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综合人之有限与人之无限的泰然任之

我们曾经综合基于西方古代哲学之生存方式的优点和基于西方近代哲学之生存方式的优点指出，人类应有（合理）的生存方式乃是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即：“在承认人的有限性因而在顺应世界本性乃至人的本性的基础之上利用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福利”。在讨论康德的认识理论和存在理论时，我们发现，康德对于人的两种见解就是：人应该是有限的人，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无限性，也就是说，人十分有限，他归根到底不可能认识自在之物，他只能生活于现象世界，但是，人在现象世界中能认识真理（科学），甚至建构现象世界。由此看来，康德关于人的两种见解，以及基于这两种见解所体现的人的生存方式，应该就是我们通过综合基于西方古代哲学生存方式的优点和基于西方近代哲学生存方式的优点所倡导的生存方式。其实，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种生存方式十分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泰然任之的生存态度。

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作为一种人的生存方式，它是一种人类对于现代技术对象之必要利用既要说“是”也要说“不”的态度。海德格尔说道：“我们可以对技术对象的必要利用说 ‘是’我们同时也可以说 ‘不’，因为我们拒斥其对我们的独断的要求，以及对我们的生命本质的压迫、扰乱和荒芜。”并说：“我想用一个古老的词语来命名这种对技术世界既说 ‘是’也说 ‘不’的态度：对于物的泰然任之（die Gelassenheit zu den Dingen）。”我们之所以要对现代技术对象之必要利用说“是”，乃是因为对于现代技术对象的必要利用确实能够给人类生活带来必要的福利，它能增强人类的自信，提高人类认识世界和利用、改造世界的能力；我们之所以要对现代技术对象之必要利用说“不”，则是因为对于现代技术对象的必要利用假如不当，也就是说，若把现代科学技术放在不适当的位置之上，那就会对于我们的生命本质造成压迫。因此，“盲目地抵制技术世界是愚蠢的。欲将技术世界诅咒为魔鬼是缺少远见的。”“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它们。”“我们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同时又让它出去，就是说，让它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我们认为，面对现代社会之中科学技术的副作用，海德格尔所倡导的泰然任之的生存态度乃是一个比较公允的态度，他比其他很多现代哲学家更为深刻的地方在于：他并不像有些一味要回到古代哲学的哲学家那样，盲目地排斥现代科学技术（内在地包含了盲目地排斥西方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而是充分承认人类合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必要性；同时，他也不像另外有些一味崇尚西方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的哲学家那样，依然盲目崇拜人的无限力量，似乎人凭借现代科学技术便能所向披靡，并使整个世界服服帖帖地照人类的意志臣服在人类的脚下。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综合了基于西方古代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两种生存方式的优点，并以基于古代哲学的生存方式为基础。

我们发现，康德关于人之有限无限的思想与海德格尔所倡导的泰然任之的生存态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康德不仅承认人的有限性，而且还在承认人的有限性的基础之上肯定人的能动性。他认为人本质上是有限的人，人只能认识并且生活在现象世界之中，在他面前还横亘着一个他无法逾越的“自在之物”；正是“自在之物”使人看到了自己的有限性，使人发现人只是茫茫世界整体中的一个经验“小点”。一旦承认了“自在之物”这个事实，那么，人们就会不时地提醒自己：人的理性十分有限，无论人类科学在认识现象世界方面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对于世界整体来说，那都不过是九牛一毛。因此，人类虽有强大的理性但不能为所欲为，更不能像近代以来的其他主体性哲学家那样试图凭借理性的力量把世界整体看成是人类肆无忌惮宰割的对象，人类应该以一种“敬畏”的态度面对世界整体。当然，尽管人是有限的人并且应该敬畏世界整体，但是，人在自己生活的现象世界之中，也就是说，人在茫茫世界整体中的那个经验“小点”的范围之内，他却是作为主体的存在，他不仅能够使得关于现象世界的经验知识成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能够凭借自己的主体能动力量，通过“人为自然立法”建构一个现象世界。因此，康德既限制了人类理性，把“人为自然立法”限制在经验或现象的范围之内；他又扩张了人类理性，认为人能为自然立法，因而能够获得经验知识乃至建构现象世界。他这样处理人类理性的最终意图无非在于：把人对世界整体的能动的支配作用限定在一个恰当的范围之内，既不否认人对现象世界的能动的支配作用，又防止人类可能陷入的狂妄自大。康德把这个经验或现象范围看成是一个“人所能及”的范围，亦即人类认识理性能够对其发挥作用的范围，他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一范围，生怕人类理性由于自己本性的驱使一不小心超越了这一范围。他告诫人们说：真理之乡的“周围是一片广阔而汹涌的海洋、亦即幻相的大本营，其中好些海市蜃楼、好些即将融化的冰山都谎称是新大陆，在不停地以空幻的希望诱骗着东奔西闯的航海家去作出种种发现，将他卷入那永远无法放弃、但也永远不能抵达目的之冒险”。

当然，尽管康德和海德格尔所倡导的生存方式比较相似，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以，康德的“泰然任之”与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有着不同的历史地位。无论是康德还是海德格尔，他们的哲学都产生在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兴起的背景之下，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提升到“主体”的地位，并把世界降格到“客体”的地位。因此，对于康德和海德格尔来说，若要找到比较公允的对待人以及科学技术的态度，最为困难的事情不是顺应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高扬人以及科学技术的地位的做法，而是要敏锐地看到并且敢于承认人的有限性，以及相应地把科学技术的作用限制在人的有限性的范围之内。假如说海德格尔处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副作用已经十分明显的时代因而更为容易做到此点的话，那么，康德则处于近代科学以及技术的积极作用十分明显但其消极作用尚未充分暴露的时代，他要做到此点却是十分艰难的。令人欣慰的是，康德确实做到了此点。如果把康德之所以能够做到此点的原因仅仅看成是西方近代哲学亦即唯理论哲学和经验论哲学认识论思想发展之必然的话，那么，康德做到此点似乎出于某种歪打正着的偶然，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目的仅仅是解决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问题，但客观上通过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发现了人的存在的有限性；但是，由于康德自觉地把自己的认识论落脚到了存在论，所以，他之做到此点应是一种必然，也就是说，他不仅从认识论上发现了人的有限性，他还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人在存在论上也是有限的人。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看成是一部认识论的著作，我们更加应该把它看成是一部存在论的著作。如果仅从认识论出发，康德哲学中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就只具有消极意义。例如，费希特就把“自在之物”说成是康德哲学中的不合逻辑的“赘物”，认为它是一种毫无实在性的理智抽象的“纯粹虚构物”，因而是一种不必要的“幽灵”。黑格尔也把“自在之物”看成是摆脱了一切规定性的虚假的空洞抽象，指出它其实只是理智的“偏见”，它就是“无”。然而，如果从存在论出发，我们就可以充分看到康德哲学中的“自在之物”具有限制人的狂妄自大的积极意义。正是“自在之物”充分显示了人面对世界整体的渺小（尽管它在现象世界具有巨大的能动性）。海德格尔就十分明确地坚持要把《纯粹理性批判》看成是存在论的著作，他说：“《纯粹理性批判》与 ‘认识论’毫无关系。如果有可能承认这种认识论的解释的话，那就必须说：《纯粹理性批判》不是有关存在性的知识（经验）的理论，而是有关存在论知识的理论。”正是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正确地看到了康德哲学的巨大贡献之一在于发现了人的有限性。其实，海德格尔的哲学，包括海德格尔所提出的泰然任之的生存态度，都与康德的人之有限性的思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