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关研究综述

1．俄罗斯学者关于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综述

对俄罗斯民族的起源和命运的深刻思考，似乎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课题。十月革命后，在俄国侨民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和政治流派，“在历史哲学文献中称之为‘革命后的’思想流派，这些流派之一就是欧亚主义”。狭义上的欧亚主义从20世纪20年代产生并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广义上的欧亚主义则是指盛行于苏联解体时俄罗斯思想文化界的一种理论，即在历史和地理方面是指西方世界文明之外的整个世界；在军事和战略方面是指不赞同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实行扩张政策的国家；在文化方面是指继承和发展固有的国家、民族、宗教和文化传统；在社会方面是指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和公平社会。它被冠以新欧亚主义之称。然而，当代俄罗斯学者、莫斯科国立法学院教授伊萨耶夫（И.Исаев）（1945~）则断言：“欧亚主义者给出了并不令人信服和正确的答案。”如此看来，我们有必要对俄罗斯学术界关于20世纪20年代欧亚主义思想起源的研究和当代“新欧亚主义”的滥觞做一学术梳理。

欧亚主义思想流派的起源

欧亚主义——这一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俄罗斯境外的思想流派，在苏联解体前后，再次引起俄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俄罗斯本土学者和俄侨学者对欧亚主义起源的哲学和政治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哲学博士诺维科娃（Л.Новикова）（1927~）等人认为，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俄罗斯文学都不能回避这个诞生于境外，却催生了国内社会思想中的独特思想流派。这是因为，在该流派理论研究中定义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思想，其中部分观点与当前探索中的取代苏联、建立新的欧洲和亚洲独立国家联盟构想是一致的。此外，学者们认为，今天该思想流派尚缺乏完整的概念，所以欧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借用的是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欧亚主义的双重性、它变为新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当时就被其论敌指了出来，如米留科夫（П.Н.Милюков）、别尔嘉耶夫、基泽韦捷尔（А.А.Кизеветтер）、斯捷蓬（Ф.А.Степун）、比齐里。”莫斯科国立法学院教授伊萨耶夫认为，认识欧亚主义理念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社会精神复兴、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等问题。

俄国知识分子历来负有使命感，他们一直都在思考俄国发展的道路问题。从斯拉夫主义者、西方主义者以及革命民主主义者，从民粹派到马克思主义者和俄国侨民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欧亚主义者，都无时不在关注祖国的命运，以国家振兴为己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欧亚主义思想流派经受过1905年革命民主愿望破灭的失望，对二月革命产生过希望，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饱尝驱逐或“志愿”侨民的痛苦，笼罩整个侨民群体的悲惨感受决定了他们共同的情绪。他们“认为自己不仅被驱逐，而且被赶进了死胡同”。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的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和思想际遇成为欧亚主义出现和被大部分知识分子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俄罗斯学者诺维科娃等人认为：“欧亚主义是那部分被驱逐的知识分子的反应，为保存俄罗斯文化而斗争是其主要任务。”1921年3月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暂时的后退”，“让欧亚主义者及其他侨民团体对布尔什维主义体制的力量怀疑起来，并产生了制度是‘人民’手中工具的论题”。欧亚主义者顺应时事，提出了自己的纲领。

俄罗斯学者对欧亚主义流派诞生日期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些学者，如弗·帕先科（В.Я.Пащенко）、谢 ·波洛温金（С.М.Половинкин）、利·波洛玛廖娃（Л.В.Пономарева）、阿·索博列夫（А.И.Соболев）等，将特鲁别茨科依公爵的书《欧洲与人类》（«Европа 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 »）1920年在索非亚出版作为标志。但该书中还没有出现术语“欧亚主义”，未对俄罗斯的社会政治过程进行独特的欧亚主义分析，也没有提出俄罗斯社会的改造方式。而大部分当代学者，如万达尔科夫斯卡娅（М.Г.Вандалковская）、维连达（И.В.Вилента）、诺维科娃、西泽姆斯卡娅（И.Н.Сиземская）、尼· 托尔斯泰（Н.И.Толстой）、乌尔汗诺娃（Р.А.Урханова）等则认为，欧亚主义出现的日期应向后推一年，以1921年8月在索菲亚出版集体著作《面向东方·预感和实现·欧亚主义者的观点》（也简称《面向东方》）（« Исход к Востоку·Предчувствия и свершения·Утверждение евразийцев »）为开端。“‘欧亚主义’术语本身和以非传统观点分析俄罗斯历史发展及新的改造方案——这一切都包含在这本文集里，因此这个观点是得到充分论证的。”

欧亚主义者以文集《面向东方》作为纲领，先后在布拉格、巴黎和柏林出版欧亚主义者的专著和文集。1922年出版了第二本书——《在途中。欧亚主义者的观点》（«На путях.Утверждение евразийцев »）;1926年，《欧亚主义（尝试系统解释）》（« Евразийство.Опыт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гоизложения »）一书详细阐释了欧亚主义思想；1931年，巴黎出版了做10年总结的文集《三十年代》（« Тридцатые годы »）。1925~1937年，在布拉格出版了12册《欧亚主义新闻》，其中包括理论性文章、宣传和政治活动的总结汇报、苏联政治和经济生活述评等。

在欧亚主义出版机构庇护下，欧亚主义者还出版了与其思想接近的作者们的专著。另外，创办了《欧亚学报》（在柏林和巴黎），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巴黎发行报纸《欧亚主义者》（« Евразиец »）。欧亚主义的组织者和知识分子领袖都相对年轻，他们不以传统方式认识历史、文化和政治，欧亚主义出版物在俄侨中引起巨大反响。政治上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革命前产生的侨民流派。伊萨耶夫在评价欧亚主义流派的性质时认为：“和俄罗斯国外的那些组织一样，像路标转换派、青年罗斯人（младороссы）、民族布尔什维克（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ки）、白十字架派（белокрестовцы）、西徐亚人（скифы）一样，它宣布自己是后革命流派。”

尽管出版活动蓬勃发展，政治宣传活动十分积极，并取得一定成绩，但欧亚主义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已经进入危机和分裂阶段。比齐里、弗洛罗夫斯基等诸多著名思想家脱离了欧亚主义运动。在巴黎出版与苏维埃政权思想接近的周报《欧亚大陆》是欧亚主义运动开始分化最重要的证据。“后来的情况促使运动的创始者们专门发表《关于〈欧亚大陆〉报》（«О газете‘Евразия’ »）的声明书（1929年），批评欧亚主义‘巴黎派’（‘париж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евразийства），并宣布与之划清界限。分裂之后，欧亚主义浪潮开始衰退。”欧亚主义运动近20年的历史可分为3个阶段，“1921~1925年，主要在东欧和德国；1926~1929年，以巴黎为中心；1930~1939年，经历一系列严重危机和分裂之后，运动进入尾声，但仍以小规模组织形式在个别侨民中心存在”。俄侨学者留克斯（Л.Люкс）认为，欧亚主义运动的繁荣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对欧亚主义者而言，20年代民族社会主义专政还没有在政治层面显现出来，斯大林独裁只是初露端倪，其政治现实还未显现清晰的极权面孔。这是借助被控制的运动试图改造世界的思想统治运动的胜利时刻。某些欧亚主义者参与新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愿望极其强烈，以至于受到他们在20年代中期指责过的路标转换派所经受的同样的诱惑。

一些人对布尔什维克体制产生好感。在此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并导致1929年运动的分裂。在巴黎出现了艾伏隆（С.Я.Эфрон）和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Д.П.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领导的、围绕《欧亚大陆》杂志联合起来的欧亚主义亲苏派（просоветское крыло евразийцев）。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开展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欧亚主义者被这些改造的巨大规模所迷惑。1933年，欧亚主义者佩尔[Пейль Владими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907~1947），欧亚主义政论家]描写了用来替换过时的无序经济管理的集中计划经济新时代的胜利。对于萨维茨基来说，这意味着效仿西方的终点。在俄罗斯出现了宏伟的最终征服了西方的社会经济模式。20世纪20年代结束了，意识形态尝试的时代也结束了。他们从“内部”影响斯大林国家体制的主张，显露出自身的虚幻性。盲从和让自己无条件为极权国家牺牲是这些制度建立的原则。像欧亚主义者这种政治力量在当时的苏联并没有位置。斯大林模式建立后，这种运动很快就瓦解了。

欧亚主义运动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和极权专制的胜利有关，另一方面原因则是：这些人在整个欧洲弥漫沙文主义情绪并达到空前紧张时宣传民族共同体。欧亚主义者坚决反对民族分立主义和沙皇帝国时期单一民族的分离主义，大力夸奖联合的“欧亚大陆”宗教、经济和政治优势。与此同时，俄罗斯侨民中的非俄罗斯族代表在其中只看到俄罗斯大国的新形式。因为对大部分欧亚主义者不言而喻的是，在欧亚主义联邦中俄罗斯民族将扮演霸主角色，而苏俄则越来越多地隔绝了来自国外的任何思想渗透。

另外，欧亚主义者的失败是由于一种简单的情况，他们的学说对于他们着力影响的大部分俄国侨民青年来说过于复杂。欧亚主义仍然是哲学家和学者的理念，在运动中没有足够的政治宣传者来传播和普及这种理念。要理解欧亚主义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的范畴，需要某些知识分子的努力。当时，欧亚主义者是在意识形态简单化统治时期表明态度的。在影响侨民青年的斗争中，他们比不上思想要求不太严格，但是态度更加坚决的团体，如卡齐姆—贝克（Казем-бек）领导的青年罗斯人、20世纪30年代的青年一代民族联盟（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юз молод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和未来的人民劳动联盟（будущий НТС）等。

尽管如此，欧亚主义运动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苏联境外并不是某种偶然和异类的事物。很多带有民族主义意向的派别——路标转换派、青年罗斯人和其他派别在某些方面都接近于欧亚主义者。很多人谈论东西方的对立，认为“俄罗斯的使命是拯救世界免受西方的有害影响”，“甚至那些在意识中对欧亚主义持有批评情绪的作者，也经常遵循它的逻辑”。欧亚主义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当时它唤醒了一种思想，召集了不少的拥护者，并在侨民圈中获得明显成功。“思想，如同思想应当的那样，它们留下来了。它们不能被消灭。它们可以被遗忘一些时候。人们曾经忘记了它们。当现在的苏联帝国又濒于崩溃时，当认为自己既属欧洲又属亚洲的民族统一思想重新具有现实意义时，要把它们回忆起来。”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古米廖夫发展和深化了这一流派。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学术界对欧亚主义的兴趣与古米廖夫的著作流行有密切关系。古米廖夫是早期杰出的欧亚主义者中最后一位。学术界在对欧亚主义创始人产生兴趣的同时，逐步形成新欧亚主义思想，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创立者是哲学家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思想对这门深刻的、充满创造直觉的哲学进行了新的解读。它扩展了欧亚主义的传统概念，并引入了新的思想及方法论。在主要价值取向上与其近似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派为新欧亚主义思想的创立做出了贡献。“我们正在创立一种俄罗斯暂时还没有的、建立在世界观之上的欧亚主义运动。我们的目的——既不是夺取政权，也不是为权力而斗争，而是为影响政权而斗争。这是不同的事物。”

欧亚主义蕴含的思想内容

俄罗斯学者一致认为，欧亚主义是反西方主义的。诺维科娃等人认为，欧亚主义者坚决反对西方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的选择，保持“中间的”（серединная）立场：俄罗斯文化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亚洲文化之一，不是这些因素及其总和的机械组合。应当把它作为“中间的”欧亚主义文化与欧洲、亚洲文化相对立。欧亚主义者不想把俄罗斯视为复原欧洲事务的一个文化省。但是，“在指责‘新西方派’（новые западники）对欧洲的奴颜婢膝时，欧亚主义者与盲目崇拜俄罗斯民族生活斯拉夫根的老斯拉夫派不同，前者更重视东方的‘图兰’因素以及成吉思汗遗产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实质影响”。当代哲学家赫鲁日（С.С.Хоружий）也认为，“对斯拉夫派的创立者来说，消除我们高层人物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主义思想及其奴性、近视的眼光更重要。俄罗斯因之而自古注定，宗教发展和历史道路是依附的、模仿的和不独立的”。但他同时认为，斯拉夫主义关于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独特基础的主题，实质上也是欧亚主义的主题。欧亚主义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其中俄罗斯被看作欧亚大陆——一个特殊的民族地理世界，占据东欧、西西伯利亚、突厥斯坦平原的1/3的亚洲、欧洲中央空间。这个世界拥有区别于欧洲、亚洲文化的独特欧亚主义文化，在主要民族基础方面是俄罗斯的，宗教内容上是东正教的。

欧亚主义思想明显属于斯拉夫主义的轨道，但与老斯拉夫派的观点相比有很大进步。欧亚主义者舍弃了斯拉夫兄弟情谊思想，代之赋予欧亚主义文化强烈的亚洲倾向，将图兰民族性（туранские народности）列入这种文化，用继承把罗斯和成吉思汗帝国联系起来，宣布“俄罗斯革命砍出了一扇朝向亚洲的窗户”。更重要的是，它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复兴体现得更敏感、更强硬、更具唯物主义。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奇罗娃（Т.Н.Очирова）认为，欧亚主义思想的实质在于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世界。处于东西方界限之外的俄罗斯，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起着某种联结这两个开端的文化统一作用。她指出，这种文化复调主义（культурный полифонизм）和文化统一（культурный синтез）的根源首先在于，俄罗斯历史上出现过两股移民浪潮，一股向东，一股向西，相互碰撞和交汇。西方派的思想观点让人们只看到欧洲文明的成果，而不注意藏在其背后的创造过程，这促使人们学习的不是创造，不是艺术，而是模仿现成的形式。“他们的盲目崇拜，会导致创作潜力的衰退、文化的衰落和乌托邦情绪的波动。”

伊萨耶夫也撰文写道，欧亚主义所有理论构件的出发点在于欧亚俄罗斯（Россия-Евразия）是独一无二的地理、文化世界的思想。欧亚大陆思想是理念的核心。该理论的拥护者认为，它的地理状况影响到欧亚大陆的整个历史。当河流穿过领土，在子午圈 的方向上流动时，就把从西向东连绵的草原带联结成一个整体。“草原地带”（степная полоса）是它历史的主要脊梁。因此欧亚大陆的统一不可能是某一河流地区出现并保持不动的国家。因为任何河流国家必然处于横穿它的草原的威胁之下。相反，占领草原的人，容易成为整个欧亚大陆的政治统一者。“俄罗斯帝国用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来把‘草原思想’（степная идея）移植到现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完全不是偶然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欧亚大陆在地理完整的基础上奠定了它文化统一的基础，但大陆文化的统一不能和民族国家的统一混淆。因此将“欧亚俄罗斯”和任何欧洲的联邦国家进行对比都是无法律根据的。“如果这里允许类比的话，那至少应和诸如查理曼帝国（империяКарла Великого）、神圣罗马帝国（Священная Римская империя）和拿破仑帝国（империя Наполеона）这样的民族地理组织类比。在这种比较中，欧亚大陆的稳定和现实统一是明显的。”

俄侨学者留克斯与前几位学者的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欧亚主义的独特之处是特别强调俄罗斯的亚洲部分。从彼得一世（Пётр Первый）开始，俄罗斯孜孜不倦地为被承认为欧洲强国而奋斗。西方人士对此努力的反应，通常持怀疑态度。西方认为俄罗斯在欧洲是某种异类，尽管实行了表面上的西化，但实质上仍然是亚洲国家：欧洲事务是同义于“西方事物”的，欧洲也有自己的东方——这一事实经常被忽视。俄罗斯大部分作家在抗议欧洲概念的这种断章取义时都未成功。革命又火上浇油，复兴了这种观念。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在欧洲什么也做不了，应当转到另一个方向，关上彼得大帝打开的朝向欧洲的窗户。“俄罗斯国家真正的先驱不是基辅罗斯，而是蒙古封建帝国。特鲁别茨科依曾经指出，基辅罗斯只占有俄罗斯现有领土的二十分之一，而原先的金帐汗国（Золотая Орда）大致与现在的俄罗斯领土相符。”

国家学说是欧亚主义的基础思想。著名法学家、欧亚主义者阿列克谢耶夫认为，欧亚主义文化产生了新型国家，实现了非宗教欧亚主义世界所有领域的统一和完整。“欧亚主义者坚信，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民族越健康，其国家权力就越大，越残酷。”俄罗斯本身既不是亚洲，也不是欧洲——这是欧亚主义者的主要地缘政治论题。因而只能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俄罗斯的亚洲部分，“没有‘欧洲的俄罗斯’和‘亚洲的俄罗斯’一说，只有位于乌拉尔山脉东西两侧的俄罗斯”。

除了地理、文化、国家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留克斯还提到欧亚主义者的其他思想：分析革命和评论西方。欧亚主义者认为，革命是俄罗斯被强制西化的直接后果。它破坏了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完整，表现了人民对彼得一世所创立事物的激烈抗议，是彼得一世改革引起的国家分裂的最终结果。彼得一世毁灭了俄罗斯内在威力的基础：还没有一个外国征服者能把民族文化和几个世纪形成的民族秩序破坏到如此程度。阿列克谢耶夫强调，争取个人主权的斗争贯穿整个欧洲的历史。欧亚主义思想家把受东正教庇护的古罗斯和谐形象与这个被内讧弄得四分五裂的西方做了对比。“东正教世界体制的基础——不是个人为自己权利的斗争，也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兄弟友爱和人民的团结。”

对欧亚主义思潮和流派的评价

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院士伊萨耶夫将欧亚主义与路标转换派进行对比，认为路标转换派普遍不清楚政治纲领的制定，他们的典型特点是意识形态组成多样，根据事实制定不确定的纲领，思想范围过宽。而欧亚主义能更明确地表达路标转换派的政治意向，赋予它明确的纲领和理论形式。“欧亚主义在总的形式中给自己的思想观点下定义，结果正是这个流派得以从路标转换派总思潮中做出更有逻辑、更彻底的结论。欧亚主义比本国的路标转换派更长久的事实是最好的证明，它笼罩了30年代。”

在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方面，欧亚主义者不认为布尔什维克是绝对的灾难和绝对的恶。但在评价俄国历史的苏联时期时，他们得出了难以置信的结论：在苏联实现了有特色的、极端的、欧亚主义的异教变体。如果把欧亚主义看作一种语言，那么欧亚主义者认为苏联时期是这种语言的方言，是破产的极其自相矛盾的变体。欧亚主义者只是在推测上犯了点小错，因为二战时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延缓了必然的结局。“欧亚主义者在苏联国家看到了建设性的方面：始终保卫民族利益和真正的思想统治。”欧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相对容忍的态度冒犯了许多人。例如，20世纪俄国著名宗教哲学家斯捷蓬强调，欧亚主义者在布尔什维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对比中，不仅看到了布尔什维主义某些好的方面，而且在批判欧洲民主制度时甚至走得更远。欧亚主义者本身并不否认自己思想上无论是和布尔什维克，还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一致。特鲁别茨科依毫不隐讳地描述了这一点。在文集《欧亚主义》中，法西斯被称为“一种建立议会民主体系稳定平衡的尝试”。

但欧亚主义思想家并不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真正的思想统治”（подлинные идеократии）。他们认为，法西斯的政治哲学是折中主义。这种哲学的内容只限于颂扬意大利国家，欧亚主义者在这种颂扬中没有找到更深刻的、宗教的根源。法西斯无法创造能与布尔什维主义竞争抗衡的意识形态。布尔什维主义同样也不能对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行真正抉择。照特鲁别茨科依的说法，1917年以前，俄国君主庇护整个欧洲的保守力量，现在布尔什维克保护和支持欧洲共产党。这意味着，俄罗斯的执政者和以前一样，使俄罗斯卷入了不必要的冲突中。对布尔什维克的另一种看法是：虽然他们挽救了俄罗斯帝国免于崩塌，但不能保证国家的长久统一。特鲁别茨科依认为，俄罗斯数世纪以来统一的保卫者是俄罗斯人民，现在它仍捍卫着俄罗斯的统一。但俄罗斯的非俄罗斯民族不断增长的民族意识使俄罗斯人的垄断地位变得不稳固。“因此特鲁别茨科依批评俄罗斯的沙文主义者：他们不允许和俄罗斯的其他民族妥协，是拿帝国的稳固来押宝。这会导致俄罗斯国家缩小到大俄罗斯中心。”

在对欧亚主义的评价中，第二代欧亚主义者、后宣布脱离欧亚主义运动的著名哲学家比齐里认为，欧亚主义有两副面孔。研究欧亚主义作为俄罗斯“发展空间”的问题本身是欧亚主义的第一副明亮的、启发式的面孔。但欧亚主义者本人完全采用另一种方式发展自己的思想。在其中能发现欧亚主义的第二副面孔——诱惑人的，但令人厌恶的面孔。欧亚主义者受到的“诱惑”在于，他们努力追逐的也许是政权，也许是从布尔什维克手中拯救俄罗斯。他们决定利用这个政权本身现成的结构，用“统一和唯一的”东正教欧亚主义党（православно-евразийская партия）代替执政的共产党。但是，东正教欧亚主义党主张专政破坏了欧亚主义者宣布的统一的发展空间，俄罗斯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由于自己的文化，尤其是宗教传统，必然会成为次等民族。

20世纪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也给予了类似的评价。一方面他认为，欧亚主义是唯一革命的思想流派，这是年轻的、天才的，但同时感情狂热的欧亚主义者团体的主要优点。另一方面他认为按布尔什维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模式设计出的国家主义是毒果，对欧亚主义者是“诱惑”。欧亚主义遭到的最深刻批判来自弗洛罗夫斯基，他开办了第一家欧亚主义的出版社，后来以自我批评的文章《欧亚主义的诱惑》（«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结束了出版社的存在。欧亚主义者因抱有希望而自慰，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东正教欧亚主义思想将把俄罗斯带回它真正发展的道路。弗洛罗夫斯基戳穿了这种幻想。他认为东正教欧亚主义思想是一种不会实现的产物，会引导俄罗斯走向“消失的深渊”（бездна отпадения）。

“欧亚主义者不会也不能回答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别尔嘉耶夫在1924年4月21日给苏符钦斯基的信中写道，欧亚主义是一个小宗派，具有宗派心理学的全部特征。它想要广泛影响并打算征服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具有非常典型的宗派特征。欧亚主义者完全没感觉到时代的全部灾难和责任，如果他们幻想重建俄罗斯东正教生活方式的话。欧亚主义者是有文化的人，他们不熟悉蒙昧主义的粗糙形式，但尤为危险的是，他们以更薄弱的形式强化蒙昧主义，并对它作思想上和文化上的论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Ф.Достоевский）、索洛维约夫（В.Соловьев）和20世纪宗教运动相比，欧亚主义是后退的运动，返回到基列耶夫斯基（П.Киреевский）或达尼列夫斯基（Н.Данилевский）。”别尔嘉耶夫指责欧亚主义者低估了东正教的多面性。在他眼中，欧亚主义鼓吹的是文化孤立主义和分立主义。

留克斯也在文中谈到，旧知识分子的代表极端尖锐地批评了欧亚主义者。辩论主要发表在杂志《道路》（«Путь»）和《当代论丛》（«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巴黎）上。斯捷蓬1924年在《当代论丛》中写道，不能把欧洲和亚洲想象成两幅俄罗斯轮流生存的图景：欧洲主义和亚洲因素——这是俄罗斯本质的两个组成部分。既无权轻视其中任何一个，也不能离开其中之一。

欧亚主义者激进的反欧洲纲领不光受到批评，也得到了肯定。白军被彻底粉碎以后，很多侨民解释布尔什维克制度之敌失利的原因，是西方强国支持不力和不彻底。还有驱逐的苦恼、伤自尊的贫困、飘零异国他乡、不被赏识的环境等。这一切都是俄罗斯与欧洲辩论的心理背景。斯捷蓬曾指出，从西方借来的共和国和社会主义思想使俄罗斯遭受了无尽的屈辱。有过这种经历，几乎不可能出现反对欧亚主义的意向。并非欧亚主义拥护者的斯捷蓬预言了它光明的未来，认为欧亚主义思想符合时代精神。“但这种‘精神’，他认为，永远落后于现实。因此，欧亚主义者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和其他人——没有发现他们的学说站不住脚。”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时，大西洋主义的（атлантистские）、亲美的（пр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价值模式占了上风。90年代初期实现了古典欧亚主义代表的预言，苏联意识形态不能胜任时代的挑战，若在这一刻转向欧亚主义思想将有机会避免悲剧。非常遗憾，那时候无人提及欧亚主义。但国家建设实践不能忍受空白，于是“对俄罗斯有害的大西洋主义（атлантизм）适时填补了思想的真空”。对俄罗斯来说，大西洋战略的前景如何呢？当代俄罗斯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帕纳林认为，“俄罗斯不具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洲具有的优势。它现在既没有胜利者的荣光，也没有它固有的力量资源。俄罗斯没有掌握强大资源的手段，只留下‘薄弱的’社会文化影响”。

在俄罗斯现代研究文献中，欧亚主义方案的拥护者，如别索诺夫（Б.Н.Бессонов）、杜金、马利亚温（В.В.Малявин）和切斯诺科夫（Г.Д.Чесноков）等，也反对大西洋主义和俄罗斯的亲西方发展，宣布必须恢复苏联解体之后的完整空间，建立斯拉夫突厥一体化和欧亚主义的超级大国。欧亚主义思想在当代的生命力，是别出心裁地承认苏联绝不是某种人为的构成。在苏联居住的民族很早就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在统一的国家构成中生活到十月革命之前，试图用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来确定俄罗斯国家制度的范围，从一开始就是人为的。根据他们的观点，作为俄罗斯发展方案的欧亚主义思想的主要功能，在于它一体化的功能。

如果欧亚主义方案的拥护者在解释它的前景时整体上完全一致的话，那么它的对手，如加曼（О.В.Гаман）、伊格纳托夫（А.Игнатов）、米亚罗（К.Г.Мяло）和男修道院院长埃科诺姆采夫（Иоанн Экономцев）等，则指出了它不可能实现的各种原因。当代研究者米亚罗认为，古典欧亚主义所依据的主要前提现在实际上已经消失或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古典欧亚主义者认为，欧亚主义不仅是俄罗斯应对灾难的方法，而且是全欧洲灾难的应对法则。

因此首先要疏远西方。而如今在共同的社会心理氛围中不仅没显露出西方危机，相反，从1935年起就存在西方中心主义急剧上升的情况。俄罗斯完全失去了历史和文化领导者的超凡性，在中亚和图兰民族眼中丧失了那种欧洲和亚洲之间联结环节的中介角色，20世纪初的古典欧亚主义就来源于这种角色。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某些代表也指出了欧亚主义方案不可能实现的原因。埃科诺姆采夫认为，如果承认在民族起源中宗教因素具有主要意义，那么可得出结论，是东正教创造了俄罗斯文化。而欧亚主义的伊斯兰和佛教因素将有意识地排除东正教因素。他认为，存在导致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产生新悲剧的危险。西泽姆斯卡娅不承认在现代欧亚主义中有“任何实证的东西”（ничто позитивное），没看见任何“生长点”（точки роста）。她认为，当前的任务，不在于把俄罗斯从欧洲“排挤出去”，而相反，在于让它加入全世界欧洲化过程。吉连科（Ф.И.Гиренко）认为，欧亚主义国家没有未来。俄罗斯是帝国主义国家，要求限制国家主权和自决权，而欧亚主义者不考虑这个，他们希望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把国家给予每个民族。给了以后，俄罗斯人就没有了国家。

此外，亚美尼亚当代作家穆拉江（И.М.Мурадян）和马努克扬（С.А.Манукян）认为，俄罗斯不能成为欧亚大陆的中心。这种“实用主义”（прагматичный）地区的中心，也许是宗教精神作用极端强大的国家（如梵蒂冈、以色列或某些伊斯兰中心——沙特阿拉伯的麦加）。至于俄罗斯，到现在它也不能完成哪怕是东正教世界的领导强国的作用。

二人不怀疑俄罗斯的复兴，但认为这只能靠民族主义，而不是靠世界主义来实现。他们认为召唤俄罗斯建立新的、万能国家的欧亚主义是俄罗斯历史的绝路，因此不能从思想、经济、政治和心理上被支撑。二人认为，“俄罗斯注定要为技术领先地位而不断地斗争，同时它的伙伴除了部分东斯拉夫人，只能是亚美尼亚”。

以上是俄罗斯学者以及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亚美尼亚的学者对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的简要概述。

笔者认为，20世纪20~30年代俄国侨民运动中的欧亚主义思潮是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是俄侨思想文化界唯一创新的历史哲学学说。欧亚主义者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俄侨界对俄国道路的认识。他们试图解决由来已久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争，指出俄国应走自己独特的欧亚主义道路。欧亚主义者尝试帮助俄侨同胞解除因真正的思乡病引起的精神危机，赋予苦难的侨民生活以目的和意义，表现了“没有祖国的爱国者”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欧亚主义的主要思想在俄国社会思想的宝库中不仅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还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一问题目前仍继续为俄罗斯学术界所关注，并将得到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2．欧美学者关于俄国欧亚主义的研究状况

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研究情况

20世纪20年代末欧亚主义进入危机和分裂阶段。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出现了研究俄国欧亚主义问题的有关著作。这些著作并不是专论欧亚主义，而是将其视为俄国侨民中的一种新思潮。如德国学者舒伯特在《欧洲和东部之魂》中的论述。1955年，艾·萨尔基相涅茨（Э.Саркисянец）出版德文专著《俄罗斯与东方救世论》，研究了俄罗斯与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交流，其中收集了大量决定欧亚主义某些精神前提的资料。

1961年德国历史学家奥托·博斯（Отто Босс）出版的著作对研究欧亚主义有很大贡献。他认为，欧亚主义者粗糙的地理决定论导致认定作为历史文化、语言和政治统一模式的欧亚大陆的地理统一。“因而博斯强调了在划分作为发展空间的欧亚大陆时，两个最重要的缺陷——地理决定论和孤立主义。”博斯认为，欧亚主义者过高评价了蒙古枷锁的意义，他们认识历史过程采用决定论观点。“实质上这包含欧亚主义历史、发展、纲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德国斯拉夫学家、政治学家、文化学家留克斯（Л. Люкс，他也是一位俄国侨民学者）认为，“欧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与青年罗斯派和路标转换派以及德国的‘保守主义革命’政治流派是同源的”。这两大流派，欧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革命”的拥护者，把自己与自由主义和民主相对立，努力掌握极权主义政党，在与官僚主义机器、机关、难以控制运动的力量相对立时，都相信思想的万能；两个流派都具有精英性和“贵族”性。留克斯指出，这些流派的区别在于对宗教和暴力的态度。欧亚主义者认为宗教是精神复兴的基础，不承认暴力；对“保守主义革命”的拥护者来说，宗教几乎没有意义，而对暴力进行了某种“美化”。

留克斯强调，这些带有自然相似和差别的流派，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那时无论在俄国还是德国，“政治现实都还未来得及显出清晰的极权面孔”：斯大林和希特勒胜利之后，这些运动随着极权专制的胜利就分裂了。他认为，这是试图借助思想改善世界的思想统治制度的“成功时刻”。但是他们的思想在“意识形态简单化统治的时代”不能风行起来。留克斯作出结论，“欧亚主义思想不仅是俄罗斯，而且是全欧洲危机的症状，在精神志向上欧亚主义者更接近西方的欧洲人，而不是自己的同胞”。呼吁“神圣罗斯”，寻找失去的根等，对20年代的苏联知识分子来说是陌生的。“彻底的新事物正是远古的复兴和否定直接的过去。因此欧亚主义者为了神圣罗斯而排斥彼得堡罗斯。”但欧亚主义的“文化悲观主义”，批评议会民主，更多是反映西欧的，而不是俄罗斯内部的过程和思潮。他指出，革命后的俄罗斯，在文化方面朝向的不是东方，而是依靠帝国时期的文化价值和19世纪的俄罗斯来支撑，这只证明了欧亚主义者本身关于西方文化具有“强烈”吸引力的论题。

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阿先·伊格纳托夫（Ассен Игнатов）也因欧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复兴而对此作过研究。他认为，欧亚主义“不真实地解释俄国历史，导致虚构的政治纲领”，是“意识形态的神话”，是“保守主义政治目标的合法化手段”。

1956年，旅居美国的俄侨诗人、批评家、文学家格·斯图卢威（ГребСтруве）在美国发表《驱逐中的俄罗斯文学》（«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изгнании »）一书，其中第三章名为：“欧亚主义：面向东方。”他强调欧亚主义者的反欧洲主义、反社会主义和“悲惨的世界观”，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们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在文学政论和组织意识形态领域，他指出了20年代中期欧亚主义的危机及其演变。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尼·梁赞诺夫斯基（N.Riasanovsky）1967年发表文章评价欧亚主义“……在全部帝国崩溃时坚决捍卫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

对欧亚主义持否定态度的美国哲学家弗· 谢· 瓦尔沙夫斯基（В.С.Варшавский）把欧亚主义理论看作确立极权制度的轨道，批评地评价“把鞑靼蒙古帝国变成俄罗斯帝国的奇迹，以及鞑靼时期强制俄罗斯化和东正教化的奇迹”。他认为，尽管俄罗斯从鞑靼统治时期就是东方专制国家，但蒙古帝国和布尔什维主义俄罗斯之间不存在继承关系。“从鞑靼枷锁无论如何不可能推出把共产主义国家变成极权国家的事物。”他认为，必须在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中，而不是革命前的俄罗斯历史中寻找解释“布尔什维主义政变”的原因。

美国作家罗曼·古利（Роман Гуль）把20世纪20年代初俄侨中出现的欧亚主义和路标转换派相对比，认为这两派在思想追求方面有差异。“欧亚主义者来自斯拉夫主义，在他们的思想中东正教因素起了巨大作用；路标转换派来自西方主义，但也强调突出自己激昂慷慨的爱国主义。”

而美国历史学家谢·格·普什卡列夫（С.Г.Пушкарев）则对20世纪20年代在布拉格产生的全新的思想政治侨民联合组织“青年罗斯人”和“欧亚主义者”进行了比较。“‘青年罗斯人’的政治理想是‘苏维埃君主制’（советская монархия），口号是‘沙皇和苏维埃’（царь и советы）。”他认为欧亚主义思想更多是欧亚主义情感，当时“在布拉格的欧亚主义者不多，34人。他们与欧亚主义的内在联系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他们大部分是白派军人，愤恨欧洲在国内战争时未能足够的支持白派运动”。

另一美国学者米·阿古尔斯基（М.Агурский）把欧亚主义看作“宗教基础上的路标转换派”，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变体之一。美国历史学家罗·查·威廉姆斯（Robert Chadwell Williams）强调欧亚主义者的“成就是学术性的，而不在政治方面”。

法国巴黎大学的历史语言学博士彼·叶·科瓦列夫斯基（П.Е.Ковалевский）拥护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是综合欧洲和亚洲起源的国家这一观点，但指出，“俄罗斯的历史道路也是综合的，而不是仿效的”。草原和游牧民族的作用被欧亚主义者夸大了，俄罗斯永远是河湖和森林国家，而不是草原国家，草原对它永远是起破坏作用的，而向东方的运动是“民族性的和自然的开发新土地”。

持部分肯定态度的法国女作家齐·阿·沙霍夫斯卡娅（З.О.Шаховская）认为欧亚主义是“最独特和最新的思想流派”，“因自身极其复杂”，对把欧亚主义看作“只是面向东方”的普通读者来说，很难理解它。但沙霍夫斯卡娅强调在欧亚主义中“精神先于物质”，并指出它无力避免政治化。

法国哲学家弗·弗·津科夫斯基（В.В.Зеньковский）承认欧亚主义者的功绩在于关注俄国历史上的“东方主题”，反对指责欧亚主义者有亲布尔什维主义倾向。但同时也指出他们特有的夸张——用对欧洲的敌对态度“排除”正面特征，用日常生活偷换文化等。

波兰学者柳齐安·苏哈涅克（Люциан Суханек）指出，对于“未来主义时代的斯拉夫主义者”——欧亚主义者而言，西方腐败的主题是批评西方世界的重点，包括对国家模式、法律体系、政治生活形式和理论上的纯理性主义。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学教授阿尔多·费拉里（Альдо Феррари）研究西方学者的观点后指出，“西方学者主要把欧亚主义综合理解为某种立场，因俄罗斯文化与现代化和作为现代化先锋的西方无法合理共存而推出。在这方面它实质上被看作文化和政治中虚假的神话题材，本身带有某种危险。”

根据纯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欧亚主义只能被看成多面历史进化的偏离。实际上可以发现，西方学者对它的评价和他们对俄罗斯的原则性态度有关。把该国家与西方标准相比，越是被认为不合常规，他们就越不大承认欧亚主义的可行，因为该理念最激进地表现出俄罗斯要求历史文化独立于西方。

比如，专门研究早期俄罗斯史的资深专家、美国历史学家哈尔别林（Ч.Дж.Харперин）认为，“格· 维尔纳茨基（Г.Вернадский）从1920年开始的专著研究非常一般。其学术声誉不是建立在这些著作的优点上。此外，在分析格·维尔纳茨基的精神发展和史学进化时，不能不否定表现在这些作品中的欧亚主义思想最负面的东西”。另外，哈尔别林证明，格·维尔纳茨基因长期居住美国，所以其政治观点在1940年末产生了变化。他回到了他的家庭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固有的民主传统中，尽管欧亚主义者轻视且愤恨地排斥该社会环境。由此可见，哈尔别林认为，接受西方的政治文化基础本身已经是进步了。这种偏见普遍存在。

法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科·列维·斯特罗斯（К.Леви-Стросс）也证明，“民族中心主义实际上是所有文化固有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西方文化也不例外”。

因此，研究欧亚主义要求开放式理解历史文化特点，其中包括理解在不同文明历史进化中表现出具体多元化的俄罗斯特点。但是，费拉里强调，现代西方文化并不特别适合采用这种观点。他指出，从启蒙时代到黑格尔哲学和现代西方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确立了极其自我中心主义的片面历史观，超越了如乔·维柯（Дж.Вико）和其他历史学家提出的非此即彼的路线。近几个世纪政治经济水平上取得的明显优势促进了这一点，该优势在各地都引起被描述为“全球西方化”（“глобальная вестернизация”）的过程。

费拉里认为，对那些尚未着手在全部范围内研究真正的欧亚主义运动，甚至不打算把它列入俄罗斯文化的西方学者来说，欧亚主义是一块绊脚石。他们试图强调欧亚主义的边缘状态并非偶然。但“这一精神运动毫无疑问是现代俄罗斯思想内部的新元素。欧亚主义者本身不反对从俄罗斯历史的各个流派中借用很多东西：忠于东正教，反西方主义，不接受彼得一世改革等。尤其是萨维茨基坚持把欧亚主义列入现代俄罗斯文化的‘两个世界’之一，尼·弗·果戈理（Н.В.Гоголь）、费·马·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康·列昂季耶夫（К.Леонтьев）和弗·索洛维约夫（В.Соловьёв）都是西方主义者和进步派的激烈反对者”。

西方学者们努力在欧亚主义的具体基础上，在其诞生地解释它，说明该流派能够确立是因为它吸收了革命前俄罗斯已经形成的、范围广阔的历史文化促进因素，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充满矛盾冲突的背景中，该因素因俄国侨民的精神促进作用被修订。正是这一点主要构成了研究的对象，在紧密联系的不同方面展开研究。一方面是研究那些能被确定为俄罗斯文化的东方目标的事物，另一方面是研究历史的形态化和多线观，这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特点。如果考虑到这两个方面，那么欧亚主义，或欧亚主义前景，对俄罗斯文化总体而言，就不再是陌生或边缘的现象，相反，是俄罗斯文化连续的表现，值得认真、深入地研究。从西欧的观点来看，还有一种解释欧亚主义的说法，就是把它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他的欧洲精神运动作对照，后者属“保守主义革命”的总范畴。

最后，研究这一精神运动的潜力和资源本身，从因西方与非欧洲文明（中国、日本、印度、土耳其等）交会而引起类似历史文化问题的角度看，尚未被足够使用。

关于俄罗斯文明的新范式

意大利学者费拉里指出，俄国文化“东方定位”（восточнаяориентация）的明显特征被西方确定，出现在19世纪中期，那时俄罗斯因彼得一世改革而彻底欧化的公理争夺战正在多方面展开。由于推行欧化，俄罗斯文化几乎完全吸收了欧洲关于亚洲和东方的概念，把后二者看作与欧洲相对立的负面的起源，是与自由相悖的专制和奴隶制，是反理性的激情，否定行动的静观和反对进步的停滞。欧洲克服了中世纪固有的、既冲突又均等的态度，度过了因奥斯曼帝国的猛攻引起的担忧期，因自身先进的工艺和启蒙已经在藐视东方，主要用气候条件和执政性质来解释东方的落后。

他还认为，到黑格尔时期，东方在欧洲文化中被看作已经过去的历史阶段和已经处于边缘状态的形式，就像已被西方超过的文明的初期。为了说明自己愿意一下子使俄罗斯脱离亚洲，永远与体现文明进步的欧洲联合在一起，彼得一世之后的俄罗斯自我意识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从这种思想定义来看，俄罗斯本身双重的欧亚自然条件就被看作某种类似产生殖民地的帝国，划分出欧洲宗主国和欧洲外的殖民地。但是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不在海外，而是与宗主国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它们难以被明确划分。与英国和苏格兰，法国和西班牙不同，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帝国，而不是拥有什么别的。这一点正是阻碍彼得大帝有效实现其思想意图的众多因素之一，尽管传播政策强大有力。

费拉里强调，俄罗斯因彼得一世改革而获得了借鉴社会制度的形式，但未来得及适应它们，因其地缘文化和地缘政治特征不符合西方模式。俄罗斯的欧化主要是在整个18世纪，被俄国社会的受教育阶层无条件接受。在这一长久的过渡性仿效期，俄罗斯效法欧洲的工艺、组织模式、文化形式、风俗和习气。尽管这种仿效的最极端形式遭到越来越强的抵制，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中不被接受，但仿效的过程仍在发生。通过文化形式表现的抵制暂未触及俄罗斯属于欧洲这一自我意识的中心论题；体现在文学和史学领域的反西方情绪，主要旨在确立俄罗斯的民族自尊感。在整个18世纪的“爱国主义者”阶层中，没有尝试推出与欧洲原则相对立的独立原则。虽然该意识形态在19世纪30年代的文化和政治领域经历了危机，但斯拉夫主义者和“官方国民性”的拥护者在证实俄罗斯的亚洲或东方实质时，从来没想与西方主义者对立，只限于在它独立的思想原则基础上与欧洲对立。

克里木战争之后，俄罗斯一方面开始加紧向东方扩张，另一方面调整那些不涉及西方主要目标的文化流派，把一些非此即彼的，后被欧亚主义吸取并再现的因素引入俄罗斯文化内部。这一切都发生在各种各样的文化领域，包括科学和艺术活动中。首先是在地理方面的重新认识，认为欧洲不表示一个独立的大陆，而只是亚洲的一个半岛。1845年在彼得堡诞生的地理协会，成为俄罗斯文化与东方接近的、具有学术水平的另一重要流派，其主要任务是对帝国的非俄罗斯领土进行地理和民族学研究。费拉里认为，这种俄罗斯意识向东方的扩张，就像帝国主义扩张本身一样，主要发生在思想观念领域中，欧洲中心的前景对其产生了影响。但正是那时在俄罗斯文化内部，不同的观点开始成熟，其中可以发现追求某种与亚洲和东方文化的精神现象。长期“开发东方”的过程为欧亚主义思想在后革命年代的出现作好了准备。该过程本身的很多方面像西方所发生的情况，另外还具有俄罗斯地理和历史文化状况的特色。俄罗斯不必在海外殖民地中寻找东方，它能感觉自己与东方有关，几乎是其自然景观的参与者。这所有不同的因素导致革命前后的几十年间，东方和亚洲在俄罗斯的文化中直接起了重要的作用。

费拉里认为，欧亚主义者在俄罗斯文化内部提供了新现象，同时他们接受了俄罗斯文化中已经出现的、因俄国革命及其引起的那些划时代变化而产生的潮流和趋势。费拉里指出，像所有为丧失思想特色所威胁的国家一样，俄罗斯应当通过理解和有意识地回归自己本身独立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与罗曼—德国文明相对立。从特鲁别茨科伊本人的文章《俄罗斯文化的上层和下层人物。俄罗斯文化的民族基础》（«Верхи и низы русскойкультуры. Этническая основа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21年）开始，整个后来的欧亚主义精神之路，都是试图确立这种价值。但想在其基础上建造后苏联时期的，独立于西方、罗曼—德国模式的新俄罗斯的希望很快落空。这样，欧亚主义可能被作为多线性历史概念的新表现而研究，该理念构成了俄罗斯文化鲜为人知和未经充分研究的特点。在该理念范围内可以研究西方范畴之外自己的特点，并创造确立世界历史中特殊地位和独立作用的理论基础。

欧亚主义在俄罗斯的流行不是偶然的，主要是因为与未被彻底接受的西方文化紧张、冲突和有益于发展的关系而造成。克里木战争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危机，历史多线理念的主要方案出现在俄罗斯的西方属性遭到怀疑时，欧亚主义者的论题出现在使俄罗斯西方化终结的革命之后。因此，费拉里指出，欧亚主义成为文明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

欧亚主义者希望他们的思想被苏联政权接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政治方面他们的方案彻底失败了。但该流派的代表们还进行了历史的、人类学的、语言学的，以及地理的研究，其结果值得更认真地关注。他们把俄罗斯定义为欧亚主义世界的中央核心，历史和文化区别于远东和欧洲，这在苏联时期未遭反驳。苏联在其存在的约70年间，确实创造了独立的地缘政治本质，与西方尖锐对立，部分实现了欧亚主义者的论题。

欧亚主义前景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复兴，在费拉里看来，这是现代文化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潜在地、创造性地回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危机和苏联解体提出的挑战。“这种应对，一方面起源于重要的、尽管长期被低估的俄罗斯精神传统流派，另一方面，努力给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提供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范畴，旨在建立政治中心型的国际政治体系。”你可以接受欧亚主义或反对它，但不能否定它的优点。

以上简单介绍了欧美学者对最重要的俄侨历史哲学流派——欧亚主义的一般研究，笔者认为，他们对欧亚主义是关注的，并几乎一致同意既为思想流派，又是思想运动的欧亚主义属于1917年以后值得书写的俄侨历史。欧美研究者大多以旁观者的角度，把欧亚主义放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中进行分析，并与同时代的其他流派和运动作对比。学者中有不少俄侨，其父辈或本人曾参与过或亲身经历过该运动，对欧亚主义有较强烈的感性认识，但笔者认为，他们的研究仍不够详尽。欧亚主义运动的某些方面值得更深入地探讨。比如，其参加者的精确构成，与苏联的现实相联系，以及在欧洲思想内部产生的欧亚主义是如何与欧洲思想这一更广阔的背景相协调的，等等。

关于欧亚主义起源的问题也极其复杂，因为它与俄罗斯以前的观点之间极不一致，缺少原则性联系。回答这个问题至少要从三个方面归纳影响它产生的因素：世界历史的进程，俄罗斯和欧洲思想的发展，社会和心理状况。细节研究还需要更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欧亚主义的4位创始人中有3位，萨维茨基、苏符钦斯基和弗洛罗夫斯基都出生于乌克兰。第4位，特鲁别茨科伊是立陶宛大公格基明（Гедимин）的后裔、世袭公爵，与西部俄罗斯有紧密的历史联系”。欧亚主义者和俄罗斯贵族的关系也值得研究，因为包括运动的领袖萨维茨基和特鲁别茨科伊在内的一些欧亚主义者都是贵族。值得注意的还有，欧亚主义的批评家在被分为右的和左的传统政治思想空间中确立欧亚主义者的地位时常常互相矛盾。

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曾为俄国知识分子的欧亚主义者与祖国断绝联系，被驱逐到西方后的总体情形如何。某些欧亚主义者作为西方任何一所著名大学的学者和教师在自己的新生活中甚至能获得很多，但他们本当占据祖国精神文化发展中的应有地位，因为他们是在俄罗斯接受的培养和教育，作为这一辈人的代表，他们经受了彻底的失败。对于欧亚主义者来说，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创立极端主义的幻想理论，从中寻找可行的出路。他们辗转迁移，始终在西方，回不了祖国，革命和内战的悲剧之后是悲惨无止境的侨居生活。因此，反西方主义是欧亚主义运动最强烈的情感因素。这类问题尤其值得进一步研究。

3．中国学者关于俄国古典欧亚主义问题的研究状况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学者从关注急剧转型的俄罗斯及其社会思潮起，开始了对思想史视野下的欧亚主义问题和当代外交决策中的欧亚主义倾向的研究。中国学者陈训明最早把欧亚主义划分为古典欧亚主义与新欧亚主义，一些学者多从历史学和思想史视角出发研究古典欧亚主义，另一些学者则多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视野出发研究新欧亚主义。此处只探讨古典欧亚主义的问题，尽量不涉及新欧亚主义的内容。

欧亚主义哲学思潮的译介

中国学者是将欧亚主义视为哲学思潮予以关注并开始译介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明显的倾向是译介作品远远多于独创研究作品。

1992年，俄国古典欧亚主义者萨维茨基的文章《欧亚主义》被译成中文发表在《哲学译丛》（后改名为《世界哲学》）上，这是中国最早翻译发表的俄古典欧亚主义者的原作。原文载于俄罗斯《哲学科学》杂志1991年第12期，译者封文摘译了绝大部分（除三个自然段外），译文约9500字。2011年，在《欧亚主义历史哲学研究》一书中又发表了另外两篇古典欧亚主义原作的译文，《回归东方·预言与实现·欧亚主义者的主张》前言（约3000字）和《欧亚主义（系统阐述）》的五个部分，约2万字。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共翻译发表了6篇俄罗斯学者研究古典欧亚主义的文章。1993年，原载于俄罗斯《哲学科学》杂志1991年第12期上的另一篇文章，哲学博士Л．诺维科娃和И．西泽姆斯卡娅合著的《欧亚主义的诱惑》（译文题目为《欧亚主义者的考验》）被翻译发表，约6000字。1996年，《世界哲学》杂志又翻译发表了这两位女学者的另一篇文章《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俄国：欧亚诱惑》，超过1万字。该文是莫斯科1993年出版的《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俄罗斯：欧亚主义的诱惑》一书的序言。该书录载了欧亚主义的主要历史文献，包括1921年在索非亚出版的《面向东方·预言与实现·欧亚主义者的主张》文集中的文章。

译者贾泽林在该刊前言《“欧亚主义”思潮与俄国的走向》中写道：“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以来，在俄国的出版物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之一就是‘欧亚主义’。五年来，俄国的报刊上发表了有关欧亚主义的大量论文和材料，真的有点试图用‘欧亚主义’来填补‘现今意识形态真空’（Л.И．诺维科娃语）的势头。这种动向已经引起世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美国俄亥俄大学J．斯坎南教授主编的《俄国哲学研究》杂志就曾就此问题出过一期专号（1995~1996冬季刊），选译了俄国近年来有代表性的文章。本刊在这一期上发表一组译文，这些文章分别从欧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思想渊源、演化、复兴以及今天俄国人对它的理解和期望等等方面，对它进行了阐述。”

同期发表的另两篇译文，一是О．沃尔科戈诺娃的《欧亚主义：思想的演进》（林山节译为6000多字），原载《莫斯科大学学报》（哲学类）1995年第4期；二是《欧亚主义：赞成还是反对，昨天与今天》（“圆桌会议”材料）（肖兵从9位发言人中选译了4位学者的部分发言，约6500字），原载《哲学问题》1995年第6期。

此后很多年（除1999年王明进发表过一篇《美刊论述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思潮》，介绍过美国人查尔斯·克洛弗的观点外），中国再未翻译发表过俄罗斯或欧美学者专门研究古典欧亚主义的文章。直到15年后，我们才有幸再次读到了俄罗斯学者М．马斯林教授被译成中文发表的、关于古典欧亚主义的两篇文章《欧亚主义：俄罗斯学的百科全书》（全文约6500字）和《欧亚主义者谈俄罗斯思想》（约7500字）。马斯林教授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俄罗斯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俄罗斯哲学史与俄罗斯文化方面的研究。

中国学界的一般研究

在较广泛译介欧亚主义思想家经典著作和俄罗斯（苏联）与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著作的基础上，并且伴随1993年后俄罗斯外交中的“向东方政策”（即所谓“双头鹰政策”）的重大调整，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一思想，并且展开了原创性的独立研究。中国有很多精通俄语的学者，他们认真研究了欧亚主义者的原著和国外学者研究欧亚主义的状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学者发表相关论文30多篇，他们首先探讨的是欧亚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1996年，鲍世奋在《欧亚主义：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思想支柱》中指出，欧亚主义者根据俄罗斯地跨欧亚的地理特征观察问题，便必然自觉不自觉地用地缘政治的眼光观看政治事务，即认为一国政治上的表现与地理上的因素有关。雄踞欧亚两洲者非俄罗斯莫属。雄踞世界上任何两洲者亦非俄罗斯莫属。这证明，俄罗斯的大国姿态从一定的程度上讲是地理因素决定的。

他强调，“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最初崛起的历史背景有：一、历史上俄罗斯人先被蒙古人所征服，后来又征服了蒙古人。因此俄罗斯文化不可能不带有亚洲文化的影响。二、16世纪起，俄罗斯在地理上扩张了1/3的亚洲土地，成了名副其实的欧亚国家。三、19世纪末，亚洲国家日本崛起，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迫使俄国必须重视亚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土面积的25%在欧洲，75%在亚洲，这种新地缘政治现实使欧亚主义再次迅速占据俄罗斯学术中心地位。作者预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将会同欧亚主义的主要结论不谋而合：俄罗斯必须独立和强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放弃多方位外交这一战略原则。

同年，刘峰在《当前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欧亚主义》中指出，古典欧亚主义者强调“俄罗斯是东西方文明的撞击点和结合部，俄罗斯文明是欧亚文明”。他同样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用的“双头鹰”外交政策反映了欧亚主义思想，是俄罗斯“又一次自我认知的尝试和抗争努力，也是一种历史心态的复归”。在他看来，“欧亚主义”脂溢出一种生生不息的大国色彩，俄罗斯独特的地缘现实决定了他天生的大国姿态，欧亚主义成为俄罗斯大国倾向的载体，俄罗斯当局在欧亚主义中找到了采取东方式外交政策的合理解释。

中国著名学者夏义善在《俄罗斯的外交走向：大西洋主义，还是欧亚主义》中分析了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在他看来，融入欧洲是俄罗斯未来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但将是“一个漫长、艰难的历史发展进程”。

赵聪在《俄罗斯欧亚主义的两次泛起及其对当代外交的影响》中分析了古典欧亚主义的产生、思想内容和“新欧亚主义”的出现和内容，认为新欧亚主义继承了古典欧亚主义在地缘上的观点，新欧亚主义基本体现了“新俄罗斯思想”的轮廓。

刘添才在《欧亚主义与俄罗斯的外交取向》中指出，欧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吸取了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中的强国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主张东西方并重的一种理念。从叶利钦执政后期到普京时期，尤其是普京时期，欧亚主义思潮在外交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以欧亚主义为指导，是俄罗斯的必然选择。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俄罗斯外交将继续以欧亚主义为指针，维护自己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话语权。

肖贵纯在《浅谈俄罗斯外交中的欧亚主义文化特征》中也指出，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是俄罗斯自身文化因素的产物，研究欧亚主义可以更好地审视当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文中指出欧亚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是东西方向摇摆不定的俄罗斯文化发展史，欧亚主义的理论精髓是强调国家作用、俄罗斯的独特性、确保欧亚“双向”平衡及提倡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中的积极因素。作者断言，带有欧亚主义文化特征的思想定会继续影响俄外交政策和方向的选择。

陆俊元在《俄罗斯欧亚主义哲学及其对华安全理念——地缘政治视角》中简要介绍了俄罗斯欧亚主义的诞生和主张，认为与大西洋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相比，相对折中的欧亚主义深刻影响了俄罗斯的外交实践。

毕洪业在《欧亚主义在俄罗斯的重新兴起及主张》中概述了欧亚主义的产生及发展，考察了欧亚主义重新兴起的原因，认为欧亚主义思潮的涌现与“休克疗法”式经济改革失败有关；转型以来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政治权威主义推动了欧亚主义的重现；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演变是欧亚主义重新兴起的外部动力。他在另一篇文章《欧亚主义政治思潮与俄罗斯外交》中把古典欧亚主义称为早期欧亚主义，把新欧亚主义叫做现代欧亚主义，主要分析了现代欧亚主义政治思潮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杨勇在《俄国“白银时代”俄侨知识分子的地缘政治思想》中认为，俄国“白银时代”的俄侨知识分子提出了独特的地缘政治主张、制度和文化模式——即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他从欧亚主义者的地理空间意识、对欧洲的疏离与排斥、对游牧民族的崇拜并以其“继承者”自居、对斯拉夫主义的认同与修正等方面揭示出欧亚主义地缘政治的扩张意识和扩张指向以及欧亚主义道路的保守性和浓厚的斯拉夫气息，认为该思想对新欧亚主义和俄罗斯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上述学者大都认为，欧亚主义思想对俄罗斯的外交有正面影响，但解蕾和肖金波表示质疑。

早在1999年，解蕾就在《试析俄罗斯欧亚主义的兼容性特征》中指出，欧亚主义不是新生事物，从15世纪和16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中就可发现它的源头。19世纪30~40年代的斯拉夫学派可算是欧亚主义的第一个学术组织，该学派坚持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反对单纯模仿西欧文明，注重东方、半东方文明的影响。20世纪兴盛起来的欧亚主义也反对西方思想中的堕落成分，强调俄罗斯文化起源于欧亚的双重性。

作者认为，“欧亚主义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它的兼容特性，善于调和各种哲学的矛盾，它以地缘政治学说为起点，汲取了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东正教主义……构成了非常有蛊惑力的新学说”。他也认为，欧亚主义对俄罗斯政坛的影响体现在外交政策的转变——从向西方一边倒到双头鹰外交。但作者同时指出，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本质上仍是亲西方主义。因此，欧亚主义能否成为俄罗斯社会主导机制的指导思想？能否为俄罗斯未来文明正确地定位？似乎还不能肯定。

肖金波在《俄罗斯欧亚主义发展史的启示与反思》中对欧亚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古典欧亚主义、古米廖夫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作了概述，认为只有植根于本国土壤上才能绽放出永葆活力的思想奇葩。在他看来，兼容并蓄是欧亚主义的魅力之源，应时而生、因时而变是欧亚主义顽强生命力之所在。但作者指出，欧亚主义从创立开始，至今都缺乏凝聚力。作者认为，欧亚主义地缘政治观能否与时俱进，能否适应当今的新形式尚不确定；欧亚主义视角下的世界文明是冲突的，没能摆脱冷战思维。这不利于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发展，更不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董晓阳研究员在文章《俄罗斯三大社会思想》中指出，“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斯拉夫主义、大西洋主义以及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欧亚主义，是历史上影响俄国社会发展的三大社会思想，这三大社会思想的相互冲撞，制约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在他看来，大西洋主义与斯拉夫主义没有为俄国找到有效的发展途径，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欧亚主义则试图在这两者间找到一条适合俄罗斯发展的正确道路。文中指出，“欧亚主义起源于俄国十月革命后流亡在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从哲学、神学等学科的角度出发，探讨俄国的发展道路”。作者强调，欧亚主义宣传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认为其相互可以借鉴；不承认西方文明的普遍意义和一统性，认为俄罗斯应在东西并举的道路上定位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该文作者赞成英国学者奥·卡慈尼娜在《在英国的俄国人》一书中的观点，即早期的欧亚主义者并不反对2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将布尔什维主义看做欧亚主义的一个体现，并以赫尔岑在流亡过程中从大西洋主义者转变为欧亚主义者为例。

作者还谈到了欧亚主义在普京执政后的兴盛。这时的欧亚主义主要强调俄罗斯精神与世界文明的结合，民主法制同国家政权相结合，董先生称为现代欧亚主义。他从价值观、民主观、国家观、党派观、市场观、发展观、国家安全观、治国思想和对待金融寡头的态度九个方面，将普京与叶利钦的言论和行动相对比，指出现代欧亚主义已上升为影响国策的因素，成为制约俄罗斯发展趋势的理论基础。作者最后总结道，现代欧亚主义既对过去单崇大西洋主义做了纠正，也会同现代大西洋主义的某些东西结合，它本身仍包含着斯拉夫主义的成分。“俄国文明吸纳西方文明，西学实现俄国化，这将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主线。”

对古典欧亚主义的理论和创始人进行归纳和专题介绍的中国学者除本书作者外，还有白文昌和陈训明。

白文昌在《俄国欧亚主义学说浅析》中把古典欧亚主义的主要理论归纳为五点：一、“欧亚洲”和“欧亚人”理论；二、对西方文化的批评；三、知识分子、人民与革命；四、建立独立的大陆市场、发展大陆经济；五、政治抱负。欧亚主义者推崇意志的权力，相信执政党的思想对社会的绝对权力。他从三个方面考察了欧亚主义的产生：一、世界历史的进程。欧亚主义者看到了革命积极的一面，十月革命、世界大战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兴起为欧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恰当的氛围。二、思想上的先驱。作者认为，欧亚主义者最注重的是早期的“斯拉夫派”，崇拜其坚实的宗教基础。三、社会心理基础。在作者看来，“俄国人正在构建一种与传统不同的理论体系，以对俄罗斯文化做出新的定位和划分”。

2000~2003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训明发表了6篇关于古典欧亚主义的文章，介绍欧亚主义创始人的生平及其思想。在《俄罗斯的欧亚主义》中，他指出，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虽说源远流长，但都只不过是思潮，无明显组织性。而既反对斯拉夫主义又视西方主义为大敌的欧亚主义既是思潮，又有专门的基金会、出版社和报刊编辑部等具体组织形式，尽管其结构并不严密，未形成真正的党派实体。

在《萨维茨基及其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中，他认为萨维茨基因学识渊博、对欧亚主义的阐释全面而深入，以出色的组织和活动能力而成为欧亚主义真正的头号核心人物，是俄罗斯学术界公认的第一位地缘政治学家。他还介绍了萨维茨基的几部地缘政治著作，认为其地缘政治思想对古米廖夫和杜金的思想影响很大。在《阿列克谢耶夫及其欧亚主义国家思想》中，陈训明强调阿列克谢耶夫对于俄罗斯国家与法的见解独到，论述精辟。他认为，阿列克谢耶夫既反对以彼得堡为中心的罗曼诺夫王朝，也反对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而提倡建立重在保障公民精神发展的欧亚主义国家这一观点十分新颖。

在《古米廖夫及其欧亚主义述评》中，作者认为Л．古米廖夫是苏联时代俄罗斯本土唯一的欧亚主义者，在“古典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之间起了重要的承先启后作用。在《特鲁别茨科伊的欧亚主义思想》中，作者详细介绍了特鲁别茨科伊的《欧洲与人类》《真假民主主义》《成吉思汗的遗产》《俄罗斯文化中的共同斯拉夫因素》等著作，认为特鲁别茨科伊考察历史、文化以及俄罗斯和东西方的关系是为了解决俄罗斯的现实问题。在《维尔纳茨基及其欧亚主义历史观》中，陈训明指出，维尔纳茨基是一位富有独到见解的历史学家，与特鲁别茨科伊和萨维茨基并称俄罗斯欧亚主义的“三套马车”。

2006～2012年，笔者发表了8篇有关俄罗斯古典欧亚主义的文章，并对萨维茨基的思想进行了专题论述。在《俄罗斯学者关于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综述》中，作者从欧亚主义思想流派的起源、欧亚主义蕴含的思想内容和对欧亚主义思潮和流派的评价三个方面介绍了俄罗斯学者的观点，认为古典欧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是俄侨思想文化界唯一创新的历史哲学学说”。在《欧美学者关于俄国欧亚主义的研究综述》中，作者介绍了德国、美国、法国、波兰、意大利的学者对俄国欧亚主义的一般研究，认为他们只是关注欧亚主义，但研究不够详尽。应俄罗斯学者约稿，笔者用俄文撰写了《中国学者关于俄国古典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状况》一文，除在俄罗斯发表外，还用中文发表在《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上。

在文章《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研究综述》中，笔者介绍了各国学者对萨维茨基个人品质、历史理论与文化思想的评价，指出对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的研究，除了个别文章，大多是在整体研究欧亚主义理念的共同背景中进行。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

笔者在《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内涵》中指出，“作为俄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创始人，萨维茨基不仅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地缘观念，还从‘思想制度’国家、国家-私有制等方面阐释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思想。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思想是对俄国历史问题的解读，也是对当代俄罗斯道路的‘预设’。欧亚主义不仅成为重要的战略、哲学和社会政治工具，也将成为俄罗斯内外政策的必要因素”。在《欧亚主义视野：萨维茨基论蒙古-鞑靼统治及其对俄罗斯历史的影响》中，笔者认为，欧亚主义者试图为世纪之交面临重大转折的俄罗斯寻找一条发展道路，这一历史性的探寻必须追流溯源，从俄罗斯早期历史中寻找答案，蒙古-鞑靼时期是无法超越的历史阶段。萨维茨基不认为蒙古-鞑靼200余年的统治完全是历史悲剧，蒙古-鞑靼时期是俄国历史的必然阶段；蒙古时代对俄国思想文化和国家制度及地缘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萨维茨基提出了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创立了俄国地缘政治学派。

在《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中的地缘政治理念》中，笔者首先将萨维茨基与西方地缘政治学派（拉采尔、契伦、麦金德等人）的理论进行对比，然后详细介绍了萨维茨基提出的“文化位移观”“欧亚大陆”和“发展空间”理论。作者认为，在俄罗斯社会思想史中，萨维茨基第一个提出了相对严谨、周密的地缘政治理论，这是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的核心。在欧亚主义同时代的和欧亚主义出现之前的其他俄国哲学流派的思想中，关于俄罗斯国家现在与将来的地理和地缘政治的边界问题是不明确的。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模式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创立了自己完整、独特的地缘政治学说。

在《列夫·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学说及其当代影响》中，笔者深入分析了古米廖夫的古典欧亚主义学说，并试图探讨他的欧亚主义理念对当代俄罗斯社会与政治转型的影响。

笔者首先指出，2012年是俄罗斯历史学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古米廖夫（1912~1992）诞辰100周年。他进一步发展了20世纪20年代在俄国侨民中产生的古典欧亚主义（核心是地缘政治思想）哲学思想，认为欧亚主义思想的最大价值是实现了历史、地理和自然学等科学的联合。作为承前启后的代表，古米廖夫为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产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欧亚主义关注的也是全球地缘政治问题，它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欧亚主义的救世主义传统，认为俄罗斯有能力振兴自己，拯救世界。

在笔者看来，古米廖夫是20世纪伟大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思想家、东方学家、民族学家和民族起源理论的创始人，他自称是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经历了俄罗斯历史上的整个苏联时期，预言了苏联的解体。他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欧亚主义集大成者萨维茨基的思想，断言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在他的科学论证中，欧亚民族的共同体和一体化理论得到了全面的解析和发展。他的研究成果为欧亚国家一体化的进程奠定了基础，他的思想的实践甚至直接体现在俄罗斯主导或积极参与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方面。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当代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亚历山大·格尔耶维奇·杜金和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帕纳林是古米廖夫古典欧亚主义思想的继承人，并且创建了新欧亚主义学说，而这个“新学说”又被俄罗斯领导人普京采纳。2012年5月普京重登俄罗斯总统宝座的“王者归来”被杜金称为“欧亚主义象征”。

笔者认为，古米廖夫欧亚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人类历史，懂得人类不是以欧洲为唯一中心的整体，而是由若干“不同景观”组成的多姿多彩的混合体。欧亚主义的主要长处在于将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因而前程远大。

一些中国学者主要致力于研究欧亚主义的思想来源，认为特鲁别茨科伊的《欧洲与人类》对欧亚主义直接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伍宇星和李彬；把达尼列夫斯基的思想看作欧亚主义思想来源的有张建华、唐艳和张海鹰。

伍宇星在《俄国欧亚主义思潮及其思想先驱与后继者》中介绍了俄国古典欧亚主义流派的形成与沉寂、欧亚主义的思想体系及其思想先驱、欧亚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复兴及其发扬光大。在作者看来，“从研究俄国与欧洲和俄国与东方的问题来探讨俄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是该思潮学说的核心。”这一学说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是对斯拉夫主义的直接继承，同时更加强烈地反对欧洲中心论和俄国的欧化。20世纪90年代，欧亚主义作为俄国侨民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重新回到故土俄罗斯，在俄国及独联体许多学科领域产生了融合欧亚主义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尝试。伍宇星在另一篇文章《欧亚主义：俄国侨民新思潮——古典欧亚主义思潮的历程》中指出，“特鲁别茨科伊《欧洲与人类》中的文化哲学思想为欧亚主义学说提供了理论方向和方法论基础。”

李彬在《浅议俄罗斯政治思潮——欧亚主义》中指出《欧洲与人类》是古典欧亚主义产生的导火索。他认为古典欧亚主义者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对彼得大帝时期的欧洲化改革持批评态度。

张建华、唐艳在《近10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欧亚主义问题研究综述》中指出，中国学术界关于欧亚主义的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主要内容包括：欧亚主义的发展、内容及评价，欧亚主义与大西洋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的联系及区别，俄国外交政策中欧亚主义复兴的背景、俄国向何处去等。作者认为，欧亚主义思想的鼻祖是Н．达尼列夫斯基，欧亚主义者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在《俄国与欧洲》一书中的思想。

张建华教授在另一篇文章《新旧俄罗斯的相遇与歧路——欧亚主义视野下俄罗斯复兴之历史思考》中指出，欧亚主义者继承了斯拉夫主义思想，强调从俄罗斯文化传统和独特地理环境中寻找赫尔岑命题（俄国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俄罗斯应走西方式道路，还是东方式道路？）的答案，试图为俄国发展指出道路。作者认为，“在苏联时代，尽管欧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经基本绝迹，但从欧亚主义角度思考治国安邦的方略却成为苏联领导人的一种出发点”。在赫尔岑命题和欧亚主义观点上，旧俄罗斯、苏联和新俄罗斯实现了历史性的相遇。从欧亚主义视角来观察俄国、苏联和新俄罗斯复兴的道路，能够发现其共性：民族传统、文化特点和历史命题。

张海鹰在《俄国欧亚主义的三个思想来源》中指出，欧亚主义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斯拉夫主义、达尼列夫斯基的文化类型学说和列昂季耶夫的拜占庭主义思想。正是这些俄国思想的传统为欧亚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她在另一篇文章《欧亚主义——俄罗斯思想的历史遗产》中归纳俄罗斯学者对其内容和意义的评价时，认为有四种立场：一、把欧亚主义视为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二、确定欧亚主义是斯拉夫主义的延续和继承；三、欧亚主义是俄罗斯乌托邦的变体；四、把欧亚主义视为丧失民族根基的纯知识分子流派。作者认为，欧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人的现代意识中举足轻重，它是俄罗斯思想的一份重要遗产。

目前，在中国出版了5部涉及俄罗斯古典欧亚主义的学术著作，其中包括1本译著《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瓦列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著）。彼得罗夫在该书第三部分“俄罗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分析了Н.Я．达尼列夫斯基、К.Н．列昂季耶夫、Н.С．特鲁别茨科伊、П.Н．萨维茨基、Н.Н．阿列克谢耶夫和Л.Н古米廖夫的思想，认为俄罗斯地缘政治学派首先起源于他们。

安启念在《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全盘西化实验的失败在俄罗斯引发了一股民族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欧亚主义的再现和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探索。在他看来，“欧亚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在欧洲的俄罗斯侨民中出现的一种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基本内容是从理论上阐述俄罗斯的文化特征和俄罗斯的历史命运”。作者认为，欧亚主义的产生，实质上是俄罗斯文化对俄国社会中西方化倾向的反应，是一些知识分子强调俄罗斯文化的东方特色以对抗全盘西化寻找俄国特殊发展道路的努力。但他强调，欧亚主义绝不是要和欧洲对立，只是主张俄罗斯文化的东方性和东方文化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而不应当充当西方的模仿者。

张树华、刘显忠在《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的第五章“政治思潮的思想根源”中写道，欧亚主义者对欧洲中心主义持批判态度，强调俄罗斯是特殊的欧亚现象；他们关注东方，强调东方对俄罗斯历史的作用和影响。文中指出欧亚主义思想复兴的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长期陷入危机和混乱状态，人们对“欧洲-大西洋主义”越来越感到失望，同时又担心“民族-爱国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太大。“在这种情况下，‘欧亚主义思想’表达了原苏联境内民族融合、文明接近的一种愿望。”

张建华在《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中分析了欧亚主义产生时俄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霸权，西方文明出现危机；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破坏了俄国原有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文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欧亚主义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俄国人对自己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缘文化’的认识有关”。作者认为，欧亚主义者继承了斯拉夫主义思想，欧亚主义思潮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就是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主义者关于俄国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地位的认识。

伍宇星的《欧亚主义历史哲学研究》是迄今唯一一本中国学者研究古典欧亚主义的专著。书中介绍了欧亚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对欧亚主义的经典文献作了述评，分析了俄国社会思想及历史哲学的起源和俄国的历史文化，并选译了部分与欧亚主义有关的文献。作者认为，欧亚主义历史文化哲学思想体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俄国历史哲学传统的理论综合和发展，但同时指出，欧亚主义者在解构的同时未能成功建构，他们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却没给出正确的答案。“这一切还有待于新欧亚主义者的修正和完善。”

中国学者的欧亚主义专论

中国学者对欧亚主义的研究，兴起于哲学界，兴盛于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大量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选择将欧亚主义作为学位论文的课题，分别从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自然地理学、地缘经济学领域展开研究。这一现象表明，中国学者对俄罗斯历史和现实中的欧亚主义的关注与研究方兴未艾，后继有人。

迄今为止，中国研究古典欧亚主义的博士学位论文有4篇。

一、200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伍宇星的《俄国历史哲学语境中的欧亚主义》分为四章：“回归东方”——欧亚主义思潮简介；精神前提与时代碰撞；俄罗斯—欧亚洲——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个体；新欧亚主义——后苏联俄罗斯的困惑。论文对欧亚主义思潮及其思想体系和精神前提进行了系统阐述，着力于分析欧亚主义思想体系的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原则，即在历史哲学的框架内解读欧亚洲历史—文化模式的基本内容及分析方法。作者认为，欧亚主义者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俄国文明类型的问题并通过哲学、文化学、地理学、人种学、语言学、政治学和宗教学手段把这一问题变成综合分析的对象。在他看来，“欧亚主义历史哲学理论引入了新的术语和范畴，从而丰富了历史科学，使揭示俄国历史进程的特征、展示亚洲因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都成为可能”。

二、200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的粟瑞雪（本书作者）的《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思想研究》分为八章：萨维茨基的生平及其活动；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的历史背景；萨维茨基思想中的地缘政治理念；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的哲学内涵、政治学内涵和经济学内涵；萨维茨基的俄国历史观及其对十月革命的思考；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的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认为，“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思想是俄罗斯思想、俄罗斯命运和俄罗斯灵魂主题的再现”。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采取的某些政策，体现了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的内涵。新欧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欧亚主义的救世主义传统，并极力宣扬，认为俄罗斯有能力振兴自己，拯救世界。无论是“古典欧亚主义”还是它的变种“新欧亚主义”都将不仅成为重要的战略、哲学和社会政治工具，也将成为俄罗斯内外政策的必要因素。

三、201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现为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教师张海鹰的《俄国古典欧亚主义研究》分为五章：论文首先概述了欧亚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思想渊源和运动始末；其次论述欧亚主义的思想观（宗教哲学观、文化观、地缘政治观、民族观、国家法制观和经济观）；在欧亚主义的俄国历史观中，分析了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内部特点、蒙古统治的影响及对十月革命的评价；然后讲述了来自宗教哲学、自由主义和斯拉夫主义方面对欧亚主义的批评；在欧亚主义的复兴与传承中，介绍了新欧亚主义流派、现代欧亚主义学院派、古米廖夫欧亚主义流派和现代左倾欧亚主义流派。作者认为，欧亚主义者在诸多论述方面有合理性，但也存在严重的片面性和极端性。文中把欧亚主义分为三个阶段：古典欧亚主义（1920~1939年）、古米廖夫欧亚主义（1956~1989年）和现代欧亚主义（1989年至今）。作者指出，“欧亚主义作为俄罗斯思想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其研究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四、2010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现为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语学院教授李英玉的《欧亚主义与俄罗斯的复兴》分五章：除了第一章是论述俄罗斯的古典欧亚主义及其历史渊源，其余四章都是分析新欧亚主义（新欧亚主义及其俄罗斯复兴思想、新欧亚主义与俄罗斯国家定位、新欧亚主义与俄罗斯大国外交实践、新欧亚主义与俄罗斯对华关系）的。在第一章中，作者认为，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罗斯古典欧亚主义思潮有其产生的内外因素。外部因素是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已经逐步进入垄断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弊病，它在道德上、文化上的破坏性和诸多负面因素首先引发了西方知识分子阶层全面的反思。”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包括俄国知识分子把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世界性大灾难看成西方伦理观念和发展观念的必然结果，反映出俄国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觉醒。从内部因素来看，古典欧亚主义是由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造成的俄罗斯精神的双重性决定的。作者指出，古典欧亚主义反对欧洲中心论，把欧洲看成是欧亚的敌人，目的在于捍卫欧亚文化的特殊性。

以上是中国国内目前对俄罗斯古典欧亚主义的研究状况，在欧亚主义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较为一致，大都认为这是20世纪20年代在俄国侨民中出现的一种思想和学说，以文集《面向东方·预言与实现·欧亚主义者的观点》为欧亚主义诞生的标志。大多数学者同意马斯林教授的观点，认为欧亚主义分为古典欧亚主义、古米廖夫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三个阶段。在对古典欧亚主义的评价方面，中国学者的观点不太一致。不少学者只关注俄罗斯时下流行的新欧亚主义及其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对古典欧亚主义的研究著作仅有伍宇星的《欧亚主义历史哲学研究》一书。欧亚主义的研究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不仅应从哲学角度，还应从思想史和地缘政治方面探讨古典欧亚主义的地位和实践意义。

4．关于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的研究综述

作为欧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典型代表人物，萨维茨基的思想无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欧亚主义对俄国思想或俄国历史天命意义的解释远不能使20世纪俄侨中的西方主义思想家满意，俄侨中的自由主义人士成为萨维茨基的天然论敌，如著名历史学家米留科夫、基泽韦捷尔、斯捷蓬、斯图卢威等。后来在论敌中还有一些开始支持欧亚主义运动的人，如哲学家弗洛罗夫斯基、史学家比齐里等，也曾同萨维茨基积极辩论。

在与俄国发展的历史道路有关的问题方面，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科夫不接受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观点，后者认为苏维埃国家在某些原则上与欧亚主义有可能相结合。米留科夫认为，苏维埃在欧亚主义的解释中，不仅是权力机关，而且是“真理国家”的人民理想。

俄国历史学家基泽韦捷尔非常重视萨维茨基的历史观点和对“欧亚大陆”概念的理论论证。在他看来，欧亚主义思想是对已形成的、关于俄国历史概念的、新的、不必要的破坏，对俄国的民族自我意识而言是危险的。

俄国学者库利舍尔（А.М. Кулишер）断言，萨维茨基在文章《欧亚主义》中，为了宗教偏执和“附属经济”（подчинё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的“旧智慧”（старая мудрость）而反对“欧洲精神”（европейский дух），实质上是向布尔什维主义投降。

俄国著名经济活动家梅尔基赫（А.М.Мелких）在分析萨维茨基的文章《主人和经济》时，认为文中阐述的经济强国理论是“对共产主义的让步，近乎承认它”。

俄国著名哲学家斯捷蓬曾指出，从西方借来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使俄国遭受了无尽的屈辱。有过这种经历，几乎不可能产生反对欧亚主义的意向。并非欧亚主义拥护者的斯捷蓬虽然预言了它光明的未来，认为欧亚主义思想符合时代精神；“但这种‘精神’永远落后于现实。因此，欧亚主义者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和其他人——没有发现他们的学说站不住脚。”

在分析和批评萨维茨基的地理理论时，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米留科夫承认俄国的地理特征影响其民族特殊性，但认为“萨维茨基将这一思想引向了极端”。在他看来，术语“欧亚大陆”是指出了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大陆过渡带特点，但这样的过渡带很多，把它们划为独立的类型是不对的。米留科夫认为萨维茨基地理研究的主要缺陷是片面采集证据，萨维茨基的目的之一是无论如何要找到唯一性和特殊性；必须从西方转向东方是其另一个目的。他批评萨维茨基认为俄国自然区域是四道旗状布局的结论，认为它们无论如何不可能连接欧洲和亚洲；无论是冻土带，还是沙漠、森林、草原都不是俄国典型的，他们早就超出了俄国的范围。米留科夫还指出，萨维茨基没有发现俄国气候的主要特点——按从西向东的方向不断增加的大陆性。

俄国著名史学家比齐里曾经支持欧亚主义，后来也对它进行批评。他指责萨维茨基有时丧失了分寸感，认为“欧亚主义是‘地理宿命论’（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фатализм）或‘对地理学的迷恋’（одержимость географией）”。

俄国土壤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奥金佐夫（Б.Н.Одинцов）认为，萨维茨基在《俄国的地理特征》（«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и»）一文中，用俄国政治边界的范围限制整个欧亚大陆固有的自然地理现象，这一结论没有任何根据。在他看来，“俄国的欧洲、亚洲部分不仅互相联系，而且和其余的欧洲、亚洲区域在气候和其他自然地理条件方面以逐渐过渡的方式相联系，并构成统一的大陆不可分割的部分”。

俄国民族学家莫吉良斯基（Н.М.Могилянский）却高度评价了萨维茨基的这篇著作，认为它是对科学的重大贡献。他指出作品的很多优点，如广泛的文献基础，对包括苏联时期在内的大量文献的分析，成功的科学定义等；但同时也批评作者对一些问题概念化和新术语使用不准确。莫吉良斯基认为，如果萨维茨基多关注地貌学和气候学，将会使他免受批评家们的主要责难。在他看来，从西向东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全年温度幅度的增加，而萨维茨基忽视了这一点。

俄国著名经济学家比利莫维奇（А.Д.Билимович）对萨维茨基的观点“世界文化的中心在第三个千年将转移到欧亚俄罗斯”表示怀疑。在他看来，萨维茨基承认鞑靼枷锁的正面意义是“欧亚主义者难以克服的标新立异倾向，没有任何重要的科学意义”。

在分析萨维茨基的哲学思考和文化观点时，基泽韦捷尔认为，老斯拉夫派比欧亚主义者的观点与自己更接近。在他看来，萨维茨基关于俄国文化结合了欧洲和亚洲因素的观点没有什么可反驳的。但他反对斯捷蓬称欧亚主义者为“未来主义时代的斯拉夫派”；批评萨维茨基的学说充满矛盾，认为其是“过分轻率的、仿佛是空中幻想的建筑”；不同意萨维茨基认为斯拉夫主义思想带小地方性的说法。基泽韦捷尔认为，尽管在欧亚主义中有真理，但“只是问题的真理，不是答案的真理。在欧亚主义的幻想中，只有很少的真理与巨大的自我欺骗相结合”。基泽韦捷尔强调，萨维茨基的历史哲学，完全经不起任何批评；萨维茨基在文章《草原与定居》中描述的蒙古枷锁的影响，产生“十分奇怪的印象，他们想用某种动人的俄国鞑靼田园诗图景偷换真正的历史事实”。基泽韦捷尔称萨维茨基的“发展空间”理论为“地理神秘主义（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мистика）”。

在著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萨维茨基的启蒙老师斯图卢威看来，萨维茨基的学说表现为确定欧亚主义世界民族的文化种族特征；在这种确认中重复着所有这种纲要的通常错误：已知的特点不是作为历史情形和事件经常变动的结果，而是作为先验的资料，决定并预先确定该事件这种情形的条件。他指出萨维茨基的作品中虽然有健康的保守主义因素，但运动及其个别代表固有的革命理想化不可接受。

俄国著名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批评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对天主教持敌视态度，认为这是多神教的割据主义。他强调，“基督教不允许这种对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地理和民族划分”。

著名神学家弗洛罗夫斯基也认为不可能从精神上把俄国与欧洲分离。在他看来，“俄国作为拜占庭的现实继承者，对于统一文化历史现象中的非东正教的、基督教西方来说，将成为东正教的东方”。

以上与萨维茨基同时代的学者对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思想多以批评为主，或褒贬掺半，而俄国作家伊万诺夫（В.В.Иванов）却非常赞成这一思想。他认为，欧亚主义运动会受到所有俄国的、爱国主义者的欢迎。在他看来，对欧亚主义的研究散发出草原的芬芳和东方的浓香。“为了证明俄国与欧洲的区别，萨维茨基等欧亚主义者对斯拉夫派的事业进行了正确修正。只有对东方的历史重新思考，才能找到我们自己。”

萨维茨基的作品，尤其是研究俄国地理特征方面的专著，在俄侨界引起极大的兴趣。侨民中多次举行学术辩论会和讨论，其中涉及欧亚主义运动史的政治方面[如欧亚主义者与“托拉斯”（трест）的关系]和某些欧亚主义代表的历史、文化观点。萨维茨基的思想很少被分离出来作为单独的研究内容，通常被置于欧亚主义研究的共同背景中。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欧亚主义运动的衰落，关于它的争论逐渐消失，对萨维茨基著作的科学分析实际上也中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苏联国界之外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俄侨“第一次浪潮”历史的著作，其中涉及欧亚主义。但这些著作几乎没有涉及萨维茨基的理念。如1955年，德国学者萨尔基相茨（E.Sarkisianz）出版的专著《俄国与东方救世论》（«Russland und der Messianismus des Orients»），研究了俄国与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交际，其中只收集了大量决定欧亚主义某些精神前提的资料。

1968年萨维茨基去世以后，美国出版了关于他的传记性文章，作者是其生前好友维尔纳茨基，文中较详细地讲述了萨维茨基一生的遭遇及其学术观点。在维尔纳茨基看来，萨维茨基是一个有非凡天分和广泛兴趣的人，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艺术理论家和教育家；他记忆力惊人，笃信东正教。在文章最后，维尔纳茨基写道：“萨维茨基的一生坎坷曲折，但他始终追求崇高的精神价值，刻苦钻研；他创造性地对待生活，积极与人交往，对俄国和俄国人民始终怀有强烈的信心。”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国才发表了一些记述萨维茨基的传记性文章。学者帕利耶夫斯基（П.Палиевский）强调，在欧亚主义理论上，萨维茨基比特鲁别茨科伊的贡献更大，“他论证了这些思想中的关键概念。在他的著作中比别人更深刻地揭示了形成欧亚大陆特殊世界的民族合作及其社会生活”。

俄罗斯当代学者斯捷潘诺夫（Н.Ю.Степанов）的观点是，萨维茨基在专业方面是经济地理学家，但在其著作中也表现为文化学家和哲学家。“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能熟练运用德语、捷克语、英语、法语和挪威语。”作者同时指出，萨维茨基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从事欧亚主义组织的联合工作，他坚信思想对于社会革命的意义。

学者杜尔诺夫采夫（В.И.Дурновцев）认为，萨维茨基是最彻底的、最积极的欧亚主义者。“在欧亚主义运动的所有历史阶段，他都起了非常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他还指出，萨维茨基是天才的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其学术和政论方面的遗产尚未得到系统研究。

著名学者克柳奇尼科夫（С.Ключников）也指出萨维茨基是地理学家、经济学家、政论家、思想家和欧亚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他很早就表现出多种才华，如在艺术理论（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乌克兰的砖石建筑术），在史学和经济地理领域，在新闻工作和行政活动（曾经担任俄国驻挪威公使馆公使秘书）方面。作者同样认为萨维茨基知识渊博。“他异常积极，精力充沛，性格乐观，将纯理论与社会活动成功结合。”

当代俄罗斯学者杜金认为，萨维茨基大概是第一位和唯一一位可以在完整意义上被称为地缘政治学家的俄国学者。萨维茨基“是一位经济学家，是彼·斯图卢威的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曾与立宪民主党接近”。

学者拉夫罗夫（С. Лавров）强调萨维茨基是杰出的经济地理学家、游牧学家和俄国第一位地缘政治学家。“必须指出，‘地缘政治’的概念本身具有双重性：既是一门科学，也是具体的政治活动。因此，彼得一世是地缘政治学家兼实践家；萨维茨基从《伊戈尔远征记》（«Слово о полкуИгореве »）中找到了地缘政治的主题。”拉夫罗夫认为，萨维茨基对欧亚主义是最忠诚的：他担任欧亚主义委员会主席时，承担了全部的组织工作，经常在欧洲各国首都间往返。此外，萨维茨基是欧亚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为这一新流派赋予了名称。他的地缘政治立场感染了其他欧亚主义领导人。

俄罗斯与欧美学者除对萨维茨基的生平及个人品质作出较高评价外，对其历史理论与文化思想也进行了研究。学者中既有拥护赞成之人，也不乏批评指责者。

1961年，德国历史学家博斯出版的著作对萨维茨基欧亚主义的批评研究有较大贡献。在他看来，萨维茨基关于“文化迁移”的观点具有假定性，没有考虑到气候条件的历史变化。“它导致推崇俄国的文化弥塞亚，这之后明显流露出的只是东正教信仰的真理性思想。”

1973年，欧亚主义运动直接参加者之一的伊利英（В.Н.Ильин）在西方发表文章《欧亚主义》，回顾运动的思想体系和历史哲学。他同意萨维茨基的观点，即第一，不是中国，而是俄国应当被称为“中央的国家”（среди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第二，存在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文化形态的综合体系，包括欧洲、亚洲国家，伊朗、印度、中国和日本。在他看来，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游牧学（кочевниковедение）这种典型“欧亚主义科学”的重要性。只有俄国积极参与，欧亚大陆的各种文化才能够联系、综合。他认为萨维茨基关于“俄国文化能担任联合与调解力量的历史角色”这一说法是对的。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苏联出现的一些著作，把萨维茨基领导的欧亚主义运动描绘为整个白侨的思想退化。正如学者万达尔科夫斯卡娅指出的，“对欧亚主义的类似解释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联科学的共同状况及对侨民的态度”。

1993年，德国斯拉夫学家、政治学家、文化学家留克斯发表文章，认为萨维茨基领导的欧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与青年罗斯人和路标转换派，以及德国的保守主义革命政治流派是同源的。

1995年，德国另一位历史学家伊格纳托夫也认为，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不真实地解释俄国历史，导致虚构的政治纲领”，是“意识形态的神话”和“保守主义政治目标的合法化手段”。

俄国学者杜尔诺夫采夫（В.И.Дурновцев）对欧亚主义者中的第一人——萨维茨基的论据进行了批评性分析，认为很难把萨维茨基本身的世界观和欧亚主义历史理论相分离，尤其是在讲到学说的基本原则时；萨维茨基确立了欧亚主义思想的主要范畴——欧亚俄罗斯是特殊的地理和历史世界，俄国的民族性具有特殊的价值。杜尔诺夫采夫指出，萨维茨基的历史理论和其他欧亚主义创始人一样，无疑是有弱点的；但“他们认为，俄国文化空间的特征起源于它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用周围的民族环境和历史形成的民族内部关系来解释，这一看法仍保留了合理的意义”。在杜尔诺夫采夫看来，正是地缘政治的任务，在继续对历史运动、民族间关系、俄罗斯的经济状况产生强大影响的同时，确定了俄罗斯在欧洲文明坐标体系中的合法地位。

当代俄罗斯学者西尼亚金（С.В.Синякин）认为，“萨维茨基的‘发展空间’概念不是纯地理的，而带有文化形态的内容。发展空间的特点（森林、河流、草原或沙漠）加强并巩固了相应民族日常生活的特点”。

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学教授费拉里研究西方学者的观点后指出，西方学者主要把萨维茨基领导的欧亚主义综合理解为某种立场，因俄罗斯文化与现代化、与作为现代化先锋的西方无法合理共存而推出。“在这方面它实质上被看作文化和政治中虚假的神话题材，本身带有某种危险。”

萨维茨基的地缘政治思想和社会改革方案是各国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基本上正面的评价较多。

196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梁赞诺夫斯基认为萨维茨基著作的极大意义在于论证了欧亚大陆的特殊自然性，其结论是理论家自己创造的特有的地缘政治理论；并指出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和包括达古恰耶夫（В.В.Докучаев）在内的俄国前辈对萨维茨基观点的巨大影响。梁赞诺夫斯基得出结论，“在某种意义上，欧亚主义是绝望地尝试回到已消逝的俄国，试图把陌生社会中不稳定、无根基的存在变成家里有机的、创造性的生活面貌”。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苏联和俄罗斯国内研究俄侨历史、科学和精神遗产方面的史学状况逐渐改变。苏联的解体、民族间的冲突、俄罗斯国家的危机赋予欧亚主义思想某种政治色彩，历史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文化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开始着手研究以萨维茨基为代表的欧亚主义者的遗产。

著名学者帕舒托（В.Т.Пашуто）收集了大量关于俄侨史学家的材料，去世后才得以出版。在他看来，萨维茨基的“地理决定论”和他对俄罗斯国家领土增长过程的关注有某些正面因素。“如果从作者关于金帐汗国对罗斯而言是联合森林、草原地区的地缘政治思想载体的臆测转移开来（这一切在古代罗斯已经研究过），那么就完全可以有根据地思考这种领土增长对巩固臣民眼中专制思想的意义，思考拜占庭继承者——俄国类型的帝国思想的萌芽。”学者强调了萨维茨基所提出问题的重要性：关于中世纪用海运和陆运方式进行贸易时的商业费用及安全的差别，关于在罗斯出现关税政策、税率政策和航运政策的问题及其他。

当代俄罗斯学者斯捷潘诺夫指出，萨维茨基研究的“循规进化说”（номогенез）和著名自然科学家维尔纳茨基（В.И. Вернадский ——欧亚主义历史学家格·弗·维尔纳茨基之父）的“智力圈”（ноосфера）学说有某种联系。“还在1921年初，欧亚主义的奠基文集《面向东方》问世之前，萨维茨基就尝试把俄国描述为一个特殊的地理世界，并描绘了这一世界的地理、气候和土壤特征。当时表达的思想后来在他的其他文章和小册子中得到了发展。”

在地缘政治思想发展的背景中研究萨维茨基观点的学者有俄罗斯当代哲学家杜金。在他看来，萨维茨基的主要思想是：俄罗斯是特殊的文明构成，是通过“中央性”（срединность）来确定的。俄罗斯的“中央性”对萨维茨基而言是俄罗斯历史同一的基础——它不是欧洲的一部分，也不是亚洲的延续；它是独立的世界，独特的精神历史和地缘政治现实。杜金认为，萨维茨基的欧亚俄罗斯地缘政治意义是欧洲森林和亚洲草原的综合；“发展空间”和“思想制度”（идеократия）理念是萨维茨基理论的重要方面。

当代俄罗斯学者阿列夫拉斯（Н.Н.Алеврас）研究了萨维茨基的早期作品，并把它与另一位欧亚主义者——维尔纳茨基的著作进行对比。他指出，两位学者对一些共同的问题感兴趣：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和它的命运。他们学术观点的形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一战”期间。在他看来，解决世界问题的国内、国外方案，民族思想的现实性，反德情绪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增长，地缘政治方面新知识领域的出现，影响了萨维茨基他们这一辈人的思想和理论。他强调，与专业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不同，萨维茨基把自己的学术兴趣首先和经济地理联系在一起。关于俄国的经济条件，萨维茨基提出，俄国应在集约开采东部边疆原料储备的基础上发展工业。阿列夫拉斯认为，在维尔纳茨基和萨维茨基的早期作品中就已经研究过那些预备形成基本欧亚主义概念的问题，如“发展空间”“欧亚大陆”“自给自足性”（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ость）“大陆经济”（материковоехозяйство）等。他们二人都论证了俄国发展的东方地缘政治方针和类似脱离“没落旧欧洲”的“泛欧亚主义”思想，强调俄国在世界历史中获得了本身的使命。

俄罗斯学者安托申科（А.В.Антощенко）研究了自然界、社会与个性在萨维茨基的欧亚大陆“发展空间”概念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在其《“欧亚大陆”与“神圣罗斯”》（«“Евразия”и“Cвятая Русь”»）一书的第四章，专门阐述了欧亚主义思想家萨维茨基的帝国主义和生产力发展的观点。萨维茨基指出帝国主义的特征是多民族性及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有机统一，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是一种发展经济、文化、开拓疆土的国家政策。他强调俄国必须依靠其亚洲部分的自然资源发展工业，以达到工农业发展的平衡。

应当指出，俄罗斯与欧美学者对萨维茨基及其欧亚主义思想的研究，除了个别文章，大多是在欧亚主义理念整体研究的共同背景中进行的，其社会政治活动也是在研究欧亚主义运动的共同轨道中。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俄罗斯出现了一些研究欧亚主义历史的副博士学位论文，如切尔内赫的《特鲁别茨科伊文化哲学中的俄罗斯文化历史自决因素》（Чёрных В.А. Факторы 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в культурософии Н.С.Трубецкого. М.1999.）、邦达里的《维尔纳茨基的社会政治观点和活动》（Бондарь А.Ю.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Г.В.Вернадского. М.2001.）、帕先科的《欧亚主义意识形态》（Пащенко В.Я. Иде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йства. М.2000.）、帕尔金的《欧亚主义者学说中的国家构想》（Палкин А.Г. Концепция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учении евразийцев. Омск,2009.）等。

在以上这些论文中，都提到了萨维茨基，但论述简短而且不完整。西尼亚金的《萨维茨基著作中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Синякин С.В. Развитие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в трудах П.Н.Савицкого. Уссурийск, 2002.）、贝斯特留可夫的《萨维茨基在侨民时期（1920~1938年）的社会政治和学术活动》[Быстрюков В.Ю.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научная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етра Николаевича Савицкого в годы эмиграции（1920~1938）.Самара,2003.]、波卢欣的《萨维茨基的历史观：方法论研究》（ПолухинА.Н.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П.Н.Савицкого:теоретик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йаспект. Томск,2007.）、马特维耶娃的《萨维茨基关于20世纪前1/3俄国历史发展的地缘政治构想》（Матвеева А.М. ґ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века П.Н.Савицкого.М. 2008.）和索科洛夫的《萨维茨基的地缘政治理论》（Соколов Д.Е.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П.Н.Савицког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8.）是5篇专门论述萨维茨基思想的学位论文，对萨维茨基欧亚主义理念的形成与发展、社会政治和学术活动作了较详细的阐述，但萨维茨基学说的有些方面仍未被涉及。本书在“史料来源”部分将对这几篇论文进行更详细的介绍。

苏联解体前后欧亚主义思潮的复兴同样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强烈兴趣，本书对此问题已进行详细阐述。需要指出的是，除笔者发表的3篇研究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的论文外，只有陈训明的1篇专题论述萨维茨基及其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的文章，其他学者的著述没有对萨维茨基的欧亚主义思想做详细研究。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的其他内容及其在20世纪20~30年代俄侨运动中的地位、作用，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的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等，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系统研究。

整体而言，各国学者把欧亚主义列入俄国历史哲学思想发展的总轨道，把萨维茨基的著作放在欧亚主义运动研究的共同主线中分析，对欧亚主义地缘政治问题有所关注。但萨维茨基欧亚主义思想的起源和观点的形成与发展，萨维茨基对俄国革命和俄国历史的看法，其地缘政治理念与西方地缘政治学派的关系，萨维茨基的社会理想、政治改革思想及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等，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