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朝鲜族的“第三领域”和双重文化身份

“Diaspora”原来是指“离散”、“散居”的意思，主要指离开故国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这个词指民族的离散，指20世纪由于各种原因离开故国的人们的生活体验。“Diaspora”是由近代各种力量，比如政治权力、经济力、军事力、战争、革命等产生的边界性的存在。他们不得不从叫做国家的框架中被赶出来，他们是过着边界性的生活的人群或者民族共同体。

中国朝鲜族是跨境民族的后裔，可以说是近代移民社群之一。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朝鲜王朝的封建苛政、自然灾害和日帝的侵略掠夺，以朝鲜农民为首的义兵将领、独立运动家、教育家、文人等越过图们江和鸭绿江移居以延边为主的中国东北地区。正如金宽雄教授所说，他们一开始就是“失去家园、寻找家园的迷儿”，是无国籍者。他们为了拥有土地剃发易服，归化入籍，被日本的“皇民化”政策创氏改名。从1909年的间岛协约、1930年初的民生团事件和万宝山事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处在中国和日本的夹缝里陷入两者择一的困境，尝到了牺牲品“羊”的悲哀。幸亏，移居中国的朝鲜人引进水田耕作，为东北地区的开发和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从而取得了成为中国公民的资格。

以延边为主的中国朝鲜族居住地具有特殊的空间特征。他们虽处在中国的边缘，但与多民族共同生活。居住地与境外母国和其他国家接壤，因此正如霍米·巴巴所说处于“第三领域”——“灿烂的边缘”。霍米·巴巴对“国家之间的缝隙”做了如下说明：

国家性的文化定位（locality）在它自身内的关系中没有统合，也不是单一的，在与外边或境外的关系中也不能单纯地表现为“他者”。那种界限带有两面属性（Janus-faced），里外的问题总是带有杂种性（hybridity）的过程。这个过程混合了政治上具有新要素的人们，并生产另外的一面，而且为了其政治化的过程中的再现，必然包括为了再现自己生产出谁也不能预想的力量和使政治上的敌对性变得无力的过程。

霍米·巴巴认为作为现代社会特征的资本全球化现象引发了人们的大迁移，通过各种人种之间的交流使异质文化相遇发生文化性混种。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变化带来了至今未曾有过的混种性、转换性、整体性的可能，使境界的存在产生诱发创造性紧张感的“第三领域”。这种“第三领域”异质性文化要素的混合、融解及再构成成为“第三领域”的特征。

这样的不同文化要素混合、融解、再构成而形成“第三领域”，生活在这个领域里的朝鲜族自然拥有双重文化身份。朝鲜族与汉族具有共同的血统、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但是朝鲜族的民族性不仅强调朝鲜民族的血统和传统文化，而且具有居住国集体经验的双重文化身份。

解放前散居在中国的朝鲜人统称为“Diaspora”。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朝鲜族主动取得了中国公民的资格。他们把中国当做自己的祖国，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然而他们难以摆脱对故国的乡愁，并对自己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抱有极大的热爱和自豪感。100多年来，他们守护着自己的语言文字，通过民族教育和文化艺术成功地使自己作为朝鲜族留存下来。因此，中国朝鲜族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民，但依旧是拥有双重文化背景的朝鲜民族移民社会的一个分支。

对移民社会的双重文化身份，爱德华·萨义德曾说：“与众人一样，我不只属于一个世界。我是巴勒斯坦出身的阿拉伯人，同时也是美国人。这赋予我虽奇怪，但实际不怪异的双重角色。除此之外，我还是学者。所有这些身份都不十分分明，每一个身份都使我受到不同色彩的影响，每一个身份都起到不同的作用。”

萨义德等后殖民主义文化的理论家们带着双重或者多重文化身份，在第一世界起到第三世界代理人的作用，同时把第一世界的理论传播到第三世界，从文化上启发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同样，朝鲜族尤其是朝鲜族知识分子带着朝鲜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身份，光复前在中国境内为了完成“朝鲜革命”与“中国革命”双重历史使命而英勇战斗。光复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中韩交流架起桥梁，为南北的最终统一起到了桥头堡作用。

由于“朝鲜文化”因素，中国朝鲜族不仅有别于中国的汉族，也有别于中国的其他民族。而且由于“中国文化”因素，中国朝鲜族与韩国、朝鲜以及散居世界各国的朝鲜民族同胞也不同。朝鲜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金学铁先生曾在中日韩三国舞台上战斗，后半生凭着苦斗立足于中国，但是临终时却要求把自己的骨灰送到故乡——朝鲜元山。这个例子说明虽然融进中国主流社会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却固守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就是朝鲜族的文化的实体，是双重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并非随国籍而定，它是一种精神现象，存在于不断变化和构筑的过程之中。

移居民族具有双重文化身份，他们在母国和居住国之间左右彷徨，必然会产生文化变容。多年来对中国移居民族进行研究的王赓武先生根据在母国与居住国的两种文化中倾向于哪一边来把“海外华侨划分为五种身份”，具体分为旅居者、同化者、调节者、拥有民族自尊心者以及彻底改变生活方式者五类。

我们可以参考Berry的文化变容理论，他把文化变容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接触阶段，是不同的两种文化相遇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是对峙阶段，是主流社会施加压力使移民变化的阶段，这时移民要经历在出身社会和定居社会的文化整体性之间二者选一的混乱；第三阶段是解决问题阶段，是用文化变容的战略克服整体性混乱的阶段。依据少数民族集团移居者的文化变容“如何重视其他人种和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重视自身文化特性和习惯”来分为统合、同化、孤立、边缘化等四类。

这里的统合（Integration）是指少数民族积极参加居住国主流社会活动的同时维持自身固有的传统和文化。同化（Asslation）指移居者在积极参与主流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丧失自己固有的文化整体性被主流集团吸收。孤立（Isolation）指移民者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顽强固守自身文化整体性，他们生活在被隔离的少数异文化集团的居住地。最后是边缘化，指既不参与主流社会，也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坠落为社会底层，他们会具有反抗既成秩序的价值观和行动方式。

朝鲜族共同体也在发生这样的文化变容，可以通过世纪交替期朝鲜族小说里出现的“韩国形象”和“中国形象”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