损失看作内生交易费用。

[7] 芮明杰、刘明宇、任江波:《论产业链整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10页。

[8] Weber,A.,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9.

[9] Losch A.,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4.

[10] Isard,W.,Methods of Regional Analysis: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Science,New York:Wiley and Technology Press,1960.

[11] Bertil Ohlin,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

[12] Leontief,W.,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13] Lewis Arthur,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14] Raymond Verno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

[15] Kojima K.,“Reorganization of North - South Trade:Japan’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1970’s”,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

[16] Dixit,A.& Stiglitz.J.E.,“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3).

[17] Paul 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

[18] Marshall,A.,Principles of 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Volume),London:Macmillan,1890.

[19] Sraffa,P.,“The Law of Return under Competitive Conditions”,Economic Journal,1926.

[20] Scott,John T.,“Purposive Diversification as a Motive for Merge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89,7(1).

[21] Bain,Joes,Industrial Organization(Second Edition),John Wiley Amp Sons Inc.,1968.

[22] 指商品的价格形成完全由市场来决定,没有政府干预或垄断行为。参见〔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册),梁小民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569页。

[23] 迈克尔·波特先后发表了《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等专著,许多学者如多纳德·海、德里克·莫瑞斯、陆立军、刘斌等认为其开创了竞争优势理论。

[24] 〔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32页。

[25] 〔德〕韦伯:《工业区位论》,李刚剑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35~167页。

[26] 刘斌:《产业集聚竞争优势的经济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第36页。

[27] 交易费用即企业在市场交易中所发生的各种成本和费用支出。参见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

[28] 企业通过隶属关系延伸生产经营规模,即建立多个垂直领导的内部企业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参见刘树成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凤凰出版社,2005,第147页。

[29] 也称“内部人交易”,即一个组织或系统内部组织相互之间形成的交易行为。

[30] 企业通过同一生产阶段的规模扩展而实现的一体化。即通过企业间的利益关系把关联企业联合起来共同生产,从而降低成本。参见刘树成主编《现代经济词典》,凤凰出版社,2005,第428页。

[31] 庄晋财:《区域要素整合与小企业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第131页。

[32] Barney J.B.,“Strategic Factor Markets:Expectations Luck and Business Strategy”,Management Science,1986,32(10),pp.1231-1241.

[33] 〔日〕关满博:《东亚新时代的日本经济——超越“全套型”产业结构》,陈生保、陈青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34] 〔美〕刘易斯·威尔斯:《第三世界跨国企业》,上海翻译公司,1986。

[35] Lall,Sanjaya,The New Multinationals,New York:Chichester and New York,John Wiley,1983.

[36] Cantwell,John and Tolentino,Paz Estrella,“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University of Reading,Discussion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tudies,No. 139,1990.

[37] 〔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68页。

[38] Dunning,H.,Trade,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First Published in B.Ohlin Per. Ove Hesselbom and Per Magnus Wijkman ed.,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London:Macmillan,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