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晚清公元纪年传播的历史考察

在近代传入中国的各种新鲜事物中，西方的历法和纪年也许并不为时人所特别关注，但是它一方面经由各种途径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切实地影响到一些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它也对晚清纪年之争起到了直接的启发作用，因此，对其传播和使用过程做出考察，就显得必要。笔者认为一种新知识的传入，主要依托的是这样几个互相关联的社会要素——承载这种知识的物质载体、一定的传播途径和方式、该知识得以应用的社会基础以及使用主体。当然，本书所要考察的阳历和公元纪年并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称它为“西方事物”也许更为确切。具体说来，这一西方时间形式是依托于以下环节而得以传播的：一是当时传入的西方历史地理著作以及中西通书等；二是1860年之后的《上海新报》尤其是《申报》等现代报纸；三是中西方之间的工商业活动和外交互动等。

一 晚清汉译西书中的西方纪年

在1860年代以前，西历东渐主要依赖的是传教士们所编撰的一些西书特别是时宪书。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开埠，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些知识分子正是通过阅读此时传入的汉译西书，了解到了另外一种时间系统的存在。比如，美国传教士波乃耶（Dyer Ball）等人合编的《华番和合通书》，从1843年到1853年先后在香港、广州、澳门连续出版11年。该通书刊载当时发生的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方面大事，附录中西历对照，是当时流通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较为重要的年鉴类工具书。另外一本从1852年起在上海出版的《中西通书》，由传教士艾约瑟、伟烈亚力等编著，中国文人王韬也参与编写。《中西通书》不但附有中西日历对照，而且还收录世界各地24种时间对照表以及中国阴历节气表。在这些通书中，原本分离互不相干的地区性历法和时间知识得以“共同相处”。这一现象，既反映了当时上海等地中西交往日趋频繁的事实，也说明在这种交往中不同地区的人们对“时间知识”产生了新的需求。

这些工具书在当时的上海等口岸流通较广，也颇受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那些士大夫，正是因为阅读了这些西书，才开始突破传统思维框架而构造新知识体系的。比如，著名思想家魏源在他的经典著作《海国图志》中，就因大量征引《美理哥国志略》和《平安通书》中的内容，接纳吸收了近代天文地理知识，因而能对“四时节气”“地球时刻”“四季寒暑”“西洋历法”等时间建制和自然现象有科学认知。为了让人们清楚地了解中西历史纪年的顺序，魏源还专门制作了国内最早的中西纪年对照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该表时间上自公元元年下迄公元1841年，分别将中国的王位纪年、年号纪年与西洋的公元纪年相对照。尽管自明末传教士西来，其引入的历法知识即已对中国知识阶层产生了不小影响，但是在魏源之前并没有人真正注意过中西纪年的差别。魏源发现，“大一统”的儒家帝国奉帝王正朔，“自生民以来，际天所覆，大一统之国惟中国。万里一朔，故正系王，王系春，以时改元纪号，整齐天下，编垂史册，各不相袭”，而“印度西藏蒙古，则以佛涅槃之岁后纪年，葱岭东西各回部，则以天方穆罕穆德辞世之岁纪年，大小西洋及外大西洋，则皆以天主耶稣降生之后纪年，皆合数百十国，数万里为一教”。可以想见，如果不是西方历史和基督纪年等知识的传入，秉持“万里一朔，莫如中华”之正统观念的魏源，绝对不会将“西夷”纪年与中土纪年平等地并列。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大小西洋、印度和伊斯兰国家的纪年“正朔系师而不系君”，皆以某年为元年往下次第延加，在纪年时序上直观简明，方便计算本国历史岁实，魏源才会起念作“中国西洋纪年通表”。

而19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大量增加的汉译西洋史，在绍介世界历史知识时，也很自然地引入了包括公元纪年在内的多种时间形式。其中，《四裔编年表》、《欧罗巴通史》、《泰西新史揽要》和《万国史记》，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世界史类著作。这些翻译过来的西方史学著作，一般都有意识地采用西式纪年而附录中历，“以中国纪年标于上，以西历纪年注于下，一展卷而知某国某事在西历若干年，当中国何帝何年”，以此方便读者。如出版于1874年的《四裔编年表》，由来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与中国学者严良勋、李凤苞共同编译，是一本介绍西方历史的年表体著述。该书上起少昊四十年即公元前2349年，下迄同治元年即公元1862年，将公元纪年与中国年号一一对应，逐年陈述各个时代主要国家的盛衰沿革史事。日本人箕作元八、峰岸米造撰著，1900年出版的《欧罗巴通史》，在清末曾经得到不少学界名流的认可，王国维曾为该书作序，梁启超也称赞该书“叙万国文明之变迁，以明历史发展之由”，颇有可取之处。《欧罗巴通史》“凡例”特别注明“是书编年悉照元本，恐阅者不免茫然故障，检查中西长历注明中国某年字样以便观者”。正是受到上述书籍中西纪年并用的影响，中国学者也开始对中西纪年知识产生兴趣。1890年王韬编写的《西学原始考》一书，扼要陈述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874年之西方文化发展史，采用的就是西方纪年的编年形式，附录相应的中国纪年。之后钱恂《中西纪年周始表》（光绪甲午刻本，1894年）和归曾祁的《四裔制作权舆》等中国人著作中，也已经注意将中西年历对举。这些汉译西洋史书，将中国传统纪年与西方公元纪年加以对照，为那些欲了解世界大势却不得其门而入的士大夫提供了相当的便利。

晚清最为风行的世界史类著作，还当属《泰西新史揽要》。《泰西新史揽要》成书于1887年，原名《十九世纪史》（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英国人麦恳西著，传教士李提摩太口译，中国人蔡尔康笔录，初名为《泰西近百年大事记》，1895年由光学会出版单行本，后多次再版，1903年该书还被学部审定为中学历史教科书。梁启超1896年在《读西学书法》一文中特别推重该书，称赞其“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该书叙事，全用西历纪年而辅之以相应的中历，又以“一百年为一周”（《泰西新史揽要·凡例》）的“世纪”为基本时间单位陈述历史变迁，确与中国读者习惯的朝代断限有所不同。梁启超就注意到这一新时间体例的特别之处，指出：“言其新政者，十九世纪史（西人以耶稣纪年，自一千八百年至九百年谓之十九世纪，凡欧洲一切新政皆于此百年内渤兴，故百年内之史最可观，近译《泰西新史揽要》即此类书也，惟闻非彼中善本也。”由于在《泰》书之前的西方历史著作，包括《四裔编年表》《大英国志》《万国通鉴》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近代史著作，而《泰西新史揽要》从进步的角度来描述19世纪欧洲历史，特别地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因而能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

甲午战争后，越来越多的官方或民办书院都开始开设世界史地类课程，西方历史著作也得以更多地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1903年后，《四裔编年表》《欧罗巴通史》《泰西新史揽要》等被清政府学部审定为西洋史教科书，1904年出台的《奏定大学章程》，还将《四裔编年表》与《历代帝王年表》《纪元编》《世界大年契》并列，以之作为年代学的重要参考书。这些历史著作，或多或少都带有近代进步主义色彩，初步地更新了人们的历史观念，拓展了人们的认知空间，将阅读者的眼光从本乡本土转移至全国乃至全世界。正如学者邹振环所揭示的那样，“接受当时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记历系统——公元纪年，并在同一时间序列下排列东西方各种文明和欧亚大陆各种事件的演变，可以让中国读者改变原来的历史视野，超出王朝的局限而理解历史发展的全貌”。换句话说，逐渐接受中外诸种纪年的并存，也就意味着中国人的时间意识经历了一个重要转变——时间的所有格形式从中国转变为世界。从此，“上下天地，来去古今”的大一统王朝时间观开始转变为世界主义的历史时间意识。同时，西方史书不用时王纪年而以纵贯一统的公元纪年统系历史，这一点直接启发了晚清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促使他们在此后模仿西方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新纪年。

二 报纸与公元纪年的传播

1860年代以后，《上海新报》以及著名的《申报》的诞生，在近代新闻史和文化史上都是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这些报纸凭借着先进的经营理念、新鲜的叙述视角和对社会新闻的敏锐捕捉，赢得了诸多读者。笔者认为，近代报纸在推动国人了解和接受西式时间，引用新的时间形式以及促成人们形成新的时间共感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报纸作为当时最为主要的公共传播媒介，在即时传递各种工商业信息的同时，成功地传播了两种不同的时间系统，比如，为了照顾十里洋场的中西读者，报纸上的各类洋行竞拍活动的广告总是同时标明中西日历；而且，作为定期出版的公开读物，在报纸注明出版日期时，也会将公元纪年和阳历一并标示。此外，报纸在对域外新闻和西方历史文明的介绍中，也十分自然地将西方时间当作世界知识之一种，呈现给了晚清读者。

不过，早期的中文杂志和报纸，即使主要经由西方人创办也并不一定必然使用西历。传教士创办的最早的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使用的就都是中国的皇帝纪年。据笔者考察，1861年11月由英商字林洋行创办的《上海新报》（《字林西报》的中文版），是近代最早公开注明西历的报纸。《上海新报》最初系周刊，后改为日刊，是华东地区最早的中文日报。《上海新报》初期主要刊登商业行情、船期和各类广告，为人们提供商业资讯和出行信息。1868年前，该报报头一直只用中历注日，但是正文里已经常常同时出现中西历，如一则“洋银铜钱价”的消息称：“英八月初七日即中华六月廿三日鹰洋价每员价银八钱零八厘，本洋每员八钱一分。”当西洋的鹰洋与中国的本银之间的比价变化开始左右上海洋行买办们的行动时，关于西历的知识也就这样悄然地进入中国人的生活。1868年6月30日，《上海新报》第一次同时在报头并注中西历，只是西历用的还是英文标注“1868 June 30th”，这一英文标注法一直沿用到1873年该报终刊。

相比《上海新报》，后起的《申报》显然更懂得现代报纸的经营之道。自1872年创刊迄至民国，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该报在上海乃至全国报界引领风骚，一时风头无两。在《申报》的创刊号上，报头栏里中历“大清同治壬申三月二十二日”位右，西历“英四月三十日”位左。1875年元旦，《申报》在报头栏里用大字标示“大清同治甲戌十一月廿四日”，又用小字标出“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即礼拜五”，此后，这一时间注释法一直沿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历”一词在明末即已出现在士大夫的著作当中，但是其指代并不明确，有时它指的是圣经的历史年代学，有时又指的是西方的历法知识，魏源在《海国图志》里则是将西洋历法和西洋纪年分开来做表。据笔者所见，将耶稣纪年与阳历记日捆绑相连，用中文标示，且明确地将这一时间形式冠以“西历”名称的，《申报》应属首创。尽管对于读报的人来说，这一小小的变化无关紧要，但是其象征意义仍不容忽视。因为正是从1875年起，在报头同时使用中西日历就成为《申报》的一个注时惯例，一直沿用。而且，笔者还注意到，此前通用的类似“英一千八百七十年”或“耶稣降世某某年”的用法越来越少，而开始比较统一地在纪年前冠以“西历”一词。究其原委，乃缘于相比“耶稣”纪年的浓厚宗教特色以及“大英纪年”的狭隘地域限定，“西历”一词既能在总体上涵括上述不同的纪年表达方式，因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时，在内涵指称上又更为明确。

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到1860年代，上海已由一个只有7万多人的小县城发展到常住人口20多万，暂住或流动其间的四方商旅几十万，还包括数千外侨的繁华通商大埠。在西商的带动下，晚清上海发展出了许多新式的行业，如保险、银行、报馆等，在这些新行业里，华洋共事非常普遍。西商和华商之间日趋频繁的生意往来，客观上增进了双方对彼此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历法和纪年，也渐渐成为洋场中人的生活常识。这一点，在《申报》上许多银行、洋行、保险公司、轮船公司等的商业广告里有诸多证明。比如，一家轮船公司刊登如下告白：“本公司准于是年五月初五日将英国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十月一号起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三月三十号止，所溢之息每股均息银六两，凡各有股份者，请携股份纸来行，乃可收取至装。”在用西历注明入股时间的同时，轮船公司告白的落款署时用的则是传统的皇帝纪年和阴历记日。通过《申报》的相关新闻，我们还可发现在传播西式时间方面，月份牌一度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而发行月份牌这一新时尚最初正是由《申报》所引领发起的。《申报》于1884年开始随报赠送“华洋月份牌”，这一促销方式非常成功，大受读者欢迎。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申报》，在头版的醒目位置上刊出了一则告示：

奉送月份牌

本馆托点石斋精制华洋月份牌，准于明正初六日随报分送，不取分文。此牌格外加工，字分红绿二色，华历红字，西历绿字，相间成文。华历二十四节气分列于每月之下，西人礼拜日亦挨准注于行间，最宜查验。印以厚实洁白之外国纸，而牌之四周加印巧样花边，殊堪悦目。诸君或悬诸画壁，或夹入书，无不相宜。伏祈届时赐览为幸。

申报馆主任谨启

月份牌迎合了市民的传统审美情趣，又极富实用性——不但有中西日历对照表，还附注星期日数和二十四节气，内容相当齐全，几乎可以满足当时华洋各式人等对于日历时间的社会需求。《申江时下胜景图说》中《西历》的条目也说，“市间合刻中西月份牌，置之座右，一目了然”。月份牌广受欢迎，这促使《申报》将这一有力的促销手段不断发扬光大，投注人力，延请专业画师，在图案设计上力求精美。1889年《申报》发行的“二十四孝图”月份牌，由红绿双色套印，红色部分为月历，中西历对照，二十四孝图环绕月历，月历上印着“光绪十五年岁次己丑”“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至八百九十年”字样。民国时期，月份牌制作更加融合流行文化元素，因而风行一时。在怀旧风气盛行的时下，月份牌成为了人们缅怀旧上海摩登风情的对象。尽管月份牌格调并不见得高雅，但是仍然吸引了许多研究者尤其是文化史研究者的兴趣。学者李欧梵、周蕾就都曾对月份牌进行过文化解读。正如他们所揭示的，月份牌的发行乃至流行，是富有现代城市文化气息的。与此同时，作为实用性的日历，月份牌的流行和它的中西合历设计，似乎也可以解读为一种文化多元心态的最初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