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20世纪初期，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创立了城市社会学，成为半个世纪以来城市研究的主流传统。它着眼于美国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和社会整合问题，用人文生态学的理论范式研究城市和城市空间，把城市的本质归结为人性的产物，将城市发展过程看作社会群体在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支配下，经过侵入、支配、演替而最终走向均衡的自然过程。这种理论范式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城市问题的理论反映，本质上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现状的学术型意识形态。

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市的主题已由社会整合转变为社会冲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了战后长期稳定繁荣之后，开始步入经济衰退时期，以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大规模郊区化、大范围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全面陷入危机，大工业城市产业外迁和中产阶级迁往郊区，导致地方政府税源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城市社会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原先兴旺发达的城市中心变成了下层阶级和少数族裔聚集地，城市失业人口增多，犯罪率高居不下，城市抗议运动和骚乱持续爆发，社会动荡不安。

城市主题的转换迫切要求城市研究范式的更新，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率先将城市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注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内考察城市问题，力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相应的阶级冲突对城市过程的根本决定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城市政治经济学派，全面引导了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转向。该学派以列斐伏尔为肇始，卡斯特为奠基，后为美国的哈维进一步发展。

卡斯特延续了列斐伏尔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意识，但抛弃了列斐伏尔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谓“科学”立场出发，把社会形态视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三大系统以特定方式链接而成的结构矩阵，城市系统则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殊部分。具体而言，城市是由生产、消费、交换以及城市政治制度组织和城市象征符号五个要素建构起来的结构系统，城市空间则是这种城市社会结构系统的具体物质表现。由于结构系统的非平衡性，其中总有一种要素处于主导地位，进而决定着结构系统的其他要素的特定链接方式，并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结构所能呈现的特殊效果。如果说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的要求决定着城市的形式，城市是工业活动的中心，那么，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由于生产性企业逐渐分散到城市以外更广大的区域中，资本越来越摆脱地方性的限制而相对自由地重新选址，城市就不再是生产和交换的中心，而主要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因此，决定城市空间的特殊性质的，既不是人口数量也不是生产活动，更不是行政管辖范围抑或文化内容，而是消费。消费活动是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生命（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主要涉及住房、医院、社会服务、学校、休闲设施以及文化环境等的使用，必然有一定的空间边界。卡斯特由此认为，必须从生产的视角转向消费的视角才能准确定义城市，为城市社会学构建科学的研究对象。

卡斯特发现，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消费的形式和性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除了劳动者用工资直接购买生活资料的个人消费这种传统的消费形式之外，不经过市场交换而由国家统一提供公共物品的集体消费形式在城市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国家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城市唯一重要的功能不是生产的中心，而是集体消费最有效和最方便的空间组织形式。与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挽救了资本主义的观点不同，在卡斯特看来，国家提供集体消费品以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既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也为私人资本节省了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从而使资本积累得以顺利进行。但国家对集体消费的干预不是万能的，因为国家承担了资本生产的大部分劳动力成本，但劳动力所创造的利润却被私人资本所攫取，国家在劳资双方的共同需求下投入大量资金发展集体消费，最终却使自身背负严重的财政负担。在财政危机的巨大压力之下，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大量削减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开支，而集体消费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的下降，则引起广大城市居民的强烈不满。因此，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与再生产劳动力的私人控制之间的矛盾是城市结构的基本矛盾，随着劳动力再生产的巨大需求与再生产劳动力的集体消费品的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具有跨阶级性质的城市社会运动不断兴起，政府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由于这种运动涉及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有与传统的工厂工人斗争合流的可能，这就为从根本上变革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开启了新的解放契机。

卡斯特的城市批判理论以集体消费为逻辑起点，以城市社会运动为实践指向，建构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缩微“城市版本”，在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城市意识形态的同时，延伸了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发展了资本主义危机学说，提供了一个理解资本主义的新视角。卡斯特的城市批判理论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城市问题进行回应的最初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它以西方主流学术的方式完整地回应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所面临的重大城市社会危机，从而有效地弥补了列斐伏尔在开拓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化的工作方面过于浮躁和含糊、过于抽象和简约的重大缺失，从整体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第一次系统化和理论化。卡斯特城市批判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卡斯特在城市领域重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方法论逻辑和批判性立场，彻底颠覆了传统城市社会学以社会整合为价值取向的理论范式，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非传统领域的学术话语权，丰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激进思潮的理论资源。

但卡斯特在理论方法上的结构主义偏狭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理论解释力。一方面，尽管卡斯特承认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多元决定，但在具体定义城市的本质和分析城市过程时，在主导结构的观念下仍然只是突出了经济系统中的消费问题，而忽略了人的主动性、城市社区的认同感以及其他一些独特的城市变量对城市过程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多元决定论在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泛化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混合体，突出主导结构的同时，也颠倒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决定消费的基本观点，把资本主义福特制模式下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膨胀为消费的独立决定作用，执拗地用消费政治来代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政治，而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连续性和伸缩性，无形中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根基。卡斯特试图以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科学”立场，修正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社会学领域的意识形态错误，但由于结构主义本身对结构的过分偏好而根本无法完全保证其科学性，注定了这种基于城市结构矛盾的政治解放议程，同样是一个过于浪漫和天真的主观想象，本质上不过是以结构主义的方式重塑了人道主义的理想而已。

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大国，总体上正在努力完成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任务，但因为同时遭逢了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因此，本来是一个历时性的任务，却在中国的大地上以共时性的面貌呈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多元并置，城市化不足与过度城市化双重交织，加快城市化进程与遏制城市问题二律背反，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能够提供破题之法。显然，卡斯特的城市批判理论是对20世纪60至7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问题的回应，我们虽不能简单挪用，但其提供的理论资源、立场、方法对于中国今天的城市化建设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现实层面来看，尽管我国的城市化过程晚于西方资本主义，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迅猛，虽然也出现了不少严峻的城市问题，但总体上发展平稳，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对西方城市化过程的理论参照和经验借鉴。在今天，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城市问题开始凸显，虽然这些问题带有我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但也具有世界城市化过程的一般特征。因此，适时跟进西方最新的城市理论成果，并把它们与我国的现实城市问题相结合，既是中国特色城市理论发展的可靠途径，也是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