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变革中史学观念的变化
刘俐娜
19世纪中期以降，随着内忧外患频仍、中西文化冲撞，中国社会进入了全方位变革时期。在这“数千年未见之变局”中史学也呈现更新变化的趋势，特别是在史学观念上有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史学历经二十余朝更迭演变而丰富完善，与儒家思想配合，作为皇权政治文化核心和重要统治工具，形成了以王朝政治统治为中心的史学观念。这种传统的历史观念在晚清的变革中逐渐地发生了变化。晚清变革中新的政治文化在对传统政治文化直接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以王朝政治、帝王君主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晚清时期清王朝的政治控制力下降使新思想文化、新史学观念的出现成为可能，新的政治文化为新史观提供了新的标准，西方历史进化论的传入成为新史观的理论依据和借鉴，新政措施为以新的史学观念为指导的新史学创造了实践与发展的空间。在晚清变革中新的史学观念逐渐形成，促成新史学的蓬勃发展，引发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
一 王朝控制力下降与史学更新
1840年以降，面对外来势力入侵造成的内外矛盾，政府陷入巨大危机之中。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军和捻军等起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70年间警事不止，耗费了政府大量人力、财力，动摇了统治者的信心。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汉族大臣势力崛起，隐然改变了国家权力结构中满人专擅之势，造成统治层内部分裂。连年战乱牵扯了统治者的注意力使之无暇旁顾，给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了空间。这反映在史学方面有数种表现。
首先是以往受官方严密控制的思想文化逐渐活跃，史学领域出现新的因素。
一是民族危机激发了史学联系现实的思考。鸦片战争推动了“经世致用”之风高涨。清代一度盛行的汉学考据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开始走下坡路。受其影响的史学亦因与社会现实脱节受到批评。一些进步士人开始关注与现实社会政治相关的研究题目，如有人因边疆问题凸显，开展边疆历史地理沿革的研究；有人认识到了解外国的必要，开始研究国外历史地理和风俗文化；有人则深入以往研究的禁区，涉猎南明史等。
二是维新思潮高涨促进了具有显著革新倾向的新史学产生。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之后一度出现“中兴”局面，为正统史学提供了用武之地，产生了一批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史学著作，充分发挥了正统史学的教化功能，对稳定统治起到一定的作用。一时间，似乎传统史学所面临的危机有所化解。然而，中兴史学毕竟与时代潮流不合，因而未能持久，仅给后人留下一批官方记录的史料和史书，便为更严重的社会和民族危机所淹没，终究没有能够挽救正统史学走向衰微的客观趋势。
甲午战争使民族危机加剧，彻底打破了清政府的中兴美梦，再一次把传统史学推到革新发展的道路上。正是在救亡图存的戊戌维新思想潮流中，人们引入西方新的政治和学术观念，呼吁改良政治的同时，要求建立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新史学。也正是在这时，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逐渐明朗起来，建立能够唤起民众的新史学成为时代要求。
三是晚清新政推动了新史学的全面实践。在新政时期，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印，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编撰框框，史家借助章节体这种新的史书体例，编撰中国通史，彰显了新史学揭示历史进化经历的追求。这一时期的新史学实践，从史书的编撰方式到体例诸方面对官方史学代表的传统史学发起全面冲击。在新式教育机构中，新的研究理念和思路也得到广泛传播。晚清最后几年，学者在研究范围上有了更大突破。原属禁区的本朝历史进入学者视野，有人运用新史观研究和编撰清史。辛亥革命前后，一批清史著作能够很快出版发行，表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在清王朝统治严密时期是很难想象的。显然，晚清时期官方正统史学观念对整个史学界的控制是越来越弱了。
史学领域的这些新因素是在中兴之后官方史学在新一轮危机下再度沉寂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在扩大了历史研究范围的同时，揭示了官方史学的落伍，使传统治史方式和官方史学的正统观念及官方史学的主流地位发生严重动摇。
其次，清政府统治削弱，使其对偏离正统观念的新思想观念有所容忍，促生了正统史学观念的批判者和替代者。
晚清社会危机长期延续，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政府不得不做出应变举措。从洋务运动、改良维新，到实行新政，从最初变器不变法，到不得不顺应潮流、参与革新，表明在危机日深、变革呼声日高的形势下，统治者已尽失其自信心和应付能力。尽管清廷主动革新的举措有限，但选择新政也就要接受一些新的政治观念和新思想文化，这就意味着在寻求改良的同时，默许了新思想观念的合法性。而政府介入改革，使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由自发的社会行为变为政府行为，对偏离正统价值观念的新思想和新学说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西方新思想、新学术的传入因而有了更广泛的市场和更通畅的途径。
这种迫于形势不得不采取的改革，对统治者来说是一个不情愿的选择。在实行新政的过程中，政府自然而然地丧失了一些对传统观念的坚守和意识形态的掌控力。因此，虽然戊戌之后兴起的新史学潮流冲击官方史学的正统观念，却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显然是因为忙于应付政治危机的政府无暇旁顾，统治者自身生存的问题实在更为重要。
晚清官方政治控制力减弱，使进化论、民权思想等西方学说得到广泛宣传。这些新理论和新思想的引入，最初是为满足社会政治变革的需要，但作为新的思想方法和新的政治思想观念，对国内的学术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学人对旧的观念和传统的思想价值体系有了重新审视的理论依据和评判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引入和流行，在猛烈冲击传统的同时，也提供了旧思想观念的替代物。
新学说、新观念的广泛传播促进史学更新变革，催生了新史学，并推动其迅速发展，为晚清官方史学树立了一个强大对手，直接影响了官方史学对正统观念的贯彻和坚持力度。事实上，清政府“新政”的实施，在引发变革的同时，也为新史学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这反映了晚清政府失去对学术和思想文化的控制力，不自觉地默许学术变革，也为正统史学观念的逐渐式微预备了条件。
最后，由于晚清统治力量的削弱，非官方的史学研究开始表现出脱离官方正统史学观念束缚的趋势。
晚清政府疲于应付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对学术研究控制一定程度上有所放松，一方面给研究者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使得非官方相对自由的史学研究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传入的新学说、新观念为正在寻求独立自强、富国强兵的学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不同于官方正统史学观念的思想武器。其结果就是在官方史学机构和研究体系之外，出现了非官方正统思想意识掌控的史学研究。这为晚清史学领域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也孕育着代表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新史学。后者很快发展成为官方史学之外，与正统史学相抗衡的一支强劲力量。
非官方史学之所以在晚清能够以新史学的形式凸显出迅速发展的势头，是由于晚清迅速变革的社会造就了一批能够不受制于官方正统思想观念的新式学人。早在明末清初，一批具有抗清意识的士人采取了与清朝不合作的态度，退居山野，在学术研究方面独立于清王朝之外。清廷建立至消亡的270余年间，民间不乏反清意识的独立治史者。但这些民间士人深受传统史学正统观念影响，依循的是传统史学的治史思路和方法。他们继承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史学传统，在政治上反对清朝统治者却以明朝统治者为正统。因此，他们治史的观念对官方史学并不形成实质上的冲击和挑战。而晚清时期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造就的新式学人则不同。他们作为有别于官方史学机构中的治史者，置身于官方控制之外的自由度较前人更为突出。受到政治危机的影响，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更为关心。特别是他们接触到外来文化，接受西方新的理论和新学说，具备了传统学人所不具备的学术素质。晚清时期非官方史学异军突起，并迅速产生重大影响，归功于这批人的努力。
晚清社会造就的这批新史学研究者脱离了官方正统，不再受制于官方史学观念的束缚。不管是否留过学，他们大都认同西方学术思想。执新史学牛耳的梁启超就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学术教育影响，又接受了西方新理论、新学说，并对国家和民族命运十分关注的新式学人。还有一些身为清朝官员，却不隶属于官方史学机构的学人。这些人多有留学经历，他们对西方思想和学术有较深入了解。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批人承担着向国内输送西方新理论和新学说的重任。他们翻译西书，介绍新的学术观点，并运用新的史学思想观念撰写新式历史著作，如严复、黄遵宪、汪荣宝等。至于章太炎、陈黻宸等接受西学影响不在官方史学机构的学人，也成为新史学的积极倡导者或实践者。
晚清这批新史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实际上有着传统和西方双重学术文化基因。他们国学根底扎实，但思想进步，认同外来新的史学观念，是尝试走出传统史学的第一代人物，同时也就成为变革时代潮流浪尖上的弄潮儿。
晚清时期兴起的这些新式学人既关注国家政治，在思想上不受制于官府，在学术上也有一定的独立性。相对独立的身份，使他们游离于官方控制之外，有充分的研究自由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他们是当时国内西学新学的先驱，能够自如出入西学领域，用西方学术的话语谈论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他们虽受传统学术的教育，在研究上却不受旧学的羁绊，不受旧学观念条条框框的束缚。这样的特殊地位为他们倡导和实践新史学创造了条件。
正是这样一批学人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反思传统史学的落伍，使中国史学走出官方正统史学观念的窠臼。作为新史学的主力军，他们的全新研究成果，使非官方史学的影响日益扩大，逐渐形成与官方史学相抗衡的阵营，对后者的冲击日益加剧。
二 新的政治文化对正统史观的影响
晚清社会变革所造成的社会政治氛围有利于史学变革，为新史学的产生创造了客观条件。后者应社会变革之运而生，表现出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强烈愿望和需求，同时凸显出官方史学的落伍和不适用。新史学观念的发展冲击和动摇了正统史学观念的根基，并最终取而代之。
从史学发展史的层面看，不适应近代以来社会的变革需要，是晚清官方史学正统观念式微的重要原因。晚清社会变革带来的新的政治文化取向与传统的政治文化取向有质的不同，使一直与传统社会政治文化保持相适应关系的官方史学遇到了难题。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动加剧，史学所面临的变革更新问题日益严峻。进步士人倡导经世史学，面对社会变革的现实问题，紧扣社会政治的需要扩充史学研究的范围。这种改变的确带来了新的气象。但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的矛盾愈加突出，仅仅扩大研究范围，而不触及史学观念，也就是不触动传统史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影响下的正统的史学观念，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直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维新思潮中引发新史学宣传新的史学观念之后，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的矛盾才被真正揭示出来：那就是史学为民众服务还是为皇帝及其统治服务的问题。这既包括了史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也包括了史学研究的目的和功能问题。官方代表的史学正统观念的落伍，以及在社会变革形势下的不适应正是随着新史学观念的广泛传播和影响，才得以明确。
晚清社会变革的方向是以民权思想为核心的近代社会政治，新史学就是为这个新的社会政治服务而兴起的。在西方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人们意识到史学的目的是要能服务于社会，唤起民众的爱国心，这是官方史学传统中所缺失的。所以当这种观念一出现，传统史学及官方史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上的局限立刻显现出来。官方史学所代表的传统史学并不是不与社会现实发生关系，而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满足传统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需要。如果说传统史学在经世学风影响下，通过扩大研究范围和关注现实问题这些自身调整度过了危机的话，那么到19世纪末，它所面临的挑战就远非仅调整自身就能应付。新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对史学提出的新课题是更新变革史学观念，也就是变革官方史学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观念。于是史学革命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与社会变革思潮中流行的口号。
借助维新思潮的影响，当时整个学术界面临着“维护正统或鼓吹革命”的问题，讨论应作如何选择。梁启超等进步士人认识到变革旧学术、旧观念，与变革政治同样重要。因而，主张学术革命和史学革命的呼声渐起，并愈来愈强烈。新史学的倡导是当时学术界满足社会变革需求的一种积极回应。
史学革命的口号是新史学倡导者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一文中以“史界革命”一词明确提出来的。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历陈旧史学的种种弊病，呼吁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他认为“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变革时代已经到来，只有革命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革命不仅是政治领域的变革，“群治中的一切”都需要革命；史学革命不过是晚清社会全方位变革中的一部分。他十分重视这一变革，以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将对史学前途的关注和对民族命运的担忧紧紧联系在一起。
作为颇有影响的新式学人，梁启超的学术革命思想可以反映当时接受西方新学的士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看法。如杨度在《游学译编叙》中也提到，日本人山路一游认为“中国学术常屈于一尊之下，有保守而无生发，故凡百濡滞，皆无进步。国无进步，焉得不败？”这里的“一尊”是指统治阶级持守的传统“名理”思想。从日本学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发展受制于传统的名理思想，多为循规蹈矩的保守研究，缺乏独立自由的思考，难以创新。中国学术的研究和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不能有所创新和发展，不仅有害学术，更导致国家衰败。这种局面必须打破。
这种变革思想把史学革命的目标锁定在对传统史学所依附的正统的思想意识之上。史学革命就是要重新审视传统史学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更新正统的史学意识。随着对新史学观念的了解和接受，学人们认识到传统史学的正统观念是落后于社会政治变革的。新史学是作为官方史学的对立面或革命者出现的，直接表现了对正统观念的挑战。
正统史学观念主要是围绕以传统尊君观念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形成的，不能适应以民权思想为中心内容的新的政治文化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史学的正统观念是指史学在长期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的，有儒家思想文化特点的一套历史观念和方法论。史学观念往往代表史学的正统地位和官方的标准，体现统治者或官方的思想意识和价值标准。中国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因其所依托服务的政治基础没有实质性变化，其正统观念不断完善和巩固，未受到过挑战。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在晚清出现变化，亦如社会政治变革一样，是受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受社会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变革影响。
晚清时期社会所面临的变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不是只换一个皇帝那样门脸上的变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化，是一种关乎社会性质的变动。这种变革影响到各个方面。具体到史学来说，亦是广泛而深刻的。史学产生以后，因其随时须调整自身以满足各朝代统治阶级的需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发展势态。史学的重要功能一是要为历朝历代提供前人的经验教训，二是彰显统治者的政治、道德准则，以教化民众。无论是借鉴还是教化，中国史学在长期发展中始终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保持相适应的关系，宣扬儒家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在皇权统治中扮演重要角色。
传统史学正因有这样突出的特点，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随社会政治文化变革而调整变化自身以适应社会新要求的变化机制。因而两千年间不管王朝更迭如何频繁，皇帝是何姓何人，传统史家都能很快调整服务对象，并在服务统治者的同时完善自身。因此，中国历史上换了多少个朝代和皇帝，不仅没有影响到史学的发展，反而增强了其活力，内容不断更新，成果相当丰硕。
晚清社会救亡与进步的要求引起政治文化转变，代替儒家传统的是以民权思想为核心的反专制民主文化。这种文化的逐渐形成对史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君王，新的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民众。二者的矛盾显而易见。
官方史学有自己专门的研究范围，明确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以皇帝朝廷为核心，史书围绕这一核心编纂，这是历代官方史书突出的特点。
清初，满洲贵族建立政权之后，十分重视中原历代统治者的思想文化，并依循前朝的制度设立了国史馆等修史、编纂机构，继承了自唐代以来修前朝史和实录纂修制度。又设立了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馆，负责“国史笔翰”和撰著各种文书等工作的翰林院，掌修国史、实录的国史馆，还特设了专修《方略》的方略馆。此外，还根据需要设置了一些临时性机构，如三通馆，纂修“续三通”“清三通”等。这些机构基本上承担了清代官方的修史工作，其主要职能和以往各朝代相同，只对皇帝负责，为朝廷统治服务。这种围绕皇帝、囿于宫廷大墙之内的修史机构，眼界很难达于社会和民众。在社会变化成为被关注的主要内容，民众阶层进入政治舞台的新时代里，持守传统的官方史学很难满足新的需求，这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官方修史机构服务的对象集中于统治者，其史学成果自然也多限于记述帝王家的大事，以及与之有关的政治军事等大事要事。这样的史学研究不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貌，不能为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坚持儒家的君臣观念，以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为标准，还是主张民主，以近代以来形成的民主政治伦理思想为标准，体现在史学观念上是服务帝王统治者的君史、王朝史，还是服务民众，以“开民智”“新民德”。新史学在反思官方史学的治史目的时，首先提出的就是编纂君史，还是民史。
学者认识到传统史学不能满足社会要求的关键原因是传统史学为帝王而不是为大多数民众服务。他们批评旧史学是以“君”为中心的史学，研究的重心是“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是“君史”而不是“民史”。1897年，梁启超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明确区分“君史”、“国史”和“民史”，提出“民史”“国史”是西方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他说：“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 “中土两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记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
梁启超倡导民权，主张新民说，体现新的政治文化，相应地，他要求的史学是“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显然，在新的思想观念影响下，人们对传统史学所服务的对象狭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有了清楚的认识。而新史学对民史的倡导所体现出的以民为重的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淹没了官方史学为君王统治者服务的正统观念。
具有新的政治文化特点的新史学观念使得学者在史学研究对象、内容及方法诸方面都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新史学的研究对象从以帝王为中心的统治阶级转向国民或民众，研究内容由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政治史转向广泛的与民众生活相关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历史。学者也不再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是要按照社会或“国民”的需要，用进化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
虽然清政府垮台前，国史馆等史学机构一直从事各种编纂工作，但实际工作依然是例行公事。这种对社会政治变革的麻木，使其远离社会、远离民众，很难满足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官方史学的正统观念走向衰落成为一种必然。新史学潮流中官方正统史学观念开始受到质疑和批评，并渐渐淡出史学的主流地位。
三 新史学对正统史观的冲击
鸦片战争之后，救亡的需要为传统史学提出了更新变革的新课题，而晚清时期政府统治力的削弱，无法维持传统意识形态的控制力，为新史学观念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机遇。新史学把研究对象转向民众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其影响力渐渐超过官方史学，由此引发了传统治史观念的变革。
新史学借助和吸收西方学术观念，运用新的史学理论和观点，对传统史学的正统观念、研究目的和功能，以及研究内容等都有所反思。首当其冲的是传统史学的“正统观”。正统观是在儒家学说基础上建立的，是传统史学的核心观念，在传统史学研究模式和价值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正统观一方面以传统的道德标准、价值理念规范研究、统率史书，另一方面通过史的形式彰显儒家思想文化，为后人树榜样、立标准，教化后人。
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之“论正统”中指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他解释说，“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也就是说，帝王相续就是“统”，奉天承运的帝王才是“正统”。传统史家记史，首先要确定正统，与正统不相符的被视为非正统。几个王朝并存时，正统之争有时十分激烈。一朝一王能否作为正统成为史书记载的主线往往是大是大非问题，统治者关注，史学也因此十分重视。
“正统”论维护皇权世家的权力秩序，是维护封建专制的一个方面。梁启超说，“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不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正统的秩序一旦确定下来，上下尊卑善恶忠奸的标准就确定了。在上者虽恶仍为义，在下者顺从之外无义可言。这样史学讲正统，“故事以宫廷为中心”，目的在“明道”，就是为皇权专制统治秩序服务。正如梁启超所说：“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以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
其次受到新史学批评的是作为正统论辅助的所谓“书法”“纪年”。
书法是传统史学所依循的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用于论断历史褒贬人物，“主旨在隐恶扬善”。其主要依据是孔子的《春秋》。“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传统史家用春秋“书法”来“明功罪”，分忠臣奸佞，“别君子小人”，以为后人鉴戒。这是传统史家所固守的传统道德理念和标准。纪年是以皇帝为中心来定历史年代，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纪年，一个皇帝有一个皇帝的纪年。尽管在没有统一纪年标准的情况下，以皇帝年号或登基标志作为纪年是不得已而且是比较方便的选择，但毕竟体现服务于皇权的功用。
从正统到书法、纪年，包含了要求贯穿传统史学著作的指导思想、写作方法和表述规范，在晚清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想冲击下陷入危机。梁启超直指传统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一家一姓的统治者服务，忽略国民在历史中的地位。认为传统的书法，只适用于对个人的评价，而不适用于对群体的整体认识。清末史家陈黻宸批评“正统”、纪年说：“夫纪非尊称也。太史公作纪传世家，有年可纪曰本纪，有家可述曰世家，无年可纪、无家可述曰列传。而后世以本纪世家为君臣尊卑之分，是班史之作俑也。”他认为司马迁之所以分本纪、世家、纪和列传来写《史记》，原不是为区分君臣尊卑，所以把未曾建立帝业的项羽列入“本纪”，用著史规范来区分君臣尊卑始自班固。陈黻宸还指出，“今之作史者，宜仿《史记》作帝王年月表；仿陈寿《三国志》而去本纪之例”。因《三国志》是“独废本纪，而通称曰传”，不用本纪、列传之类去划分君臣尊卑的界线。
正统观、书法和纪年等是典型的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观的反映。正统史学与传统的儒家文化联系密切，是以传统的经学为依据的。传统认为，史是经的附庸，不能离开经而研史。其理论依据是传统的儒家政治伦理，与新的重民思想不合。新史学对“正统”观念的质疑和批判引起官方史学正统观念衰落，与传统史学所依赖的儒家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受到新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以及传统经学在近代的弱化有着密切关系。
清末渐次输入的西学，在戊戌以后慢慢地系统化，开始出现完整介绍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著述。这与戊戌前为区别于中学，笼统将西学称为格致之学有了根本不同。新学知识的具体和细化反映出人们不再局限于比较中西学术长短，而是直截了当地系统引入。当引进西学成为热点之后，传统的经学虽然作为中国学术的主干和官方学术强调的重心，在各式学堂中都是必开科目，但在新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其地位开始动摇。1904年初陈黻宸因以新学思想看待经学的《经术大同说》而受到管学大臣张百熙赏识，出任“大学堂师范科教习”讲授史学课一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事实。陈黻宸在文章中所论述的经学，已不再被当作传统圣贤圭臬规范人们思想的原则，而是被当作一门学问来看待了。他认为，“经者非一人之私言，而天下万世之公言也”, “于今日言经，必以阐其原理，证其实迹，明其是非可否，以为当世鉴，而后于经可无憾”。经学所传授的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再被视为唯一的思想指导：“况于今日，时势所趋，而百家诸子之见排于汉初者，今日骎骎乎有中兴之象，则皆与我经为敌者也。环海通道，学术之自彼方至者，新义迥出，雄视古今，则又皆我经所未道者也。”这一看法虽然不无从章学诚“六经皆史”到章太炎非经非孔的影子，但显然有新学的影响。
经学地位下降，既反映了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在迅速变革的社会中受到质疑，也体现了新的形成中的政治文化影响的扩大。它使人们的思想束缚有所松动，为接受新史学观念清除了障碍，使新史学观念的广为流传成为可能。提倡新史学的学者更大张旗鼓宣传冲破传统经学束缚。
梁启超从《清议报》开始，就以开民智、振奋民气为宗旨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1900年4月他致信康有为，明确把破除旧学，特别是破除传统思想观念对人的束缚与建立新学联系起来。他说：“于教学之界则一守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自由不讲，民权不兴，“则民智乌可得开哉？其脑质之思想，受数千年古学所束缚，留不敢有一线之走开。虽尽授以外国学问，一切普通学皆充人其记性之中，终不过如机器砌成之人形，毫无发生气象”。他认为自由是“为人之资格”, “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就是人在政治、思想和学术上都享有权利。
的确，中国人受纲常礼教束缚压制甚重，不打破旧学的禁锢，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进步。故而梁启超大声疾呼“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也矣”。这里梁启超把束缚人们自由的元凶明确锁定于“三纲”代表的儒家政治伦理，后者一定意义上正是经学的核心内容。学术上的自由就是在思想观念上摆脱“千年古学”的束缚。这一呼唤代表了晚清一批进步学人的共同心声，也表明传统经学开始失去了以往的支配力。
晚清时期经学观念失落对史学的直接影响，就是以往作为传统史学核心价值的君臣观念和道德衡量标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不再有影响力和束缚力。受传统经学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念影响而形成的正统史学观念，失去了强有力的合法性基础。
晚清进步学人对以“正统论”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的批判，既受到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也为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开拓了道路。当然，传统经学的影响在晚清官方正统史学中并没有完全消失，但从史学发展全局来看，官方史学正统观念已渐失去在整个史学界的影响力，成为孤家寡学，淡出史学主流地位，这预示了官方史学最终衰落的结局。
四 历史进化论提供了新观念
晚清正统史学观念的衰落还受到了新传入的历史进化论的直接影响。传统史学的历史观是倒退的、循环的，缺乏对历史发展的认识，这与社会变革的需求不相适应。于是历史进化论成为批判旧有史观的思想武器。
历史进化观念的传播在晚清社会中极大地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观念，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眼光来考察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因而成为晚清社会变革的重要理论和思想指导。严复作为晚清较早接触西方社会科学和进化论的学人，在介绍和宣传社会与历史进化观念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译介的《天演论》一方面宣传了“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等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方面提供了历史是进化的，而非倒退、循环的命题。这两种观念都给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来极大震撼，给社会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新式学人重新审视历史提供了新的眼光和视野。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观念传播和被接受的同时，正统的历史观念开始显现出了极大的缺陷和不足。
官方正统史学所依循的历史观仍是建立在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基础上的复古、倒退、循环的观念。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历史变易思想通过肯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变革满足当时社会政治的一些需要，但这种源自传统的变易思想并不能真正摆脱传统的历史观念的影响，真正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向前进步的。正统史观不能真正认识到历史发展的真相阻碍了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全面认识和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不能满足晚清史学发展寻求历史变化轨迹，为现实社会的变革提供帮助的要求。不更新历史观念，传统史学的代表者官方史学就将失去生命力。
借助新的历史进化观念，进步士人对以儒家思想为规范的史学研究所宣传的愈古愈好，法先王、古制不可违等倒退的、循环的历史观念，开始产生怀疑。特别是历史进化的观念传入之后，传统史学所主张的传统思想文化价值和历史观开始显出落伍和过时。
旧有的史学观念，特别是作为正统史学观念核心的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去掉之后，何以替代？这个问题在晚清史学变革的过程中几乎不成问题，因为随着西方新学术传入，新的进化的历史观就在进步学人中广泛传播，被接受并运用到史学研究中。
中国进步学人对历史进化理论的理解与鸦片战争后出现的经世学风之下出现的源自传统思想的“变则通”的历史变易思想明显不同。新传入的西方社会进化论作为晚清学者重要的思想武器，对历史变动发展加入了许多新的理解。主要是认识到历史是发展和进化的，这种进化有因果规律在其中。在此观念指导下，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古代社会的模仿，而是面对发展变化的社会，积极参与推动社会的进一步变化和发展。进化的历史观念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晚清时期把进化史观运用到史学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理论概括的是梁启超。他在《新史学·史学之界说》中论述了新史学的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里依次提出了历史研究的三个对象：历史现象，人群历史的现象，以及人群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确立了历史进化的观念。用进化的线索来贯穿这三个研究对象，探讨的是人类历史的进化现象。
从梁启超的理论表述看，历史进化的观念也扩大了学人的视野，其眼光不再聚焦在政治统治者身上，记述皇帝的起居生活，以及围绕皇帝而展开的政治、军事等，而是扩展到了研究记述“进化的现象”“人群进化的现象”，也即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梁启超理解的新史学希望更多地了解历史上那些与社会经济、民众生活直接有关的“人群进化的现象”，以为现实的社会发展和变革提供借鉴。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新史学”之所以为“新”的关键在于其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历程，提出了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梁启超对新史学的理论表述，突出反映了对历史进化史观的运用。其视野已经完全超越了循环的、倒退的历史观，也超出了传统变易思想的窠臼。显然，这里历史进化的观念已成为梁启超考察历史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原则。
在梁启超从理论上论述历史进化史观指导下的新史学之前，一些了解西方新史学思想的学人已经开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尝试运用这种新的史观，从而在官方正统史学之外出现了与正统史学观念相抗衡的不同于传统变易思想的新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论著。进化史观的传播和运用为晚清学人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改变了他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也引发了对正统史学观念的质疑和反思。接受进化史观，反映了进步学人认识和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期盼。
进化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与只是以皇帝为服务对象的正统史学有相当的差别。晚清时期对进化史观的接受通过史书体裁的变化表现出来。传统正史自司马迁《史记》之后，就多以断代的形式出现，突出的是一朝一代的历史。唐代以后，逐渐出现了“通鉴”、“通典”和“通志”，把断代史不能反映的典章制度沿革表现出来，是史书体例上的发展。清朝建立后，也曾设“三通馆”，依例修撰“续三通”和“清三通”。但这些求“通”的史书并没有脱离正统观念的影响，依然围绕统治阶级的需要撰述，不可避免地会限制它们作为“通”史研究的视野。
随着进化史观的传播，进步学人逐渐把新史观运用于研究，希望通过对历史进行全面的上下贯通考察，探寻历史发展的演变经历和变化规律。因此，晚清时期出现了一批以求新和求通为目的的史学著作，表明了作者用历史进化观念考察历史的愿望。
稍早一些的《海国图志》《法国志略》《日本国志》等史著，不仅在取材上突破了正统史学的界线，更在体例上选择能够表现历史发展过程的典志体裁。这些典志史书所体现的历史观念与正统的史学观念有所不同。如魏源的《海国图志》、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王韬的《法国志略》等都体现新的从发展眼光看待外国历史的倾向。这些著作的内容是根据现实社会变革的需要，研究外国历史文化。作者虽是清政府的官员，却不主历史编纂事宜。可以说他们是官府中出现的不受正统史学观念辖制的一批“民间史学研究者”。他们著史也不受命于统治者，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著述为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
典志体史书是传统史学中注重考察历史沿革的史书体例。晚清出现的这类史书显然是进步士人希望通过对外国，如法国、日本等国政治历史文化的考察，为晚清社会变革提供借鉴。因此，魏源、王韬和黄遵宪等人都特别注重对这些国家政治历史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分析和记述。
这些史书中“通”的实践，体现了时人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愿望。后来则表现在对能够反映历史变化过程的“通史”体裁的推重上。希望通过“通史”的编撰，提供更有系统的、更为明晰的历史发展线索，便于人们了解历史发展进化的复杂过程。
从运用传统变易思想，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变革依据的康有为托古改制撰写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强调变革，从传统的变易思想中寻找变革的思想依据，到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明确提出运用西方进化的历史观念研究中国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主张和实践，可以看到，历史进化观念在历史研究中得到了新式学人的推重。
1900年，章太炎在日本和西方史学的影响下，有感于中国传统史书与西方史学著作的差距，提出要用新的史学观念作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并做了细致的思考规划。他认为古代史家不能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原由，清代的考据史家更是囿于细枝末节，而忽略历史的整体。在《中国通史略例》中对传统史著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评价，他指出：从体例和写作方式上看，传统史书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王、钱诸彦，昧其本干，攻其条末，岂无识大，犹愧贤者”。他说自己编撰《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镕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脱离将历史作为连缀史事、记账本、王朝相争相斗记录的窠臼。1902年，章太炎在和梁启超讨论新史体例的信中更是明确指出：“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他说，他推重通史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棫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这里解释了他的“镕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大抵为采用进化论，以通社会整体进退原理；其“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大抵是要发掘以往忽略的对今世有意义的史实，以鼓民气、导未来之意。对传统史书不分析“社会政法”演变原因内容的批评，显示了他接受并运用新的历史进化眼光来看待考察历史。在新史著的体例上借鉴前人史著典、志、纪传、纪事本末等体例，在内容上包括心理、社会、宗教等诸方面。选择史著内容，不再以政治、伦理为中心，而以展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文化、学术、民族和风俗等为标准，即所谓“非有关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者，虽明若文、景，贤若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录”。可见章太炎理想中的新通史计划，在体例上多借用传统正史的体例，其新思想是通过记述与现实相关的内容反映出来的。与夏曾佑用一种全新的借助西方通史体例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相比，章太炎计划中的《中国通史》更多表现了借助传统正史体例来容纳新内容的继承和创新并用的态度。
尽管章太炎的新体例《中国通史》计划未能完成，但他的《中国通史略例》所体现出来的对新史书的思考却反映了一种新的历史眼光：新史学的著作不再注重通过评论褒贬，为人们提供伦理道德标准，而是要为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提供认识历史发展及其趋向的参照系，即“史职所重不在褒讥，苟以知来为职志，则如是足矣”。
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不仅在体例上选择西方新式章节体，还按照历史演变的历程来分期。1906年严复阅读该书后，很是推重，写信给夏说：“自得大著《历史教科书》两编，反复观览，将及半月，视叹此为旷世之作，为各国群籍之所无踵。”“然世间浅人于史学、政学蒙蒙然，犹未视之鼠狗，必不知重也。独走于此事颇经留心。读足下之书。见提挈立例处，往往见极因怪（如云 ‘中国之教得孔子而立，政得秦皇而行，境得汉武而定’。又云 ‘使匈奴盛于周时，中国必亡’诸语），此法惟近世西人以天演服藏探内籀之术以治前史者而复能之，乃大著不期而与之合，此滋足贵者也。”
历史进化观的接受和运用，在推动新史学蓬勃发展的同时，给正统史学观念以极大冲击，使人们对历史有了一个全新认识，很快为学术界广泛认同，逐渐取代了正统史学的倒退和循环史观。
受进化史观影响的一代学者与传统的官方纂修在思想观念上有相当大的不同。晚清到民初编撰的通史和清史著作大都选择用新的进化史观为指导，采用新式章节体体裁，从而在指导思想和史书体例上对官方正统史学实现了突破。
1913年，清王朝被推翻不到两年，商务印书馆即出版汪荣宝和许国英编撰的《清史讲义》。此书将努尔哈赤起兵作为清朝开创之始，分开创时期、全盛时期、忧患时期和改革时期，分四编记述了清朝从建立至灭亡的历史。该书前三编是汪荣宝在译学馆任职时的讲稿，涉及从清朝建立到太平天国时期。辛亥革命后，由于他参与政治活动，由许国英续写了第四编，完成全书。这部《清史讲义》至少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这部讲义的大部分成书在晚清时期，这就打破了当代人不著当代史的传统。二是运用了新的历史观作指导。作者汪荣宝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先后任京师译学馆教员、京师大学堂教习。他是晚清新史学思潮中一位宣传和倡导新史学的新式学人，撰有《中国历史》。他虽身在清府的译学馆任职，却用新的思想观念指导编撰了这部和传统正史有明显不同的《清史讲义》。全书不仅采用新式章节体，而且接受了历史进化论观念。该书的“绪论”特别指出：“历史之要义，在以钩稽人类历史之陈迹，以发现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必呈，晚近历史得渐成科学，其道由此。夫人类之进化，既必须有累代一贯之关系，则历史亦不能彼此之间，划然有所分割。”这段表述代表了晚清新式学人对进化史观的理解和认识，表明了作者对历史研究要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探索历史发展因果关系的认识。
由此可见，出自官府机构的学人对新的历史观念的接受及其新式史著的编撰出版，预示了官方正统史学观念已失去了影响力，其被新的历史进化史观取代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五 晚清新政措施对正统史观的冲击
晚清时期创办新教育和学制改革冲击正统史观。
晚清新式教育的创办，以及新学制的制定，是新政中的重要措施，却给正统史学观念带来很大冲击。
首先，对传统的教育方式和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特别是为了学习新学，代表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经学不再是核心内容，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传统儒学的崇高地位。
例如，清政府制订壬寅学制时，曾遇到学制年限过长的问题。时在日本考察教育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就在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提出建议：“于西学则以博物、理化、算术为要，而外国语文从缓；中学则国朝史为要，古文次之、经又次之。”这种排课次序把经排在了国朝史和古文之后，让人看到了经学地位的下降。吴汝纶是安徽桐城人，同治进士，曾师事曾国藩，与薛福成等并称为“曾门四弟子”，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家。后又被李鸿章聘为保定莲湖书院山长，成为李的幕僚。不仅国学造诣深厚、而且也颇通西学，为严复的译作《天演论》《原富》等书作序。特别是通过对日本教育的考察，对新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作为晚清官员的他能提出这样的建议，的确反映了旧学观念的动摇，新学影响的扩大。尽管随后在张之洞等主持下完成的“癸卯学制”确定“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的教育宗旨，但新的教育方式引入和新式学堂建立带来的新学说、新思想扩张的趋势却是无法阻挡的。
张之洞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晚清时期影响很大，但实际上，由于国门开放，对外事务增多，清政府越来越需要了解外国知晓洋务的人才。这种现实需要自然开启了国人了解西学的大门。张之洞本人在任湖广总督时，就特别注意开办各式学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学堂先后转变为新式学堂。随着新式学堂大量出现，中西学哪个为体哪个为用的问题似乎淡漠了很多，不再是关注的重心了。
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对士人们思想观念和中国学术产生了至关重大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经学地位的下降。读经是过去人们通过科举考试走入仕途的必经之路。科举废除后，经书对人们的吸引力也就少了很多。这直接造成了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对人们的影响大大减弱，新学堂里的读书人不再把儒家传统经学奉为至上。在科举时代，为准备科举考试而进行的学习，对人们的思想有很大的限制。胡适和顾颉刚都曾回忆他们小时候在必读的经书之外背着大人偷读史书的事。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也回忆道：“在这（新式）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画和体操。”以往为了科举，人们即便读史也只是作为读经的辅助或课业外的消遣，至多是从故人故事中吸收些人生智慧、道德修养的资源。除了生硬地记忆一些皇帝权臣典故之外，给人新的启迪之处不多。对此严复有清楚的分析。他说：以往接受教育的目的是“学古入官”，因此“方其读四子五经，非以讲德业、考制度也，乃因试场命题之故。其流览群史，非以求历代之风俗民情、教化进退、政治得失也，乃缘文字得此乃有波澜运用，资其典实之故。且功令既定，岂容稍示异同，风气所趋，不妨公然剿袭。夫使一国之民，二千余年，非志功名则不必学，而学者所治不过词章，词章极功，不逾中式，揣摩迎合以得为工，则何怪学成而后，尽成奴隶之才，徒事稗贩耳食，而置裁判是非、推籀因果之心能于无所用之地乎！”科举制度下的士人一切都是为了通过考试博取功名，很少为专门研究学问的目的读书。而为了得到功名，又只能不问对错，完全认同正统秩序下的主流话语，跟着统治者的指挥棒转。这就造成了科举制度下士人有知识、无思想，缺乏独立意识的悲剧。
新式学堂的设立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新知，废除科举打破了人们以经书和官方思想文化意识为核心的读书方式，把人们从仰慕圣贤、重经的传统教育的小圈子里解放了出来。
晚清官方制定的学制虽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控制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和学说的讲授。但这显然是晚清官府的一厢情愿。实际上，新式学堂恰恰成为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新西学的引入和传播，对中国学人的影响是相当深广的，有力地冲击了传统价值观念，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把士人的思想从传统思想文化的束缚下释放了出来。
这一系列的新政措施，为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有力地冲击了正统史学观念。
首先，新式学堂课程的设置更为合理、全面。1904年1月公布的学制中提出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应修的科目包括历史科在内共有12门。同一时期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把文科分为文学和史地两个专科，历史是两科的必修课程。历史科作为必修科目，开设在学堂里，反映了新式教育对历史科的重视。
其次，课程的内容依照新学设计，历史科的内容做了较大调整：“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张弛，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在本有的帝王史基础上增加了世界史、国别史，在坚持传统的政治军事大事同时，特别强调要研究历史方方面面的演变和发展，采用诸如“隆替”“张弛”“沿革”“进境”“变迁”等词表达历史变化，通过历史研究达到振奋国民志气的目的。这表明新史学追求的一些新内容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官方拟定的办学章程在课程设置上有这样多的变化，经学课程减少，记述内容扩展，教学目的变化，反映了史学对传统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认识的改变与官方史学正统观念瓦解的趋向。
再次是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如果说新教育课程体系改革为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机会，那么进步学人抓住了这个时机，并在为新式学堂编纂的新式教科书中体现出新史学的观念。
教科书的出版是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出现的问题。1906年前后，由于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的历史教育需要新教材，出现了教科书编撰的热潮。这年4月，严复提出政府应放开对教科书编纂的控制。他说：教科书“除自行编辑颁行外，更取海内前后所出诸种而审定之”。要求不要过严，取类也不必狭窄，只要不危害学生，不与教育宗旨冲突即可。这个建议反映了进步学者的共同要求。此期间运用新的历史观念指导编撰的一批新式历史教科书陆续出版，其中夏曾佑和刘师培分别编纂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产生很大影响。
新式历史教科书与官方编纂的史书有相当的不同，眼光不再只集中于帝王统治者，研究内容也更为广泛地反映人类历史进化的历程，体例上则采用西方传入的章节体。新的史书体例较传统的史学体例更有助于新的历史内容的表达。新的进化史观，新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加上新的史书体例，一种全新的中国历史著作的形式在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过程中出现了，开启了后来历史著作体例的先河。
事实上晚清时期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直接影响了正统史学的地位。新式历史教科书使人们更直接地了解和接受新史学的思想，加上其服务对象是广大新式学堂中的学生，有助于新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而官方正史却由于服务人群偏重政治统治者，服务范围相对狭窄，读者仅限于少数人，其影响力明显下降。官方正史的研究无法与新的历史教学相比，后者的地位和影响在晚清最后几年大大地超过前者。官方史学的主流地位动摇，成了高高在上、曲高和寡的一家一朝的玄学，正统史学观念也不再成为影响和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官方编撰的史学著作不能胜任新式历史教育，让位于新式历史教科书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式学堂的新式历史教育和新式教科书的编撰意味着官方正统史学因脱离社会现实，不得不退出晚清史学发展的历史大舞台。晚清保守派学人叶德辉就清楚地意识到，正是因为“废书院”“兴学堂”，才“酿成今日之大乱”的。
最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承载着西方思想文化观念的、脱离了清朝官府控制的新兴媒体、新闻出版机构、民间社团、社会群体，以及民间的各类企业和学校，纷纷出现，这些都为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特别是由于近代新式的报纸、刊物和社团等的出现，新史学在传播和影响方面远远胜过了囿于宫墙之内的官方史学。新式传媒形式的传播速度和范围都比传统来得有效，为新思想和新观念提供了有利的载体，便于新史学思想和观念的传播及新史学研究成果的出版。这就为人们接触和了解新史学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机会，也预示着清朝政府所控制的正统史学已渐渐脱离社会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的中心。与轰轰烈烈的新史学实践相比之下，大墙内的国史编修们的工作显得冷清很多。官方正统史学与晚清学术发展的主流疏离开来，原来所处统治中心位置的官方史学被无情地边缘化了。
且不论晚清政府的新政在政治上有多大的意义和作用，其对新史学发展的推动却是实实在在的。新史学在非官方的地位得以迅速提高，成为官方正统史学之外的一支强有力的代表新的史学发展方向的生力军。由于代表了新的学术发展方向，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官方的正统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清政府的新政措施对新史学的推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为官方史学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也预示了正统史学观念逐渐衰落的必然趋势。对于晚清统治者来说，这样的结局或许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