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科学和实用：晚清知识分子的改历观

中国旧历虽常被称为“阴历”，实际上却是阴阳合历，是以月亮之朔望与太阳之节气相调和而成的历法系统。中国旧历在历史上有着重要而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王朝每届新年，即郑重颁布朔望（年历），民众也依据官家所颁之《时宪通书》，安排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在古代，历法是附属于皇权的，历书的颁布、发行都由皇家垄断。历法的内容除了自然科学以外，还包含有大量人文范畴的内容，制历的天文官不但要考虑将年、月、日搭配协调，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合天”。王朝统治者作为沟通天道与人伦的中介，以秉承天意的方式为民众生活和生产提供时间参照，这就是所谓的“敬天授时”。民俗学专家萧放的《岁时——传统中国的时间观念》一书，就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时间”在传统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向我们展示了古人丰富的岁时节日生活及其伦理性特点。正因为历法在象征和实际层面皆具有重要意义，其在近代的变革就格外引人关注。有学者已经敏锐发现，“改正朔”观念所包含之内容亦因时而变，尤其是在清代之后，改正朔已不再是改动岁首和月首——清初改正朔是依西洋新法，清末则是要改历和改元，是要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历法体系，这是一个西学“由用及体”的深入变化。的确，在1912年民国肇建、改用阳历之前，在改历的问题上，晚清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从拒绝到逐渐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从一个侧面清晰地反映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明时的复杂心情——他们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科学价值与历史情感难以统一的矛盾。但是随着清末传统政治权威的不断崩解以及社会生活对阳历实际需求的滋长，对阳历的科学认识最终占据了上风，由此也带动了清政府内部改革历法的行动。

一 黄遵宪：“余意改历似可不必”

19世纪70年代，焦虑于国势凌夷这一社会现实的清政府，为了挽救颓势，最终决定派员前往西方新世界去亲历考察，并郑重要求使臣们做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自当用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这批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不负使命，记录下了他们在域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那么，这一批本着“中华正朔”观出洋的中国士人们，在接触西方异文化的过程中，对西洋历法又有着怎样的观察和认识呢？在他们的著述和日记里，我们或可找到答案。

在同时代的中国人里，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出使国外的大臣，如郭嵩焘、黄遵宪、黎庶昌、祁兆熙、张德彝等人，多数都已具备了一定的世界地理知识，在日记里他们详细记下了旅途所到之处的具体经纬度，显示出对空间位移变化的一致敏感。在时间意识方面，中历仍是他们记述日常起居最主要的时间标注方式，但在谈论西方历史和文化时他们也会很自然地使用西方的公元纪年。从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里，就能看出他不仅经常娴熟地在中西日历之间进行换算，而且礼拜和钟点等西方时制也已经融入了他的异国生活。

这一点，在其他公使和随行人员的日记里也多有反映。我们可随便摘录几条。张德彝1877年在《随使英俄记》里这样介绍法国政情：“法国前于西历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即乾隆五十九年）由君政改为民政之国，为第一次。至一千八百四年（即嘉庆九年）那波伦第一及位，又由民政改为君政。”而他在随使法国期间对巴黎公社事件的记载，相当详备，其纪年记日使用的都是西历。黎庶昌1876年的日记《西洋杂志》里也有很多类似的记录：“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布（普鲁士）法交攻……拿破伦求成，法人闻之，逐太子出城，而立为民主之国……时总统国政者，名地爱尔，意在民主之国。”另外一位在19世纪80年代就游历欧洲的士人王韬，是最早在上海租界与洋人共事的中国文人。他对西方的风俗人情十分精通，早在1859年就曾与友人在上海一起庆贺西历元旦，因此1884年他写作《漫游随录》时会多次使用西历记述西国政教风俗时，实在是毫不足奇。从上述事例可见，出使的知识分子大多对西历抱持自然接纳态度，可能对他们而言，只要将西历限定在方便叙事的“器”的层面，那么它就并不触及“道统”问题，就仍然是“安全”的。当然，并不是所有出洋的人都对“西历”无所芥蒂，翻检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就找不到一处西历记时的例子，而且他也坚持不用西方钟点制。从他日记中透露的刻板严谨的作风来看，不列西历很可能是有意为之，仍然是一种维护中华正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在起作用。

在这批出使者当中，黄遵宪可以说是对西方历法真正有过较全面了解和思考的一个。1877～1882年黄遵宪出使日本。在使日期间，他对太阳历本身之优劣有过科学的了解，同时还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对日本改历做出了自己的评判。他的这些观察和思考，在《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里有集中反映。学者李玲在《黄遵宪改历观的思想历程》一文中，曾经细致分析过黄遵宪青年和中年时期改历观的前后变化。作者指出，黄遵宪青年时期一方面在意识深处牢牢秉持着改历事关正朔的正统观念，对日本轻易改历有所不满，但是又流露出年轻人初次接触阳历时所产生的天然好奇，对改历可谓“且疑且信”。十几年之后，足迹已遍历亚、欧、美三大洲的黄遵宪思想已变得更为成熟缜密。他以现代科学纠正了前人魏源在西历认识上的偏颇，公正地指出西历具有中历所不具备的整齐划一、精准、便利的优点。然而，在客观承认西历优点的同时，他却又更加明确地强调“历不必改”。因为在他看来，阳历固然“比太阴历之为精密”，但“中东两国，沿用夏正已二千余年，未见其不便；且二国均为农国，而夏时实便于农。夺其所习而易之，无怪民间嚣然异论也”。也就是说，中历行用两千余年的历史已表明其足以满足农业国家的需求，没有改动的必要。李玲认为，黄遵宪改历观的思想历程，最典型地反映了两种历法遭遇之初，近代知识分子的自然反应以及他们在情感和理智上的两难矛盾。

相比同时代出使国外的李圭发出的“惜乎！变朔望，易冠服，诸端未免不思之甚”的感叹，黄遵宪显然要开明得多。在距离民国改历尚有20多年的19世纪80年代，当“改正朔”在本土依然是不容置喙的敏感问题时，游历异邦的黄遵宪能够理性地发现阳历的长处，从实用主义和国粹主义的双重立场对改历做出否定的回答，这种态度仍然可以称得上平实开通的。

二 梁启超：“阴历不足以周今日之用”

到了晚清的最后十年，也就是20世纪初，社会环境和开明士大夫的文化认同正在发生同步变化。一方面，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日趋频繁以及社会改革的不断推进，在财经、法律、教育、外交等诸多领域，使用阳历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另一方面，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王朝政治的真理性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当年黄遵宪所感受到的身为文明古国子民的文化优越感在急剧地被消解，改正朔也已经不再是一个敏感到不能触及的政治问题。而且，为了论证改历之必要，鼓吹改历者都明智地意识到需先从观念上淡化甚至完全剥离历法的政治性。这一点，在钱单士厘所著的《癸卯旅行记》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癸卯旅行记》是国内第一部女子出国游记，记录了作者1903年随同丈夫钱恂从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和俄罗斯的八十天旅途见闻。旅行记中的每一篇日记，都同时用阴阳历记日。之所以如此，一是作为外交大使的夫人，作者在外交场合必然经常接触阳历，二是她在居日期间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阳历有中历不可替代之优点，已经是世界各文明国家通用的历法。她说：“世界文明国，无不用格勒阳历……一岁之月有定数，岁整而月齐，于政治上充分便利，并会计出入无论矣，凡学校、兵役、罪惩，均得齐一……自履日本，于家中会计用阳历，便得无穷便利。”正是由于钱单士厘亲身体会了阳历的优点，她才能开明地将日本改历的政治行动理解为“非好异也，欲得政治齐一，不得已也”。而且，似乎是为了撇清自己赞成日本改历的开明立场并无异端嫌疑，她还特别援引张之洞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大意是张认为“改正朔”并非易代的代名词，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有改正朔而不易代者，也有易代而不改正朔者，而且修明历法乃承平日久之盛世所为，故“改正朔与易代不相干，何讳之有？”钱单士厘虽然认同阳历，却对那些在书信中只书“西日月年”者颇为不屑。在她看来，西历中历在使用中虽不可偏废，但中历仍是中国的象征，有被优待的资格，她就对自己在日记中“首列我历，而兼列阳历”的做法很是自得。

如果说钱单士厘尚不能完全抛开正统观念，不敢明确伸张改历，那么不少接受了新学的知识分子则比她走得更为彻底，开始纷纷公开表态鼓吹改历。早在1896年，开明的知识分子、近代出版家高梦旦就已经在《万国公报》上著文，从世界大同的国际化视角倡导改历，声称：“曰凡人之情，党同伐异，正朔服色，既为列国所同，而一国必欲立异，则交际往来，不免存歧异之心，语言文字，又或多注解之繁，然则改朔易服，不徒可以定民志，并可以联邦交亦。”1903年，高氏又以“尚同子”之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呼吁：“论中国变法，当自用西历，服西服始。盖将以是化夷夏之畛域，新全国之人心。而后种种变法，方无阻碍。即就事实言之，亦属至约至便者也。”著名史学家孟森也是改历的积极支持者。在日本研修过经济学的经历使他亲身感受到了阳历的便利，并为此著文伸张。1907年，他在《法政学交通社杂志》第1号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一篇题为《银行簿记学叙》，另一篇为《历法议》。在前一篇文章中他说：“账簿年月日概用阳历……盖整齐划一之效，非用阳历决不能获计算之进步，于经济学大有影响。”在后一篇文章中又补充说：“吾学簿记，而知历法之万不能不去繁而就简，舍迂而取径也。”回国后担任《东方杂志》主编的孟森，曾在该杂志第6卷第1期上再次提起改历问题，这一次他更加明确地提出改用阳历已是不得不然的趋势，因为“吾国用阴历，凡事从历法而有畸零之便。议者以日本维新，首改阴历为阳历，颇指陈其得失矣。当事者狃于正朔之说若谓此亦国粹毋或更张。今试观本月大事，若禁止莫啡（吗啡）也，收回京汉也，凡与西人交涉之事，无不从阳历为起讫……法律施行之期，动以西历为起讫，则我之正朔固已不可恃矣。改之，则以我之年号冠于阳历之上，即我之正朔行于阳历，何嫌而不为？”

此外，据陈展云先生考证，在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主要领袖也基本都是赞同改用阳历的——康有为、梁启超在文章中曾明确表态支持改用阳历，章太炎、孙中山等人则在日常的信函和公开发行的书刊上多次直接使用阳历。

在清末支持改历的诸多言论中，又以1910年梁启超发表的《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对缘何改历的理由分析得最为透彻深入。但在该文发表之前，梁启超对于改历的态度一直在变化。他早年曾对日本改历“姗笑之”，但从1899年他自日本前往檀香山的旅途开始转而自觉地在日记中用阳历注时。对这一容易被误解为“不爱国”的行为，梁启超曾特意澄清说：“凡事物之设记号，皆所以便人耳。记号之种类不一，如时月日、度量衡之类是也……如彼太阳历者，行之于世界既最广，按之于学理亦极密，故吾不惜舍己以用之。且吾今所游者，乃行用西历之地，吾若每日必对翻中历及录日记，虽此些少之脑筋，吾亦爱惜之也。抑所谓爱国云者，在实事不在虚文。”

及至1910年，梁启超已感到阳历在国内已是一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为了更加透彻地阐明改历之必要，梁启超首先明确了他分析问题的一般原则，乃是“凡论一事，议一制，不可先横一彼贵贱之成见于胸中，惟求其是而已”。那么何谓“求其是”？从该文内容来看，“求其是”就是要实事求是地从学理和社会实际需求两方面来论证改历是否必要。从学理而言，阳历之优于阴历，是显然成立的。然而，梁氏以为之所以要改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闰月闰年无定之阴历”已“不足以周今日之用”。也就是说，从实际的社会生活层面来看，“社会一切新事业，其与历法有密切关系着尚至多”，举凡国家层面的财政预算、租税征收、教育规制以及民众日常生活层面，处处与历法息息相关。即就教育领域而言，清末新式学堂有修业年限、学期以及暑假、年假的规定，学期进度则以星期为单位。在这些领域若沿用旧历，则常因有闰无闰而导致时间形制不规则。因此，改用整齐划一的阳历才能适应社会生产各方面的新需求，才能真正有助于国家的近代化。最后，他总结说：“要之，法治之所以可贵者，在举一国人之心思耳目而整齐划一之，所谓秩序是也。而凡事业之性质，为年年循环相续者，则必年年若同出于一型，乃可以收秩序之效。而闰年置闰，则非以理之而以淆之也。吾之所以倡改历之议者在是，其有以杵俗骇民为疑者，吾将别著论解之。”由于时代的变化，黄遵宪当年十分确信的旧历不必改的理由已经显得过时了。在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阳历比中国的传统历法更能符合现代化对简约性的要求，梁启超准确地感知到了这一点并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态度。他对历法问题的见解，已经不再带有任何不必要的文化成见，是完全的实用主义，因而也最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需要。

三 清政府：改用阳历已提上议事日程

国计民生领域对于新历法的明显需求以及知识分子对于改历的号召，终于也引起了正在推行新政的清朝政府的注意。先是资政院议员易宗夔、姚大荣等于1910年正式向责任内阁提出改用阳历议案。易宗夔所提议案论证了改历之必要及可行，称：“取世界大同之政策，用百端便利之阳历。如谓祖法难以骤更，则我圣祖仁皇帝早采用南怀仁利玛窦之学说以推测日月食至今毫无流弊；如谓习惯难以遽改，则日本自明治天皇依然改用阳历至今称便。本院躬负言责，凡关系全国利害事未便壅于上闻，拟请议长列入议案，奏请皇上远师祖制近法邻邦，明发上谕饬下钦天监衙门改用太阳历以从民便。”之后内阁将此议案移交给钦天监研究，“为他日实行之筹备”。但清末钦天监观测仪器落后，相关的天文历算之推算尚以《历象考成》为依据标本，根本跟不上近代科学脚步。当时主持钦天监的礼亲王世铎一开始拘守成例，极力反对改历，但无论是钦天监还是礼亲王本人在当时都属“人微言轻”，他们的反对并没有引起多少回应，无奈之下只好转而同意。

一年之后的1911年，新成立的军咨府也有意推动改用阳历，“惟兹事体大，未敢独出主张”。而资政院也于该年3月再次向清廷提出改历。其实，此时不但主张改良的资政院坚定地要求改历，在保守的清王朝内部也不乏王公贵族响应。由于清末模仿西方在财政上设立预算制度，因而负责编制预算的度支大臣载泽就比其他人更切身地感到“改用阳历于平均预算支拂外债等项要事极为便利”，几次与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筹商改历。起初奕劻“甚不谓然。谓外债支拂虽属不便，然究系一时一事的关系。较之不便于民，其利害之相去奚啻壤”。但不出一月，因载泽又以“如不改用阳历则将来年历大小建增加扣加闰各事颇多不便且易滋生弊端”为由，重新提议改历，此时奕劻只得“被允即详议办法奏请明年实行”。实际上，已经风雨飘摇的清王朝鉴于政治危机，对各项改革已不敢掉以轻心，因而资政院即于当年的旧历十月正式通过采用阳历议案，随后清廷也正式下诏“着内阁妥速筹办”。只是，不待清廷实行，两个多月后南京革命政府就先行通电全世界正式采用阳历了。

晚清知识分子在改历问题上的观点变化，折射出了整个时代的思想变化。从黄遵宪到梁启超，他们的主张虽然不同，但将其置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则各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他们代表着接受过新学，对本民族历史文化抱有同情、对西方文化进行选择性接受的进步知识分子。而他们思想上的差异，则更多地反映了时代演进的自然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