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总报告

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显示的当代城市青年的八个新特征

常宇

“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是以北京青少年群体为样本，通过社会调查的专业方法，调查解析一个区域、一座城市的青年整体发展状况的首次实践。自2013年10月至2015年3月，北京团市委组织了专兼职团干部、社区青年汇社工5000余人，邀请12所高校、6所青少年研究机构进行专业指导，走进青年工作生活中，面对面地与青年交流、访谈，共调查10.8万个青年样本，得到1313组1661万条数据。经过多角度的统计分析，对当前北京青年群体的数量结构、区域分布、生活状况、思想意识和利益诉求有了进一步了解，形成了对当代城市青年时代特征的新认识。

一 北京青年的基本结构

北京，是一座青春的城市，6～35岁常住青少年人口990.46万，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47%。按照职业特征分类，北京青少年可以分成“学生群体”和“从业青年”共计11类群体。

同时，作为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北京还聚集着许多备受国家和社会关注的新兴青年群体，如“蚁族”，高校青年教师，网络从业青年，新闻媒体从业青年，以流浪歌手、青年画家、演艺人员为主的流动艺术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等。

二 当代青年的八个时代新特征

当把22个青少年群体的数据放在一起比较和思考时，我们感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当代青少年在流动特征、行业分布、群体类型、交往方式、思想状况、压力困扰、组织覆盖、发展希望8个方面呈现出明显区别于以往且时代性很强的新特征。这些特征成为我们认识和判断当代青年、开展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重要基础。

（一）新流动特征：流动青年群体庞大，城市融入程度差异明显

在京工作生活的非京籍流动青少年数量持续增长，到2013年底达534万，占全体青少年的54%。2014年，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流动青少年持续增长的趋势得到了遏制。北京流动青少年来源省份前六位是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山西、安徽，共占总量的63.7%；其中来自河北的最多，占总量的25.7%。

从融入北京的程度看，北京青年已经分成了5个区别明显的圈层。

1. “原住型”户籍青年

出生在北京或儿童时期就取得北京市户籍的青少年约有312万，占青少年总量的31.5%。他们对北京的认同充分，接受较好的教育，在工作生活上能得到家庭支持。但职业分层不理想，由于城市拆迁，主体部分迁居到五环附近及以外的城市边缘地区。

2. “迁入型”户籍青年

上大学及工作以后取得北京市户籍的青少年约有144万人，占青少年总量的14.5%，他们主要是具有较好的高等教育背景，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群体。他们整体上就业稳定，待遇良好，职业层次较高，主要集中在中央及北京市级机关事业单位。他们在社会交往圈、获得亲属的生活支援、未来带动父母迁入北京养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优势。

3. “门槛型”流动青年

非京籍但在京拥有自购房，或虽无自购房，但在京居住8年以上，收入水平在整体青年平均收入水平线以上的青年群体，约有70万人，占青少年总量的7.1%。其中相当部分供职于新闻出版、媒体娱乐、非公科技企业、创业型企业等体制转轨型单位或其自身是自由职业者。他们总体上收入和住房状况良好，生活稳定，但受限于户籍门槛，在购房、购车，特别是子女教育方面遇到制度障碍。

4. “普通型”流动青年

流动青年的主体部分仍是来京时间较短、未有自购房、收入水平在平均线以下的青年，约有330万人，占青少年总量的33.3%。他们更具有一般流动青年的特征，尚处于职业发展初期，工作居住方式分散多元，流动性强。

5．流动人口二代

非京籍青少年中约有68万人出生在北京或在接受义务教育阶段跟随父母到北京，这类群体占青少年总量的6.9%。他们的家乡观念淡漠，对北京有一定的文化认同，但生活、教育条件相对较差，在完成高中学业、参加高考、享受社保等方面存在困难，是“已经北京化”但又无法成为“完整北京人”的群体。

（二）新行业分布：2/3的从业青年聚集在传统单位以外

与以往北京青年主要分布在“体制内单位”不同，当前，分布在学校、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中的青少年占到全体青少年的48.8%。特别是在从业青年中，在非公企业就业的青年达到400万，是在国有企业就业青年人数的2倍，还有近90万的各类非正规就业青年及无业青年，而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年萎缩至9万人。整体而言，在非公企业、新社会组织及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各类新型、非正规就业的青年共有506万，占从业青年总数的66.6%，即每三个从业青年中就有两个在“传统单位”以外就业。

从业青年的组织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全市18～35岁的流动青年为例，他们当中，在工业园区中就业的青年产业工人约40.6万，在大型商场、市场中就业的青年销售人员约38.7万，相对集中管理的建筑业和保安业青年从业人员约37.5万，其他为分散就业和居住的流动务工青年。上述不同类型青年的人员来源、教育程度、工作方式、待遇水平、居住方式、组织化程度等都有很大区别，对于这类群体很难用传统的青年工作组织体系、单一化的工作手段进行有效的联系和服务。

（三）新群体类型：众多意识形态影响力大的新兴青年群体在北京聚集

如“蚁族”（流动大学毕业生）, 2014年底在北京约有90万1980年以后出生、大专以上学历的流动青年，主体居住在西北四环至西北六环路之间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和村庄中。他们初入社会，工作流动性大，生活相对艰苦，文化层次较高，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如“网络从业青年”，互联网公司在北京高度聚集，网络从业青年约有61.9万，主要是分布在中关村“一区十六园”及朝阳区传媒走廊的“小编”和“码农”们。这一群体以流动青年为主，工作生活高度依赖网络、对网络舆论有较强的影响力，自我提升意愿强烈，生活状态不稳定。又如“流动艺术青年”，在北京从事美术创作、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的流动青年约有8.4万人，其中62%集中在通州区宋庄、朝阳区798、怀柔中影基地等区域。他们是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活跃群体，也是崇尚艺术、追求自我、敢于批判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力较大，又面临较大生活压力、思想辨识能力不高的青年自由职业者群体。再如“高校青年教师”，在北京有90所高等院校（211高校26所，985高校8所），高校青年教师约有2.6万人。他们学历层次高，价值观趋向多元，自身又面临“职称拥堵”、科研压力、住房困难等现实问题，其自身的成长进步和对北京85万大学生的思想影响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此外，活跃在各高校、创业孵化器、创业空间中的“创业青年”，聚集在新闻媒体单位的“媒体从业青年”，数以十万计国别分布明显的“外籍青年”，广受社会关注的“残疾青少年”“贫困家庭青少年”等群体，都成为青年工作者必须特别联系服务的新兴群体。

（四）新交往方式：青年交往圈以同学同事为主，互联网催生大量青年自组织

调查显示，北京青年的朋友交往圈不大，最紧密的交往对象是同学（65.5%）、同事（15.7%）、同乡（9.4%），与亲戚、邻居的日常交往较少。但当青年遇到困难时，69.8%的人认为帮助最大的还是家庭及亲戚，在对创业青年的调查中发现，目前青年在创业的起步阶段主要依靠家庭支持。网络生活成为常态，北京青年中每天上网5小时及以上的占21.3%。青年的网络行为总体理性，遇到网络声讨、网络签名等群体性网络行动时，表示通过发帖或跟帖参与讨论的仅占3.9%、转帖传播的仅占2.9%、表示可能在现实中开展行动的仅占0.9%。

随着即时通信工具的普及，青年的交往方式也转向网络，55.6%的青年选择微信和QQ作为与朋友沟通、参加组织活动最主要的联系方式。同时互联网使远距离、陌生人的长时间、持续性交流成为可能，这一特征迅速改变着青年自组织的运行方式。青年主要参加的自组织有同学组织（22.8%）、同乡组织（7.2%）、网络组织（10.7%）、兴趣组织（19.2%）、公益志愿组织（12.7%）。目前，青年的社会交往尚未延展到公共事务的社会参与中，通过学校或单位（43.2%）、社区（14.7%）进行社会参与、意见表达，仍是主要渠道。

（五）新思想状况：青年价值观总体健康向上，部分群体的政治认同态度值得关注

青年思想倾向调查显示，北京青年总体上有着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对“人生价值在于奉献” “别人需要时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的认同度普遍较高，但对“社会公平”的认可度则较低。对于“作为中国人你是否自豪、中国梦一定能实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一定能领导中国走向强大、相信政府发布的信息”等考察政治倾向的问题，中小学生、青年农民、创业青年和青年教师持认同态度的比例较高，大学生处于中游，新闻媒体从业青年的认同度普遍相对较低，而网络从业青年在各方面的认同度几乎都是最低的。中央企业青年、“北漂”艺术青年、非公企业青年、网络从业青年、市属国有企业青年中“相信政府发布的信息”的比例均未过半。

（六）新压力困扰：职业发展不确定和住房压力，成为城市青年的突出困扰

青年的压力和困扰具有时代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质匮乏，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是青年的主要压力来源，七八十年代，就业不充分、社会思潮复杂多元，在思想及工作生活上对青年造成不同程度的困扰。调查显示，与以往不同，当代城市青年的压力和需求，主要集中在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房价攀升所带来的生活压力方面。

总体而言从业青年就业比较充分，即使是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的“蚁族”（流动大学毕业生），其就业稳定性也很强，调研显示该群体中暂时未就业人员仅占6.9%，就业间隔时间为一个月左右，普遍表示找工作并不困难。但在从业青年的职业发展方面，由于传统单位体制和职称晋升体系逐渐解体，从业青年的发展希望、向上流动的前景与以往相比更加模糊和不确定。从业青年对自己工作前景的满意度较低（总分5分，得分3.23）, “满意”或“非常满意”的仅占35.9%，而其中农业青年（25.1%）、新闻媒体从业青年（30.1%）、市属国有企业青年（31.5%）表现出迷茫。

调查显示，从业青年的月平均收入为4536元，月平均支出为3244元，占到月平均收入的71.5%，普遍呈现“收支相抵、盈余不多”的状况。住房是所有从业青年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支出最多的项目。约30%的从业青年拥有自购房，月均偿还房贷3438元。约340万的从业青年租房居住，月均房租1730元。文化层次较高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中自购房比例为34.4%，稍高于所有从业青年的平均值。高昂的房价成为当代城市青年最重要的经济压力来源。

（七）新组织覆盖：党团组织资源在青年群体中分布不均，青年之间希望党团组织开展的活动差异性大

青年党员在各群体中的分布呈现明显差别，“北漂”艺术青年、非公企业青年、创业青年、农村青年中党员比例最低。调查显示，在学生和职业青年群体中，团员平均占全体青年的38.4%，但基层团组织覆盖不均，调查中非公企业青年中有54%表示本单位“没有团组织”和“不知道有没有团组织”, 57.3%表示“没有参加过团组织的活动”、农业青年的这一比例分别为31.7%和41.9%、社会组织从业青年为37.3%和38%、市属国有企业青年为21%和31.6%，这四类群体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群体。而这四类青年群体也是党员比例偏低的群体。非公企业青年、国有企业青年这两个群体基数较大，是今后共青团工作要着力加强的领域。

在“您最希望参加哪些活动”的调查中，运动健康活动、志愿公益活动、学习培训活动是各类青年都比较喜欢的活动，体现出当代城市青年健康向上的积极状态。但群体间的需求也有明显差异，除上述三类活动外，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更喜欢文艺比赛活动、参观实践活动，市属国有企业青年、非公企业青年更喜欢就业创业活动，农业青年更喜欢普法维权活动。

（八）新奋斗精神：青年奋斗精神突出，对未来发展充满希望

尽管面临着生活和工作压力等诸多问题，但仍有80%的北京青年坚定地认为“奋斗一定能成就人生”, 86.3%的人表示“我的家庭会过得越来越好”, 85.3%的人表示“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正是因为看重未来，所以当代北京青年能够正确看待当前生活，尽管多数青年正处于事业生活起步阶段，但“关于自己的状况，您是否觉得满意”，只有9.3%的青年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当代青年对北京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并表现出了坚定的信心。71.4%的青年认为北京这座城市的发展会越来越好，55.7%的青年选择未来五年仍留在北京上学、工作或创业。从职业流动方面看，北京青年认为最向往的就业单位是中央级单位，中央国有企业、中央事业单位、中央党政机关占据前三名，比例分别为14.2%、12.4%、10.2%。对于“客观来说，您是否喜欢北京”这个问题，只有17.8%的选择了不喜欢或非常不喜欢。

三 几点思考

（一）北京是大城市和人口流入地的缩影，青年群体的新特征具有典型意义

城市，逐步成为我国发展的中心节点，未来生产要素、人才就业、社会矛盾等都会集中在城市地区。因此，研究城市青年的新群体、新特点、新问题，成为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重要任务。整体性地研判北京青年的特征变化、未雨绸缪地解决好青年发展中的问题，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道路、切实做好党的青年群众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当代青年总体积极向上，是国家未来发展可以依靠的力量

虽然新时期的青年在成长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新的困惑和问题，但调查也让我们更加相信，当代青年在国家认同、理想信念、责任担当上是坚定和积极的，心怀梦想又脚踏实地，勇于创新又追求卓越。北京青年，必将成为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生力军，也必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重要力量。

（三）青年工作应当把握青年的时代需求，从增强青年“获得感”入手深化改革

应当高度重视系统解决当代青年工作、生活中的矛盾和困难，既把青年群体当成改革的重要力量，也帮助青年在事业生活的起步期企稳走好，在住房、就业、创业、生活福利等方面制定针对青年的扶持性政策，增强青年的获得感和主人翁精神。同时，通过“参与和体验”等当代青年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开展青年的思想引导和教育工作，为党的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四）改革应跟上青年的时代变化步伐，努力构建起当代青年新的熟人社会

党的青年工作和青年组织的改革发展，必须适应青年思想意识、工作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的变化，在职能定位、组织体系、团员管理、运行机制、领导机构和干部队伍等方面综合改革，切实跟上青年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重新构建起青年群体的熟人社会，通过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为党做好青年的团结凝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