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青少年吸毒的原因

（一）初次吸毒者的心理、环境因素

1．同伴吸毒行为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警世慎交箴言对青少年吸毒者来说，意义深远。交上一个好的朋友，可以使自己一生的工作和生活都受用不尽；交上一个坏朋友，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前途，使自己的一生暗淡无光。同伴吸毒行为对青少年使用毒品的行为产生影响，甚至超越了个人自我控制能力（林丹华、范兴华、方晓义、谭卓志、何立群、Xiaoming Li, 2010；刘晓梅，2009；马红平，2007）。青少年结成一伙互相感染吸上毒品，有时还会和黑社会牵连上，这种团伙性更加助长了青少年吸毒的势头（刘少蕾，1995；肖亚麟，2007）。随着青少年思维独立性的迅速发展，其依附心理发生了变化。他们一方面渴望脱离以往家庭和师长的约束，另一方面由于依附心理依然存在，又致使他们必然依附新的对象来代替原来的依附对象，从而由对家庭及师长的依附逐渐转向了对社会同辈群体的依附。同时，青少年尚处于身心发展不够成熟的阶段，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不稳定，又有较强的模仿性，争强好胜，好表现自己。在群体（尤其是交往密切的群体）环境的作用下，受熏染、从众、风险分担和转移等群体因素的刺激，青少年自主性弱化，自控能力降低，平时一个人不会或不愿去从事的行为，在交往群体的无形压力下往往会表现出来。正是在与吸毒群体的交往过程中，很多青少年完成了对毒品及吸毒行为由抑制排斥到逐渐认可并最终接受的态度转变（胡剑、景海俊，2010）。

在中国近年的研究中，学者也肯定了同伴吸毒对中国青少年吸毒的影响。刘志民等（2000）在北京、哈尔滨、重庆和武汉等城市对657名吸毒者的调查发现，受朋友、同学、同伴影响而首次吸毒的人占49.8%。廖龙辉（2001）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毒品由朋友、同学、熟人提供的首次吸毒经历各占28%、19%、14%，合在一起等于61%。另外，庄孔韶（2003）在云南小凉山地区发现，一些少数民族青少年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和互惠关系就包括毒品的共享和交换。在一项对324名吸毒者的问卷调查研究中，朱琳等（2005）发现青少年第一次吸毒经历主要与朋友关系有关，包括朋友聚会吸毒、朋友介绍毒品使用方法、朋友小群体一起寻求吸毒的刺激。王君等（2006）在乌鲁木齐市的调查发现，509名吸毒者中有443人的周边朋友也是吸毒者。阮惠风、李光（2008）发现新型毒品滥用群体朋辈的日常行为从总体上而言，失常是较为明显的，并依群体类型不同与日常行为指标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三类滥用新型毒品的群体中，无业者朋辈群体失常行为最为明显，在偷盗、抽烟、同其他年轻人打斗、谈论自杀、尝试自杀几个指标上赋值最高；“嗨妹”朋辈群体大部分指标值高于公司职员朋辈群体，在与人发生非婚性关系上，甚至高于无业者群体朋辈，排第一位；公司职员朋辈群体整体指标平均值最低，接近正常水平，9个指标中，有近7个赋值最低，但在喝酒指标上赋值最高，在吸烟指标上排第2位。

景军（2009）研究中国青少年首次吸毒的具体情境包括“被单位开除，心情苦闷”、“朋友们为干爹守灵，出于解乏的目的，一起吸食毒品”、“做小姐时，姐妹带着一起吸毒”、“失恋苦闷，朋友拉着吸毒”、“为缓解胃痛，朋友让吸毒止痛”、“开火锅店，有钱找新玩意儿，朋友一起吸”、“赌博赢了钱请客，小兄弟们买毒品”、“朋友一起在夜总会玩时首次吸毒，”、“替黑社会讨债，拿到赏钱，朋友一起吸”、“初恋男友带着吸毒”、“当了包工头，身价百万，朋友介绍尝新鲜”、“在深圳被男人包养无事可做，在迪厅与朋友尝试粉”。从以上原因归纳看，首次吸毒的诱因相当复杂且相互交织，包括社会问题，如失业、当小姐、为黑社会讨债；感情问题，如失恋、当二奶之苦闷；与身体状况有关的问题，如解乏、缓解胃痛。然而将这些问题串联起来导致青少年首次吸毒的关键是朋友关系。此外，朋友关系是导致青少年戒毒一段时间后重新吸毒的关键因素。他发现，吸毒青少年养成成瘾性的关键是不良朋友关系。离开戒毒所回到社会后，这些人很快会回到具有相同嗜好的朋友圈内，重新滥用毒品的比例往往高达95%以上（景军，2009）。

然而，朋辈的影响真的那么重要吗？林少真（2009）认为许多吸毒者的交往群体并不局限于吸毒群体，而且也可能是吸毒者更重要的朋友群体，而吸毒者与这些不吸毒、更重要的朋友群体的交往频率更高。而且，新型毒品和传统毒品不同，它不会让使用者上瘾，可以自我控制。有研究数据显示，从第一次服用新型毒品是否自愿上看，81.15%的新型毒品使用者表示是自愿吸服的。因此，交友不慎、上当受骗不能完全解释吸毒者多次使用毒品的现象。那其他可能的原因何在？

2．轻信、好奇等“无知心理”

一般人对新事物和陌生事物都具有探索和尝试的欲望，尤其是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不够成熟的阶段，各方面都有待发展。青少年求知欲旺盛，有着强烈的好奇心。面对吸毒会获得强烈快感的渲染和诱惑，好奇心强烈的青少年就有可能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尝试，从而慢慢地滑入深渊，不能自拔（卞晓静，2009；廖龙辉，2001；马红平，2007；肖亚麟，2007；张先福，2004；周振想，2000）。在一次关于毒品的全国性问卷调查中，对于“如果有机会，你愿意尝试一下毒品吗？”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竟然有80%的孩子表示“愿意试一试”。这种青少年特有的好奇心往往就是他们走上吸毒不归路的开端（王进英，2007）。一些青少年对毒品的危害还未产生深刻、彻底的认识，反毒、防毒意识非常薄弱。他们认为吸毒是个人的事情，与旁人无关，甚至把吸毒看成一件时髦的、有身份的事情。他们认为戒毒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且不反对与吸毒者来往，同时认为吸毒与违法犯罪无关，甚至有身材较胖的女性青少年认为冰毒是减肥良药，从而以身试毒，染上毒瘾后却悔之晚矣（卞晓静，2009；胡剑、景海俊， 2010；刘少蕾，1995；杨莲、杨贵，2010；张艳，2000）。青少年可塑性很强，好奇心及模仿性强，在这个时期要为青少年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教育好孩子之前先教育好家长和老师，提高家长和教师的素质是当务之急（刘华、贾艳合，2010）。

3．寻求感官刺激、自我控制不足

在青少年心理发育期，自我受欲望与冲动的支配，总是试图摆脱超我的束缚，试图寻求新奇的刺激。在本能的驱动下，本我张扬、桀骜不驯、以快乐至上。如果青少年所处的社会环境、学校环境恶劣，社会风气不良，父母对子女要求又过于松懈，超我强大的心理氛围没有形成，对自我形成不了约束，青少年在这一时期很容易滑入本能的泥潭，受欲望支配而走上吸毒犯罪的道路（王晓瑞，2002）。由于使用毒品能带来一种内在的愉悦感，且同时需要承担社会风险，因而它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刺激和兴奋感，这与个人对感官刺激需求的程度直接挂钩。刺激程度越深，就越有可能沉溺于毒品带来的快感和刺激中（刘晓梅，2009；马红平，2007；夏国美等，2009；肖亚麟，2007；张先福，2004）。自我控制理论强调自我控制的特质与青少年越轨行为的独特关系，认为低自我控制能力足以解释不同生命阶段、时间、地域、文化背景的越轨和犯罪行为。不良行为的自我控制会直接预测青少年结交问题行为较多的同伴，从而影响其滥用药物的行为。不良情绪的自我控制则会影响青少年吸毒的动机（林丹华、范兴华、方晓义、谭卓志、何立群、Xiaoming Li, 2010）。

4．青少年自身精神空虚，逃避负面情绪

毒品的特征之一就是能够直接而且迅速地影响人的精神活动，具有麻醉与使人兴奋的作用，有的毒品有致幻作用，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一些一味追求物质享受而精神贫乏、空虚的青少年，往往很难抵抗毒品的诱惑（刘少蕾，1995；马红平，2007；王庆位、宋立卿、王庆利，1999；肖亚麟，2007）。一部分青少年遇到生活困难、人际冲突、婚恋失败、升学就业不顺利等挫折，容易灰心丧气、精神颓废、心灵空虚。为了弥补空虚的心灵，便去寻找各种刺激，而毒品就是一种可以在短暂时间内给人以强烈刺激的物品，因此，这些精神空虚的青少年往往会染上毒品，试图在毒品中寻找安慰，忘却烦恼（卞晓静，2009；林少真，2009；刘成根等，2000；杨莲、杨贵， 2010；杨玲、李雄鹰、赵国军，2002；张连举，2001；周振想，2000）。此外，青少年时期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期，其具有成人感和闭锁性的心理特点，这使他们往往缺乏应对压力和承受挫折的能力，使他们处于各种心理矛盾的包围中，这些矛盾不及时疏导，就可能出现情绪问题。长期的负面性情绪，包括惊恐、苦恼、悲伤、紧张、失望、愤怒、沮丧、厌烦等，增加了滥用毒品的风险，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李文梅、郭颖兰、李君、武砚斐，2010）。

我们将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相比较，发现在如此诸多导致青少年吸毒的变量中，还有一个中国吸毒青少年早已经接受并已经不再过多谈及的变量，那就是他们已经被中国教育制度划分到社会底层。景军（2009）在研究中接触到的个案，没有一个吸毒青少年属于当时上学时成绩优良的学生。学习成绩不好是少年时期的严重个人问题和家庭关系的矛盾焦点。学习成绩的下滑标志着这些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增多，标志着被社会淘汰的概率增大。学业的失败是这些青少年遭遇到的共同问题，而这一问题又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交友方式。从成绩不好开始，旷课逃学、与家长的关系紧张、夜不归宿、生活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吸烟和喝酒习惯的养成、性关系的放纵等问题逐步显露。吸毒行为开始往往发生在一连串越轨行为之后，成为从轻微越轨行为过渡到严重越轨行为的标尺。

促使青少年吸毒的原因很多，其中焦虑、抑郁等情绪因素甚为重要。导致青少年焦虑情绪的因素很多，无论是先天生理、后天人格，还是外部成长环境，均可成为焦虑情绪的诱发根源。而在众多外部成长环境诱因中，邹勤（2008）发现家庭诱因影响尤为明显，是导致青少年焦虑情绪的关键因素。导致青少年焦虑情绪的家庭诱因大致有五个方面：①亲代婚姻解体；②家庭暴力；③亲代期望压力；④亲代教养误区；⑤亲代自身焦虑。以下进一步探讨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吸毒的影响。

5．家庭环境的影响

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变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和家教模式悄然发生了嬗变，产生诸多矛盾和冲突。一是家庭教育弱化。一些家庭为了生计，父母双双奔波在外，无暇管教子女，难以扮演教育者的角色，父母担负青少年初次社会化的作用不断被削弱，出现家中子女自理生活、无人管教的现象；学校（教师）、家庭（父母）、学生（子女）之间的交流减少，青少年陷入孤独的情形加剧，使得社会不良风气对青少年施加影响的机会和效果增强。二是父母权威弱化。一些父母仍拘泥于传统管教方式，或者以过于溺爱或过于严厉的态度来管教子女，这样不仅不能发挥家庭教育的功能，而且使子女失去家庭归属感和温馨感，间接增加其反社会行为。当今青少年的父辈权威认同感趋于淡薄，他们敢于反抗上级、师长及父母，增强了独立、自主意识，但也滋生了桀骜不驯、自我本位、自我放纵等不良品行，往往不自觉地走入歧途。蒋涛（2006）的一项有关吸毒人群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吸毒人员的经济支持者是母亲，同时很多母亲是背着父亲偷偷到戒毒所来看望子女的。三是家庭稳定性的弱化。今天的家庭不仅经历着结构性变迁，而且经受着非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家庭生活已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简单淳朴，各种婚外情、离异单亲家庭、破碎家庭、犯罪家庭相伴而生。“问题家庭”的增多，不仅破坏了家庭的稳定性，而且造成家庭成员，特别是青少年产生恐惧感、焦虑感和不安全感，给家庭成员的学习、工作、生活留下许多后遗症（程秀红，2007；李腾开， 2010）。广东省1999年查获的吸毒人员当中，有35.7%的人是由于家庭破裂或家庭关系紧张造成精神空虚，开始步入毒潭的（廖龙辉，2001）。杨莲、杨贵（2010）在一项研究中了解到，多数吸毒青少年家庭中有父母离异、家庭破碎、家庭暴力、家庭成员吸毒或父母溺爱、娇生惯养等情况。刘玉梅（2009）发现中国吸毒青少年的家庭表现为低亲密度、低情感表达、低控制性以及高矛盾性，致使吸毒青少年家庭在教养方式、亲密度以及适应性方面存在问题，对青少年吸毒行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家庭教育方式不当，或者家长本身言行不检点等，都很有可能造成青少年养成不好的习惯和生活态度，沾染恶习，甚至吸毒（卞晓静，2009；刘晓梅，2009；周振想，2000）。据调查，广东省吸毒的中学生多数都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有的则是直接受家长的影响染上毒瘾的（霍廷菊，2004）。另外，刘玉梅（2010）对海南省352名吸毒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吸毒青少年家庭的道德宗教观、矛盾性、控制性得分显著高于中国一般规模，进一步报告了不良的家庭环境是青少年吸毒重要原因的结论。因此，家庭环境与青少年吸毒是有密切关联的。

（二）成瘾者与复吸者的心理、环境因素

禁吸戒毒是一个漫长过程，戒毒中运用药物达到生理脱瘾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奏效的，但要使吸毒者真正从心理上忘却或放弃吸毒，回归社会，成为一个能自食其力、对社会有贡献的正常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吸毒人员常屡戒屡吸，复吸率居高不下。虽然巩固康复的时间或长或短，有的一两个月内复吸，有的三五年内复吸，但总体复吸率高达95%以上，可谓“戒毒难，巩固更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制戒毒一年后复吸或劳教三年后复吸的比例大大增多，戒毒所里人满为患，大多数是几次甚至十几次戒毒后的复吸者（冯丽平，2006）。是什么原因导致复吸率如此之高呢？

吸毒成瘾者和复吸者对毒品的主观心理态度相对复杂，青少年吸毒者初期受到社会及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对毒品的依赖一旦形成，维持吸毒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物学因素。当毒品的摄取量减少或中断后，人体会出现难受、异常、极度痛苦以及强烈的毒品渴求等症状，需要继续摄取毒品以应对并改善这种身体症状。对于大部分青少年吸毒成瘾者与复吸者来说，一方面，他们对毒品的危害作用已经深有体会，吸毒给自己带来的金钱、家庭问题和社会的歧视与抛弃，都使他们对毒品产生厌恶和强烈的憎恨，有戒除毒瘾的主观愿望；另一方面，毒品固有的物质属性，使他们的身体对毒品有着强大的依赖性，毒品是他们获得快感或逃避痛苦的介质。所以，他们对待毒品的心理是厌恶与需要交织的（景军，2009）。

其实，吸毒者在戒毒所可以达到在生理上戒毒的目的。严重的复吸问题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戒毒者心理上难以放弃毒品，同时在他们回到社会之后，愿意结交戒毒者的往往是那些戒毒者所谓的好朋友，即吸毒同伴，戒毒者从“里面”被放出来之后，很多时候无所事事、心情烦躁不安（周健，1996），接触吸毒同伴后往往不能克服心理上对毒品的渴望，不能抵制吸毒朋友的诱惑，开始复吸。因而，我们可以认定重新吸毒问题的核心也是一个朋友圈的问题（景军，2009）。另外，许多戒毒人员康复回到社会后，家庭、亲人、朋友、同学都疏远、躲避他们，戒毒人员找不到工作，失去经济来源，信誉扫地，前途无望，又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爱护，感受不到社会的温暖，家庭的幸福，参与社会活动的愿望被现实一一击碎，这些来自社会、家庭的各种心理压力使他们无法承受，从而引起情绪不稳、心烦、悲观甚至绝望，自暴自弃，然后又复吸（冯丽平，2006）。王京柱（1999）发现吸毒人员家庭对吸毒人员的帮教不得力。一般家庭与吸毒者关系紧张，对吸毒者都是嫌弃、抱怨，恨其不争气。在帮教工作中，虽然绝大多数家庭经过工作能给予积极配合，但有些家庭对吸毒者采取了顺其自然和无可奈何的态度，尤其对那些复吸者，其家庭成员在帮教过程中会出现唠叨、抱怨甚至讽刺、挖苦等现象。这些做法对于帮教自尊心低、需求模式不健全、挫折耐受力差的吸毒者是十分不利的。青少年吸毒给家庭带来了不幸，因此家庭成员对吸毒者丧失信心，将其拒之门外，致使帮教工作难以进行。闫伟刚、王晓木（2004）认为在中国吸毒是违法行为，戒毒主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因此，目前的戒毒模式更多侧重于对吸毒人员的依法惩处、严格管理与劳动教育改造。治疗，尤其是身心康复与回归社会的帮教受到的关注很少，这是造成复吸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