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卡斯特及其学术旨趣

卡斯特（又译卡斯特尔、卡斯提尔、柯司特）是全球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声名远播，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曾两次访问中国（1987年和2004年），但人们最为熟知的并非是他早期的城市社会学思想，而是如今非常时髦的“网络社会学”。他被誉为“信息时代的首席思想家”，拥趸者众多。近年来，随着空间哲学在学界的兴起，卡斯特的早期城市思想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本书无意详述卡斯特的整个学术生涯，而是主要侧重于卡斯特前期思想，以便廓清其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建构过程。

一 卡斯特的政治经历

1．家族简况。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1942年2月9日出生于西班牙的阿巴塞特（Albacete）省的赫林（Hellin）镇。卡斯特的父母均是财政部的公务员，仕途顺利，他们养育了一子一女：除了曼纽尔·卡斯特，还有一个小他两岁的妹妹艾琳·卡斯特，她后来是巴塞罗那（Barcelona）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卡斯特的青年时代主要是在加泰罗尼亚Catalunya的首府巴塞罗那度过的，他在这里念完了中学，又进入了巴塞罗那大学。所以他一直坚称自己为加泰罗尼亚人，支持加泰罗尼亚的民族自治运动。

2．曲折经历。卡斯特不仅有着良好的家境，而且还有着非常浓厚的政治情结。卡斯特在很早的时候就热心于政治，并因此在青年时代四次流亡，备受颠沛流离之苦。他从小学习成绩优异，于1958年进入巴塞罗那大学攻读法律学位和经济学位，但他喜欢的却是文学和戏剧，曾获得学院的戏剧奖项。当时正值佛朗哥政治高压时期，卡斯特在大学里的活跃自然遭到当局的压制。在18岁的时候，卡斯特加入了当时活跃于大学校园里的为数不多的反佛朗哥运动的秘密团体——加泰罗尼亚工人阵线（FOC），该团体后来演变为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党，并最终在1983～1996年成为执政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卡斯特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他的生活完全被政治占满。在完成课业的同时，卡斯特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政治、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理论、第三世界议题、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书籍。他自己并没想到日后会走学术的道路，当时的想法是毕业了当律师，去捍卫工人的权利和社会公义。1962年5月，卡斯特所在的激进团体联合其他激进组织，在大学里罢课，并与在阿斯图瑞亚（Asturias）进行大规模罢工运动的矿工们团结起来，集体抗议政府。这次抗议活动遭到西班牙政府的镇压，卡斯特的很多朋友被逮捕入狱，他的堂兄当时就读于军校，也受到牵连并被捕入狱，而且由此终结了卡斯特家族尊贵的军人世家传统。卡斯特自己则幸运地逃脱并秘密穿越边境，在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窘境下流亡法国，并因此中断了在巴塞罗那的大学学业。

在巴黎流亡期间，卡斯特以政治难民的身份获得了法国政府的一小笔补助金，在巴黎第一大学（巴黎索邦大学）重新注册。在学习之余，他还兼职当编辑以补贴家用，最终克服各种困难于1964年获得了公法与政治经济学的学位。之后，在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的大力资助和精心指导下，又用了三年的时间，获得了巴黎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67年2月，在杜罕的帮助下，卡斯特进入了巴黎第十大学（巴黎楠泰尔大学）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该校的社会学系聚集了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克洛泽（Michel Crozier）、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卡多索（Fernando Cardoso）（后来担任过巴西总统）等人，是社会学的“梦之队”。但对于激情四射的卡斯特而言，政治是挥之不去的情结，在他看来，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比教学工作更加刺激。几个月后，在列斐伏尔、卡斯特等人的支持下，这个校园的学生开始了以社会学系为核心的反对僵化教育制度和不合理的管理制度的罢课运动，随后在1968年发展成为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和城市骚乱，史称“六八学运”或“五月风暴”。这次运动中，卡斯特的学生丹尼尔·柯亨-班狄特（Daniel Cohn-Bendit）是著名的领头人。卡斯特曾经不无得意地回忆说，1968年的学生运动其实就起源于他的教室，由于他的学生把一个课桌从二楼窗口丢了下去，运动由此开始。卡斯特自己也完全投入这场运动，并称之为“一生当中最美好的经验之一”。运动后期，卡斯特在游行示威时被警方逮捕，并被驱逐到瑞士的日内瓦，由此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政治流亡生涯。

刚开始在日内瓦，卡斯特孤独无助，最后还是老师杜罕伸出援手，帮他在智利联系了一份合约为六个月的工作，合约期满后他想办法获得了智利天主教大学的客座教授职位。1970年，在杜罕的游说之下，法国政府解除了对卡斯特的驱逐令，卡斯特得以重新回到法国，成为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的终身副教授。所以1970～1973年，卡斯特往返于智利和法国两地，从事教学工作。在智利他参与了阿连德（Salvadov Allende）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实验，同时进行教学、研究与写作，但好景不长，1973年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军事政变发生，卡斯特第三次遭到驱逐，无法再回到智利。

其实，据卡斯特回忆，除了这三次流亡经历之外，他还有一次被驱逐的经历，那是在流亡智利期间，6个月合约期满时，卡斯特在其朋友卡多索的邀请下，前往卡多索位于巴西圣保罗的住所暂住，卡多索还有意邀请他在巴西谋取教职。卡斯特答应了，但由于军方提前介入大学，和卡多索具有同样激进倾向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领袖遭到了驱逐，卡斯特也不能幸免，最后只能匆忙离开巴西，前往加拿大，随后在蒙特利尔大学担任了一年的社会学助理教授。他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回到法国，一直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此期间，卡斯特担任副教授暨城市社会学研究室主任，一直到1979年前往美国定居。

卡斯特于1979年接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城市社会学教授职位的邀请，举家移居美国并定居伯克利，正式结束流亡生活。2003年转任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并继续担任伯克利分校的荣誉教授。他同时也是世界数十个国家的政府和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高级顾问。

二 卡斯特的学术旨趣

从卡斯特四次流亡的曲折经历中看以看出，在1962年到1970年这段青春岁月中，他颠沛流离于西欧、拉美、北美等地。正是早年的政治情结促使他不断进行政治参与，在青年时代就成为一名激进的左翼政治斗士。这不仅使他饱受流亡之苦，而且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

1．偶然涉足城市研究领域。在卡斯特的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杜罕了。杜罕不仅在生活和工作中数度解救卡斯特于困厄之中，而且直接引导他进入学术研究的堂奥。在巴黎流亡期间，卡斯特尽管生活困难，但依然无法摆脱自己的政治情结，只是由于对流亡巴黎的西班牙政治家们的所作所为日渐失望，才在1964年决定投身于学术。卡斯特开始反省，认为学术研究才是他的归宿，一是因为它的自由精神，二是因为他的政治情结。如他所言，“我选择了社会学，因为它是最具政治意涵的科学”。对于他来说，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早年的政治情怀，所以，他最初的想法是以他早年最重要的政治经验——阿斯图瑞亚的工人罢工运动为对象，从事“劳工阶级社会学”的研究。在当时法国的学术界，杜罕是从事社会运动理论的社会学新星，于是卡斯特慕名投到其门下，跟随他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从事社会学研究。但事与愿违，杜罕并没有让他做有关工人运动的博士论文，而是建议他做巴黎都会区工业区位模式的统计分析。这是当时杜罕的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得到了政府的财政资助。杜罕把它交给卡斯特来做，一方面，因为卡斯特学过经济学懂得统计，该计划正需要统计学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因为当时卡斯特穷困潦倒，夫妻两人都是全职学生，还要供养一个孩子，而这个研究计划有一大笔相当丰厚的研究资金，这既可以解决卡斯特的谋生问题，也可以有更便利的条件获取所需研究资料。但由于政治情结的作祟，卡斯特一开始并不想做这个研究，他将其看成学术阴谋，他认为该研究会不知不觉中走上资产阶级的主流学术轨道，而湮没他的政治热情。卡斯特十分高调地宣布，他要和资产阶级学术划清界限，所以不能接受这个研究课题。后来杜罕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利用薪水脱离贫困，并迈向城市社会学首席理论家的光明大道，要么退学并丧失一切奖助金。迫于生计，卡斯特最后屈服了，接受了研究计划。1967年卡斯特完成了博士论文，其核心内容是关于高科技公司区位选择的特殊逻辑，这实际上为他以后的城市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2．声名鹊起于新城市社会学。卡斯特涉足城市研究领域，纯属偶然，套用一句流行歌词，那就是“我被城市撞了一下腰”。但是，偶然的进入，却成就了他的学术地位，正如杜罕所期盼的，卡斯特在此后的十多年里真的成了首屈一指的城市社会学家。

1968年，卡斯特发表了《城市社会学是否存在？》（法文）一文，率先质疑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主流城市社会学的合法性问题，引起法国城市社会学界的巨大轰动。紧接着，1969年他又发表了《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法文），进一步对传统的城市社会学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在这两篇文章中，卡斯特援引了阿尔都塞关于“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区分，认为传统城市社会学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以未加批判反思的抽象概念（空间、城市）进行城市分析，因而不是一门科学，而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1972年，卡斯特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城市社会学以及杜罕的社会运动结合起来，撰写了《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法文，以下简称《城市问题》）一书。该书全面引入了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系统展开了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建构。该书首先回顾了城市化的历史过程，指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新的城市现象（大都市地区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联；继而批判了芝加哥学派城市文化的意识形态神话，同时批判了列斐伏尔以人本主义“异化”观为核心的城市革命乌托邦；在历史回顾和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卡斯特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框架内建构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微观城市体系：城市是一个包括生产、消费、交换、行政和符号这五个要素以及它们的亚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系统，在多元决定的城市结构中消费处于支配性的地位。现代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国家提供的城市公共物品和服务（即集体消费品），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而“集体消费”的不足将导致国家和市民大众之间的冲突，城市社会运动与工人阶级斗争相结合，有可能带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该书在法国和全世界一炮走红，卡斯特也因此一举成名。如他所说：“和列斐伏尔一起，这本书成为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的基石。它带领都市研究的学术界迈入下一个十年。”

《城市问题》之后，卡斯特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城市问题，1973年出版了《城市斗争》（法文版），该书从社会实践出发，对大城市的大众动员的问题做了考察。1974年出版了《垄断、企业、国家和城市》（法文版），艾略特（Brain Elliot）认为该书是卡斯特所有著作“真正实在的研究”和对之前著作中有关城市研究部分主题进行探究的“重要尝试”。卡斯特在该书中对法国的敦刻尔克市以及其他的部分地区进行了观察，认为这些地区的发展受到了大公司、国家和规划机构的操纵，这一现象表明，国家通过大量基础设施的投资及以满足劳动力再生产为目的的公共计划等途径促进了垄断资本的成长。同时该书也把城市规划问题放到资本主义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了考察，证实了规划活动本身并无能力发现并解决城市问题，一旦被赋予某种自治大权，规划者和其他公共资源分配者就会对城市结构造成破坏。

20世纪70年代后期，卡斯特的城市思想开始被译介到英语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76年，皮克文斯（Chris Pickvance）翻译出版了《城市社会学：批判性文集》，首次向英语世界介绍了卡斯特的城市思想，并把卡斯特早期的两篇文章《城市社会学是否存在？》和《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翻译成英文。1977年《城市问题》由谢里登（Alan Sheridan）译成英文正式出版，紧接着在1978年，雷巴斯（Elizabeth Lebas）又将卡斯特在1971～1976年期间的部分论文翻译成英文，并结集为《城市、阶级与权力》一书出版。该书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劳动力再生产观点集中分析了法国和美国等持续出现在城市中的社会运动，并对这些城市社会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们有可能与工人运动组织相结合，最终上升为具有改变社会结构潜力的社会革命。对卡斯特的思想及其著作向来少有赞誉的艾略特对此书给予了意外的好评：“此书是卡斯特诸多著作中最易懂且最让人欣赏的一本，书里少了很多赘述和空话——其早期著作则不是这样。”

1983年，卡斯特出版了又一部重要著作《城市与草根》（英文版）。该书获得了当年美国社会学界声誉最隆的莱特·米尔斯（Wright Mills）奖。卡斯特自己也认为这部书是他最好的城市研究范本，也是他所做过最好的经验研究范例。在这部书里，他追溯了城市的历史与城市居民的政治行动，并以经验实证的方式详细讨论了西班牙的抗租运动、中南美洲的非正式住房、法国的公共住宅、美国旧金山的社区运动和同性恋运动等十几个案例，主要从行动者的角度，分析了这些城市社会运动的主题，以及与城市社会变迁之间的逻辑关联。这部书不仅延续了《城市问题》中集体消费和社会运动主题，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卡斯特思想的重大转变，即城市研究从纯经济面向文化面转变，从结构主义方法向经验实证方法转变。如他所言：“这本书没有《城市问题》那么有影响力，因为我明显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的意识形态追随者很失望，即使我明白指出，我并非反对马克思主义，只是我无法再用马克思主义当工具来解释我的观察和研究。”这确切地表明，卡斯特就此放弃了早先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1983年，卡斯特完成了长达十年的城市社会运动研究之后，学术兴趣开始转移。这时已定居美国的卡斯特，目睹了硅谷的崛起，敏锐地洞察到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他说：“我发觉到有大事情发生了，比我们在欧洲思考的还要大得多。所以，我决定研究技术、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此后，他全面转向技术社会学领域，先后出版了《信息化城市》和“信息时代三部曲”，即《网络社会的崛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以及《千年终结》（1998）等多部有巨大影响力的著作。其中，“信息时代三部曲”以其勃勃雄心建构了卡斯特版的“大社会学”理论。如果说《城市问题》是他的学术的起步之作的话，那么“信息时代三部曲”则是他的成名之作和巅峰之作，真正让他享誉世界。但是，卡斯特早已不是青年时代那个满怀政治情结的激进斗士了，他已是多个国家政府的政策顾问，政治立场日益温和；他也不再固守于城市社会学这一让他起步的学术领域，而是乐此不疲地游弋于技术社会学、网络社会学、传播学等时髦领域。更为遗憾的是，早先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早已被他抛诸脑后，“我已不再运用马克思主义，因为我觉得它对我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再有帮助”。尽管他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有一些很有意义的概念和观点，但他同时认为，要理解今天的世界，需要比马克思主义更加开阔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哲学理论，而他不是哲学家。“我是个实证研究者，在我的研究中，这种哲学的争辩没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