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本书选取卡斯特的城市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 世界城市现象日趋复杂

今天的世界，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个城市的世界或城市化了的世界，城市不仅已经完全取得了对乡村的绝对优势，而且城市本身在结构和功能等方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1．世界进入普遍城市化时期。文明（civilization）的拉丁词源是civitas，而civitas正是城市（city）之意，可见，城市的出现与人类文明的产生密不可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经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也就是说，城市的产生与人类文明的产生、国家的出现以及民族的形成是同一过程。考古学证据表明，城市早在5500年前便已存在，但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城市的发展虽有兴盛衰败的变迁，但城市化进程在总体上没有什么进展，城市发展的速度和数量的增长一直相当缓慢，而且城市规模都比较小，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还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据有关统计，直到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3%左右。城市虽然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现象，而城市化却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工业化第一次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革命。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19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进，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各种资源向城市集中，以伦敦、曼彻斯特和芝加哥为代表的现代大工业城市迅速崛起，从而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化浪潮。英国是历史上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在1851年它的城市居民占到总人口的一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法、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陆续完成工业化，到20世纪前半叶，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由0.4亿增加到4.49亿，城市人口比重达到51.8%，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均实现了城市化。20世纪后半叶，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推动了全球化，随着资本投资的多元化和市场的国际化，世界城市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之前的城市化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那么，今天的城市化已经是世界性的普遍城市化。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比例持续增长，城市规模继续扩大，更为显著的是，城市化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快速扩散，甚至一度出现所谓的“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即城市人口在短时期内迅猛增长，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分布极不均衡，主要在几个特大城市中集聚，城市呈畸形发展的态势。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往往是在20到30年间，就已完成了欧洲花了整整一个世纪才完成的城市化进程，联合国有关统计数据说明了这一点：在1950年，全世界在欠发达地区居住的城市人口为40%，欠发达地区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不到20%，在1990年这两个比例分布达到60%和30%, 2000年则为70%和50%，而且还在不断上升。正是由于城市化不断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大规模扩散，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节节攀升，在1950年只有28.4%, 1975年就上升到41%，而联合国全球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目前全球城市人口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总体上实现了城市化。今天这个趋势还在继续，预计到2025年将有60%的人生活在城市。

2．城市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全球范围内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当前的城市化现象，从量上来说，速度快，范围广，城市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从质上来说，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也更趋复杂，几乎世界所有的大城市都在经历着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和极为深刻的城市重构。就西方发达国家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城市的结构与再结构大致经历了四个主要过程：最先是20世纪50年代伴随战后经济复兴，整个城市地区全面发展，人口向中心城市快速集聚，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20世纪60年代，郊区化（suburbanization）浪潮兴起，城市中产阶级和高收入工人为追求舒适居住环境而向郊区住宅移动，带动了产业、就业和零售商业向郊区的大规模转移，导致中心城区衰败；20世纪70年代，随着“郊区的前沿”逐步向外扩张，包围了大面积的土地，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开始出现，人口不只是向中心城市或郊区移动，而是流向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地带、空间，促进了这些地带之间的中小型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城市与郊区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大都市圈和功能性都市区之间的边缘地区界限也开始模糊不清；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呈现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态势，原先衰落的内城在政府和市场力量的双重引导下开始再度繁荣，吸引了一批中产阶级重新回到内城居住，在大城市内部或某些都会中心形成特定阶级、生活风格的居住空间，这一过程也被称为士绅化（gentrification）。在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连续发生和交错进行的过程中，城市形态出现重大转变，变化之强烈使得原先的城市面貌几乎无法辨认。今天的城市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区别于乡村的空间形态，城市化过程逐渐覆盖了更广大的地理范围，以洛杉矶为典型代表的多核心大都市区域正在或完全替代了19世纪以来以芝加哥为代表单核城市模式，形成了包括乡村地区、森林和旅游点、工业园区、高密度住宅区、服务业中心、大型商业中心以及由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复杂网络所穿越的无限延伸的巨型城市群或城市带，呈现为一种城中有村、村中有城、城郊结合、边界模糊的新型地理景观。这种新型地理景观除了美国的洛杉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有，例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兰斯塔德，德国的法兰克福-莱茵、美因地区，瑞士的苏黎世地区以及日本的东京-横滨-名古屋，等等，而且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如我国的香港-澳门-珠三角地区。因此，传统的芝加哥学派的同心圆模式已无力解释这种全新的现象，人们开始提出更多的新概念来形容今天光怪陆离的城市形态：J．戈特曼提出了大都市连绵区（megalopolis），列斐伏尔和弗里德曼使用了“市域”（urban-field）一词解释超地方、拼凑式、多中心城市形态，而索亚则创造了“超级都市区”（exopolis）的概念，并称今天的城市形态为后大都市（post-metropolis），萨迪奇则用“100英里城市”（100-mile cities）来形容大型蔓延式城市。此外，尚有凯文·林奇的“无形城市”（invisible city）、戈迪纳的“多核心大都市区域”（polynucleated metropolitan region）以及卡斯特的“巨型城市”（megacity），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城市概念的出现，一方面表征了当今城市形态和结构变化之剧烈程度，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人们重新理解和准确捕捉新的城市形态的强烈愿望。

3．城市与国家间的关系显著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最初场所是城市，早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就萌芽于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是作为与乡村封建庄园经济对立的产物出现的，后来逐渐形成了以日内瓦、威尼斯、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过程。16～18世纪，随着荷兰、英国、法国等先后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现代民族国家逐渐形成，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强大保护和推动下，原先的城市经济逐步转变为在伦敦周围聚集并以国内市场为主的英式国家地域经济，原先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城邦政治开始臣服于国家政权之下，并成为国家资本积累体制的重要基础，国家地域经济几乎覆盖了所有城市和城市化的地理范围。19世纪末20世纪初，福特主义模式盛行，国家与城市之间的统属和同构关系得以最终确立。在此模式之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成为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和坚实基础，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总体来看，世界城市体系与国家地缘政治体系大体对应，城市发展与国家经济增长的一致关系从此确立。可以说到20世纪前半期，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以它众多的大型工业城市为核心。但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资本积累、城市化与国家调控之间的同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再次发生重大变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为了重振经济形势，这些国家纷纷致力于以解除管制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调整，导致长久以来形成的城市与国家之间相互促进的同构关系开始松动。一方面，城市开始摆脱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它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大大增强，为了争取更多资本投资与国家津贴以及其他公共财产，城市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资本主义地理发展不均衡的趋势。另一方面，新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正在形成，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性城市并起主导作用，它们不受任何一个国家的绝对控制，而是牢牢根植于资本、商品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之中，跨国公司总部不断地向这些主导城市聚集，使得这些城市的经济地理影响力越来越脱离国家之间关系的地理基础。因此，往日对外封闭、以自我为中心的城市，再也不是依附国家政权、承担资本积累重要功能的次国家组织，而是越来越成为相对独立、充满活力、灵活自主的全球经济的区域动力和全球网络的专门化节点，同时全球城市的资本也并不一定转化为国家经济增长。

二 当下中国城市问题日益突出

到目前为止，尽管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绝大部分的经济增长、创新能力、文化发展、信息传播与政治权力都在城市地区，特别是最大的几个城市地区，而且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正加速发展。据预测，未来20年，我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至少增加一倍，巨大的城乡移民过程将持续发生，过剩的乡村人口有些移往中小城镇，但大部分会移往大城市地区，这个过程正在不断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物质结构的方方面面。我国本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当越来越多的人口不断向大中城市汇聚之时，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口迁移问题了，而是一个事关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大问题。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至今后很长一个阶段，我国都将处于一个城市问题频发的时期。

1．城市化进程加快，区域发展不平衡愈加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快速扩散和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巨大冲击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大中城市的聚集效应强劲显现。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倾斜下，在历史上经济基础本来就优于中西部地区并处于对外开放前沿的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本，非农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城市大量集聚，使它们短时期内迅速成为我国的制造业中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领跑者，从而吸引了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人口向沿海地区大中型城市大规模转移，而这种转移又在客观上强化了东部沿海城市的集聚效应，使本来就业已存在的“城强乡弱”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如果说中西部农业人口在东部沿海地区以非农业化的方式集聚加速了沿海城市的产业聚集和经济发展的话，那么反过来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同时减缓了中西部区域空间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而在整个国家的地理空间上就实质性地存在核心-边缘的依附性格局，东部沿海城市作为核心区的发展是以作为边缘区域的中西部萎缩为代价的。此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除了拉大城乡差距、中西部差距，也在城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在吸引外资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许多城市为了争取资本不得不向商业利益屈服，特别是向跨国资本屈服，跨国资本因而成为塑造城市空间的重要力量：资本青睐的那些城市发展迅速，而得不到资本光顾的那些城市则发展缓慢，加上各地方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而存在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和短视发展行为，城市之间也存在一些恶性竞争行为，这都极大地加剧了我国城市发展区域的不均衡性。

2．“城市病”集中爆发，城市治理难度加大。按照我国学者王旭的观点，城市化可以划分为“传统城市化”和“新城市化”两个阶段。前者相当于城市化的早期，其主要特征是人口和其他要素离开农村，迅速向城市集中，单个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城市空间布局以单核或单中心为主，郊区处于依附地位；后者相当于城市化的后期，其主要特征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开始出现相对分散化的趋势，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依然存在，但在城市外围出现经济独立性很强的次中心，城市空间多核化。一般来说，区分城市化早期和后期的主要标准是，城市人口是否超过农村人口。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经完全进入“新城市化”阶段，而我国则正处于新旧城市化的过渡时期。2011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最新显示，我国的城镇总人口已从1978年的1.7亿人增加到了2010年的6.66亿人，城镇人口比重达到49.68%，这足以说明我国即将跨进新城市化的门槛。这一时期，既是我国“传统城市化”的成熟时期，也是城市发展的困难时期。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很快，一度超过了发达国家同一历史时期的平均速度，不可避免地存在程度不同的过度城市化的倾向，而且其中还裹挟了很多传统城市化时期积压的社会问题，如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业化为重点、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策略所导致的资源分配严重不均，造成了城重乡轻、城强乡弱，甚至还造成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上的城贵乡贱的城乡差别。为了更好地发展，越来越多的落后地区的农业人口纷纷涌入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随着数量巨大的人口不断向大中城市集中，有限的城市空间开始出现饱和现象，城市像中年人的身体一样渐渐出现各种病痛，“城市病”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不断蔓延，集中表现为城市住宅短缺、房价高居不下、交通拥堵不堪、环境污染严重、公共设施加速损毁、城市居民生活摩擦增多、社会治安压力巨大、市政管理困难重重，等等。过度城市化的结果往往是，在城市发展的额外成本不断增大的同时，城市规模效益却每况愈下，原先的聚集经济最终变成了虽有聚集但却不再经济。有关调查显示，北京市区常住人口2200万，日产垃圾1.8万吨，白领上下班耗费在路上的时间平均为6小时，市民就医等待的时间平均为2小时，人们的幸福感不断降低。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在保持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有效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病”，不断增加城市生活的幸福指数，是摆在我国各级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3．城市空间普遍更新，空间非正义问题凸显。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它基本上围绕着两个向度同时进行：一是城市内部空间的更新，二是城市外部空间的扩张。由于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速进行的，因此，我国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除了由本土工业化以及现代市场经济的推动，也受到资本全球化并向我国大规模转移和集聚的力量所推动，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资本、民族资本、政府三者之间错综复杂地绞合在一起，从根本上主导着空间生产的基本轨迹。但资本的获利本性以及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使得在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中出现了“以资本为核心、以利润率最大化为导向、以地方政府片面的GDP追求及与资本利益共谋为特征、以制度公正相对缺失为条件的空间生产，造成对公众的空间权益的多重损害”。强制征地、暴力拆迁时有发生，集体上访和“钉子户”屡见不鲜，空间资源正在成为资本逐利、公民空间权益、政府制度设计三方博弈的主要战场。在这场博弈中，各类资本所有者和政府作为“空间生产者”的一方，显然处于优势地位，他们由拥有资本、权力，并在土地配置、空间设计、空间建设、空间出售等方面占据垄断地位的相对紧密的小集团构成，他们有着现实的共同利益，容易达成共识，通过垄断空间生产获取暴利；而作为“空间消费者”的一方，则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由追求基本空间权利或者更好居住条件的非组织大众构成，他们本质上虽有共同利益，但相对松散而较难一致行动。这种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少数人得益，而大众受损。当然，处于弱势地位的大众并不会总是无动于衷，近些年，征地农民、动迁居民、利益受损业主等其他特殊社会群体以“政府”“组织”为诉求对象的组织化行动已相当普遍，而且在一些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当中市民大众的维权行动也获得了相当多的社会支持和道义声援，知识阶层中主张城市居住权利和伸张空间正义的呼声不断高涨。因此，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空间非正义问题，更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极有可能引发，这势必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步发展，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 卡斯特城市研究的意义十分重要

无论是世界范围内的复杂情势，还是中国当下的严峻现实，都凸显了城市问题的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如何在理论上回应这一时代课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卡斯特的城市批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回应城市问题的典型个案，它不仅丰富了西方左派的激进思潮，而且对于我们推进城市化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1．卡斯特城市研究的理论价值。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统治不仅在空间上普遍化了，而且使空间本身成为资本积累和统治的手段，资本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深刻重构，在不断突破其矛盾界限的同时，也使城市变成了全球化矛盾最尖锐、最集中的场域，因为资本把城市作为无限追逐利润的工具性空间，必然造成对人们持续进行日常生活和社会再生产的生活性空间强烈挤压和沉重殖民，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欧美城市区域风起云涌的新社会运动就是资本主义城市矛盾最突出的体现。与此形成的明显反差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具有历史（时间）偏好，而忽视了空间维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城市长期以来一直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焦点，在城市问题日益凸显的全新历史条件下，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显然存在一种理论范式上的深刻危机。为了回应现实的城市问题和重新筹划新的解放议程，西方左派学者深入开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内含的空间理论资源，纷纷以空间理论范式取代历史（时间）理论范式，并把城市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视角，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出发理解当代城市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催生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家和城市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城市革命》（1970）、《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970）、《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和《空间生产》（1974），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城市问题》以及哈维（David Harvey）的《社会正义与城市》等，他们三人并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著名的“三剑客”。“三剑客”之中，列斐伏尔是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化的肇始者，但他很快转向更加抽象的空间理论，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城市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化和系统化，而后来的哈维则大致依循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路，主要致力于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宏伟目标，只有卡斯特是在严格意义上将城市问题完整而系统地马克思主义化了，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学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和理论方法，从总体上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普遍性参考框架，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回应城市问题的最初的、最重要的和最典型的理论成就。卡斯特的城市批判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科学相结合，扩大马克思主义在非传统领域的话语权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西方左派在资本主义社会重新开启激进政治实践的又一可贵探索。因此，深入研究卡斯特的城市思想，对于我们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当代西方左派激进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义重大。

2．卡斯特城市研究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大国，总体上正在努力完成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任务，但因为同时遭逢了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因此，本来是一个历时性的任务，却在中国的大地上以共时性的面貌呈现出来，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多元并置，城市化不足与过度城市化双重交织，加快城市化进程与遏制城市问题二律背反，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能够提供破题之法。显然，卡斯特的城市批判理论是对20世纪60至7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问题的回应，我们虽不能简单挪用，但其提供的理论资源、立场、方法对于中国今天的城市化建设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现实层面来看，尽管我国的城市化过程晚于西方资本主义，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虽然也出现了不少严峻的城市问题，但总体上发展平稳，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对西方城市化过程的理论参照和经验借鉴。在今天，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越来越多新的更加复杂的城市问题开始凸显，虽然这些问题带有我国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但也具有世界城市化过程的一般特征。因此，适时跟进西方最新的城市理论成果，并把它们与我国的现实城市问题相结合，既是中国特色城市理论发展的可靠途径，也是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