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区际产业转移基本理论

产业区域转移在某种意义上是产业区位选择和产业区际分工的动态变化。关于产业区域转移问题的理论可以大体从区位选择和区际分工两个角度进行分类，关于区际分工的理论可以分为静态区际分工理论和动态区际分工理论两类。

1.产业区位理论

产业区位理论是研究各产业活动的空间选择和空间配置的理论，其揭示的产业区位选择的行为动机和基本动因对研究产业区域转移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按照对产业区位选择行为动机的认识，产业区位理论经历了由成本决定理论到利润决定理论再到综合决定理论的发展阶段。

（1）区位成本决定理论

产业区位理论中的成本决定理论也叫古典区位理论，产生于19世纪20～30年代。第一个系统研究工业区位理论的是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 Weber）。他在1909年发表了古典区位理论的代表作《工业区位理论：区位的纯粹理论》[8]，提出了工业区位理论的最基本理论。随后他又于1914年发表《工业区位理论：区位的一般理论及资本主义的理论》，对工业区位问题和资本主义国家人口集聚进行了综合分析。其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区域对工业区位选择吸引力大小的决定力量是最小生产成本，而影响产品成本的一般性区位要素是运输费用、劳动费用和集聚效益。

具体来说，韦伯认为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并将企业吸引到生产费用最低、节约费用最高的地点。区位因子又可分成适用于所有工业部门的一般区位因子和只适用于某些特定工业部门的特殊区位因子，如湿度对纺织工业、易腐性对食品工业。韦伯经过反复推导，确定三个一般区位因子：运输费用、劳动费用、集聚效益。他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假定工业生产引向最有利的运输费用地点，就是由运输费用的第一个地方区位因子勾画出各地区基础工业的区位网络（基本格局）。运输费用是对工业区位定向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是运输距离和货物重量的函数。由此就可把生产力布局问题简化为在原料地和消费地之间寻找最小运输费用点，使生产消费全过程中耗用的运输费用（以吨公里表示）最少。第二阶段，第二个地方区位因子劳动费用对这一网络首先产生修改作用，使工业有可能由运输费用最低点引向劳动费用最低点。劳动费用被视为对运输定向的工业区体系的第一次变形，当劳动费用带来的节约能抵消较高的运输费用时，企业的最佳区位就会由运输费用最低点转向劳动费用最低点。第三阶段，集聚效益被视为由运输和劳动力定向的工业区位体系的第二次变形。单一的力（凝集力或分散力）形成的集聚或分散因子修改基本网络，有可能使工业从运输费用最低点趋向集中（分散）于其他地点。工业区位受集聚要素影响，倾向于适度集中。这会使企业在区位选择上偏离因运输费用和劳动费用联合作用而形成的最优区位。集聚一方面表现为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下降；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生产经营活动在地域上的集中，这种集中既有利于企业间开展专业化分工协作，提高经济效率，也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销售费用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总之，韦伯认为区位选择总是趋向生产总成本费用最低的地点。这就是区位理论中的“成本决定理论”。成本决定理论实际上假定了需求给定且对产业区位选择不产生任何影响的条件，揭示了产业区位选择中以最小成本支出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思想，但实际上市场需求在产业区位选择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区位利润决定理论

由于成本决定理论排除了市场要素的影响，不能全面地说明实际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过程，继而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利润决定理论。利润决定理论认为最低成本只是作为企业总利润的一个要素而发挥作用的，成本最低点并不意味着利润最高点，企业家关心的实质不是成本最低，而是利润最高，也就是利润最大化点才是产业区位选择的最佳区位。

利润决定理论的代表是德国学者勒施（A.Losch），他于1940年发表的《经济的空间秩序》[9]（英译本名为《区位经济学》）是动态区位理论的代表作，对工业区位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他认为商品都有一个最大的销售半径，由于排出（分散）和吸入（吸引）两种力量的不断作用，市场圈产生扩张和收缩的变化，企业势力消涨取决于其六边形的市场圈的扩大和发展。他将一般空间均衡方法引入区位分析，并将贸易流量和运输网络的中心地的服务区位问题也纳入区位理论的研究范围，研究市场规模和市场需求结构对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的影响，从而提出动态模式，并以垄断代替韦伯的自由竞争，以最大利润代替最低成本。

勒施特别重视市场区对工业布局的关系，研究了不同等级的市场圈所辖消费地数量和最大供应距离等问题。随着销售圈距离加大、运输费用增加、价格上升，销售量也逐渐减少。为此他创造了需求圆锥体理论，圆锥尖为最远距离的销售量，而底座为最近距离的销售量。揭示了从供求结合上观察工业点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周围的消费者，消费需求量的大小是区位选择上优先考虑的主导要素，而市场容量又取决于消费强度、消费倾向、产品价格、市场半径、产品推销技术、单位产品的运费等相关要素。近代区位理论以市场-价格分析揭示出利润最大化是影响区位选择的决定性要素，开辟了从消费地研究工业布局理论的新途径，使区位理论走向宏观化。

（3）区位综合决定理论

除了上述利润最大化经济动机以外，区位的选择还必然受到决策者的志向、能力、知识、现实观察力及对信息收集分析与评价所付出精力的影响。而且，现代企业家不仅关心赚钱，同时也追求舒适安宁的生活，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宜人的气候、完善的社会设施、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及享受文化娱乐活动的机会等。因此，区位决策者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往往成为区位的决定因素。决策者所满意的区位，不一定是成本最低或利润最高的最优区位，而是综合优势最显著的区位。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区位理论更强调行为因素的作用，特别强调以人的行为因素为依据，对成本-市场要素做综合分析，进而发展成为综合的整体性的区位理论，即空间结构理论。美国区域经济学家伊萨德（W. Isard）明确指出，最大的利润则固然是产业配置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的实现同自然环境、产品成本和区域间工资水平等因素有关。

伊萨德从20世纪50年代起对工业区位理论提出了大量的新观点，主张从“空间经济理论”出发研究区位理论，利用比较成本分析和投入产出分析等综合分析方法进行工业区位分析，把工业区位理论作为“区域科学”的核心。他指出影响工业发展和布局的条件很多，它们的作用不同，而且在不同区域中的作用变化很大。此外，其中有些因素是互相依存的，并且是可相互取代的，如资本因素与劳动因素之间的关系。当资本家建立特定规模的工厂时，在工资高、技术条件好、资金来源充裕、利率低的地区，可以采用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虽然投资多，但可节省劳动费用；而在劳动力充足、工资低廉、资金来源困难的地区，则可采用不很先进的技术，节约投资。伊萨德的最大贡献是把工业区位理论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注意地区的特点，发挥地区的优势，建立地区性的最佳生产部门，把工业区位理论作为地区开发规划的基本理论。因此，合理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必然受多种要素的影响，必须对多种要素，特别是成本-市场要素进行综合分析[10]。

可以看出，尽管区位选择理论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囊括的因素不断增多，但产业决策者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动机始终是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核心动因：在成本决定理论中实际上是假定需求和其他条件不变时追求效益最大化，在利润决定理论中实际上是假定利润代表决策者所追求的效益。而综合决定理论中尽管引入了诸多的要素，但一方面，这些要素可以纳入广义的收入成本概念中，如舒适的生活条件也可以内生化为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收入要素等，不够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也可以内生化为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成本要素等；另一方面，其他要素对产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也可以看作对决策者追求效益最大化过程的干扰，如信息不对称等。具体来看，产业区位理论揭示的决策者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产业区位选择动机是我们分析产业区域转移问题的重要依据，同时产业区位理论中所涉及的如运输费用、集聚效益、劳动费用、市场需求等要素也是我们研究产业区域转移问题所必须涉及的。

2.产业区域分工理论

产业区域分工理论可以划分为静态分工理论和动态分工理论。前者着重研究产业在区域间分工的基础条件，后者则着重研究产业区域分工的变化规律，也就直接涉及产业区域转移问题。

（1）静态分工理论

关于产业在区域间分工的理论研究经过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最早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优势理论：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生产成本最低的产品，各地区以生产成本最低的产品为专业化生产领域，地区之间相互交换其专业化产品，能够使各地区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因此在他的理论中，生产成本是用劳动耗费量来衡量的，成本的差异归结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形成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基础在于各地区拥有的优势不同。亚当·斯密把这种优势分成两类：一类是自然优势，就是超出人力范围之外的气候、土地、矿产和其他相对固定状态的优势；另一类是获得性优势，是指工业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条件，如资金、技术等。不同地区将根据在生产和输出某种商品时所具有的自然优势或获得性优势，分别专业化地生产优势产品并用以交换其他产品，从而形成合理的国际地域分工。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以单位产品的必要劳动量“所费”大小，论证了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地区间的分工，劳动生产率绝对处于劣势的地区，仍然能够凭借比较优势参与分工和贸易，贸易的结果有利于双方。各个地区都集中生产并向其他地区输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其他地区输入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每个地区都能从分工中获得比较利益。李嘉图的结论是，最有效、最合理的国际地域分工，应该是各个国家生产比较成本较低的产品。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 F.Heckscher）和俄林（Bertil C.Ohlin）从不同产业与地区的生产要素密度和要素丰度的差异出发，提出了按要素丰裕程度进行国际分工的要素禀赋理论（H-O理论）[11]。他们认为，不同地区分别在要素方面表现出不同的要素供给价格，以至于不同地区适合不同的产品生产活动。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在国际分工中应该生产适合本国要素禀赋的产品，发展能够充分发挥本国优势要素的产业，如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应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来美国的实际情况产生了“里昂惕夫悖论”[12]：一向被认为资本更为丰富的美国，真正优势的产业是资源密集型和熟练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学者们对“里昂惕夫悖论”的解释又推动了产业分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如人力资本论、技术要素论，以及以规模经济和产业差异为分工基础的新贸易理论等。静态分工理论从多方面提供了产业区域分工的基本条件和影响机制，为研究产业区域转移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2）动态分工理论

实践证明，地区间的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化的，产业在地区间的分工也会由于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变化的比较优势也就成为产业区域转移的重要动因。经济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产业地区分工的动态变化。基于要素禀赋理论，阿瑟·刘易斯（Lewis Arthur）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13]一书中，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分析了产业转移的经济动因。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现象进行探讨后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产业的生产成本上升。由于成本上的变化将逐步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最终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显然，他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产业转移的主体，并且把产业转移与比较优势的变化相联系。限于当时的时代条件，对其他如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问题没有做出解释。

在解释“里昂惕夫悖论”过程中，仍以要素禀赋差异的存在为前提，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于20世纪60年代独辟蹊径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4]，以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来解释产业转移现象。该理论指出，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并在各国之间转移。产品生命周期不同时期产品的特性存在很大差别，随着产品由新产品时期向成熟产品时期和标准化产品时期的转换，产品的特性会发生变化，将由知识、技术密集型向资本或劳动密集型转换。处于创新期的产品一般属于技术密集型，进入发展期属于资本密集型，进入成熟期属于熟练劳动密集型，进入衰退期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企业为顺应产品从新产品阶段到成熟阶段再到标准化阶段的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在要素丰裕程度不一的地区之间转移产业，以规避生产上的比较劣势。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以工业发达国家为主体进行的，提出了产品“生产—出口—进口”的发展路径，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产品创新、成熟、标准化三个阶段，并将其划分为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时期。虽然弗农并没有使用“产业转移”这一概念，但从企业生产由发达国家到不发达国家的转移过程来看，这种“产业生命周期”的实质就是产业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梯度转移。

Tan（2002）在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从产品系列的角度来解释产业内的国际转移现象，进一步使之动态化和系统化。他将产品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并将对应的市场结构分为“直接出口”“中间产品出口和当地组装”“当地生产”三种。对于高档产品而言，对应的市场结构以直接出口为主，以中间产品出口和当地组装为辅；中档产品则以中间产品出口和当地组装及当地生产为主，辅之以直接出口；低档产品则以当地生产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产品不断充实到高档产品系列中，与此同时，高、中档产品系列中的一部分降级并充实到中、低档产品系列中去。与上述框架相对应，就国际产业转移而言，外国直接投资者将高档产品的生产主要放在本国进行，辅之以中间产品出口和国外组装；就中档产品而言，产品在国外组装的同时生产也逐步向国外转移；低档产品的生产则完全转移至国外进行。

与此类似，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和小岛清从后发工业国的角度来研究国际产业转移。赤松要以日本等后工业国家为主体提出了产品“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的产业转移路径。他通过对日本棉纺织工业的研究，从侧面分析了产业跨国梯度转移的过程。他发现，日本的产业都要经过国外进口、本国生产以代替进口、通过资源或劳动力优势生产以价格优势出口这样几个阶段。在一个以年代为横轴、以市场为纵轴的直角坐标系上表示，其图形就如同三只大雁展翅翱翔。这三只大雁形象地显示了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从进口、国内生产到出口的发展过程，人们称之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形态来看，日本学者关口博夫提出了“中国内部将会出现以上海为雁首的‘雁行发展模式’”。显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立足产业先导国家，而“雁形发展模式”理论立足后进国家，但在产业转移规律方面两者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在综合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日本学者小岛清基于“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于20世纪70年代再次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解释产业转移，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并同时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15]的产业区域转移模式。他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入比较劣势的行业（称为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明显或潜在比较优势的行业）依次进行”。他的理论引入了“产业转移的比较优势”这个概念，提出在投资国和投资对象国之间从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依次转移，同时由技术差距较小的投资国的中小企业作为这种转移的承担者。投资国向海外转移的应是投资国国内已经失去比较优势，而在投资对象国却具有或潜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投资国企业将自己的经营资源从本国那些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的产业（即所谓的边际产业）中撤出来，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对投资国和投资对象国来说都是一种福利最大化的选择。很明显，小岛清十分强调产业转移的主体是比较劣势产业，转移的目的是实现劣势产业仍然存在的某种潜在优势。应该说，小岛清的这个理论从廉价资源、低廉劳动力成本、市场寻求与国际化的生产销售等方面，说明了日本战后经历的“先进现代产业部门—创造了比较优势—失去比较优势—向外转移”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和原因。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日本积极向亚洲新兴市场进行产业转移、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主要理论依据。

3.新经济地理产业集聚的“中心-外围”理论

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 & Stiglitz）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一文，标志着新贸易理论及相应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产生[16]。与传统的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所决定的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生产力布局及区域发展模式观点不同，该理论从运输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所引起的集聚经济、递增收益、规模经济性、外部性或溢出效应等角度探讨企业区位的选择及区域经济增长模式。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克鲁格曼（Krugman）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17]一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并强调市场效应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源泉，引发了经济地理研究的热潮。随后，Rosenthal和Strange（2004）在研究知识外溢与动态外部性演化过程时，进一步指出动态外部性除了劳动力市场集聚、输入共享和知识外溢因素外，还包括天然的优势、国内市场影响、消费机会和寻租等，并强调集聚经济与距离衰减有关，提出了一个考虑地理因素和比较优势以确定它们各自影响的模型。根据“新经济地理学”，资本外部性的相对规模、劳动力迁移的动力和交通成本将决定经济活动和财富在空间配置上的区域整合程度。该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主要是由于报酬递增，且报酬递增会呈现不同的形式。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界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模式。中心-外围模型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两个具有完全相同外部条件的地区，在存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和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制造业为何会在一些发达地区集中而不在相对不发达的地区集中？这些情形又会在何时发生？中心-外围模型通过引入规模报酬递增、人口流动和运输成本来对制造业区域集聚的原因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即一个地区的市场需求越大，由于存在较强的规模经济、价格指数效应及累积循环因果效应，该地区的制造业份额便越大，商品的价格指数就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也越高，也就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地区工人，这将促使该地区的市场容量进一步变大。由于存在规模报酬递增，越来越多的制造性企业就会进入该地区。在此情况下，制造业就由世界经济中原来的均匀分布逐步演变成一种核心-外围的经济结构。与此同时，核心地区的制造性份额也就大于外围地区的份额，从而该地区也就变成了一个制成品的净出口地。在运输成本进一步降低的情况下，企业是进一步集中还是开始分散，要看分散化力量和集聚性力量谁居主导地位，当运输成本降到使分散力量占主导地位时，企业就不必接近市场布局，产业就可能出现分散化。

这种模式反映了中心（发达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转移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动态的、统一的整体体系，但是二者在生产结构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平等，同时二者又并非相互独立，而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