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并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随后在根据地内立即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一 打土豪，发动群众，为分田作准备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是打土豪，发动群众，为分田做准备的阶段。根据毛泽东在1928年向中央的报告中可知，截至1928年2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县都有党的县委，酃县有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党组织。而且，除酃县外，各县都有了少数地方武装。在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领导下，宁冈、茶陵、遂川、永新四县，尤其是遂川、永新二县，进行了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由于这个时期的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党的政权机关被称为工农兵政府。
之所以以打土豪、分浮财、废债毁约、发动群众为这个阶段土地革命的目标，是因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
。只有在群众中进行深入的宣传工作，细致地讲解革命道理，充分发动群众，并带领群众同豪绅地主作面对面的斗争，才能把土豪劣绅的特权打个落花流水，把封建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从而引导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为进一步开展分配田地、摧毁封建土地制度做好准备。
分浮财是当时发动群众的一个好方法。工农革命军打土豪，没收豪绅地主的浮财后，除留一部分粮食自用外，其余全部分给群众。一开始当地群众有所顾虑，不敢要地主的东西，此时工农革命军就想尽办法，或是在晚上秘密送到穷人家，或是将这个地方土豪地主的浮财分给另一个地方的穷人。
得到浮财后的贫苦农民逐渐认识到工农兵政府不同以往的政权，是真正爱护群众的新政权，原本四处躲避的他们渐渐聚集在工农革命军是周围。随着群众越来越多，工农革命军便开始宣传教育工作，向群众宣传讲解土地革命的道理。对于当时的宣传现场，下文一段当时宣传员的回忆片段可窥一斑。
“工农革命军爱护群众的行动，很快传开来。两三天里，穷人们陆续回来了。我们宣传群众的工作繁忙起来。由班、排干部组成的小组，分头出去宣传，每个组都有红布做的小旗子，旗子上横写着三个大字：宣传队。红旗到处，群众围挤四周，静听红军战士讲话。因为我会湖南客家话，小组就常推我出来讲。也不知怎么的，一看见站在前面这许多穷人，自己在家受苦的事，一下就涌上心头。我高声说：‘我在家跟你们一样，受尽了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没命的干活，也吃不饱肚子。我们穷人要翻身，就得打倒土豪劣绅，要分他们的田，要组织起革命委员会来跟他们斗啊……’这么一讲，小组的同志和群众就一起呼一阵口号，然后我们就带着群众到土豪家里去分东西：用具、衣服、谷子，连猪也杀了，切成一块一块的分给穷人。穷人们欢天喜地地抬着东西，回到自己家里去。”
“我们一路走，一路举着宣传队的红旗，向群众作宣传，带领群众打土豪，分财宝。起初，群众也不敢来，到后来，只要把红旗一举，后面就汇成一条人的洪流，男女老幼挑着箩筐，扛着扁担，背着口袋，一边走一边招呼路旁的人：‘走啊！跟工农革命军打土豪去！”
宣传教育不仅能让贫困百姓接受工农革命军分发的地主浮财，还让他们积极主动配合打土豪、分浮财的土地革命。打土豪的顺利开展也离不开农民群众的支持和主动帮助。因为当时的土豪往往把钱财藏在秘密的地窖、夹墙里，外人是不知道的，只有在地主家做过长工的农民才会知道。所以，如果没有农民群众的帮助、带路，如果群众的革命意识没有觉醒，打土豪革命运动只会艰难、缓慢地进行。
打土豪不是盲目的，是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对地主、豪绅进行有选择、有方法的打击。井冈山时期的工农革命军每到一个地方，就分散分批调查各地情况，了解这个地方的人口、户数以及有钱人家的数量，先将最有钱且行为恶劣的人家定为土豪，然后与当地百姓确认，做进一步调查。“调查确实以后，上报没收委员会批准。没收委员会说可以打，就召开群众大会，讲红军的任务，发动群众打土豪，分土豪的东西，抓土豪罚款，同时帮助组织暴动队。”
对于土豪的惩罚，也会分情况处理。一般的土豪只会罚款，并不会烧毁他们的房子等财物。罚款前，工农革命军会在土豪家门口贴一张罚款布告“某某是土豪劣绅，平时欺压穷人很重，应当罚款，现在决定罚款××元，限×天交到，迟延不交者，定严惩不贷”，广而告之。出于害怕的心理，多数土豪劣绅都会在限期内上交罚款。这种罚款的方式既灭了地主豪绅的威风，也为工农革命军的壮大筹集到不少物资。对于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土豪会惩办甚至枪毙，因为如果不惩治这些农民长久畏惧的土豪，农民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分给农民的财产、田地也不敢要。对这些豪绅的惩治才能真正壮大农民的力量、革命的声势。
发动群众是分配土地前期的必须阶段。土地是农民最想要却不敢要的，即使工农革命军将田地送到农民手上，他们也会有所顾虑。而且井冈山地区农村的宗族观念浓厚，地主豪绅乘群众没发动起来前，就利用宗族观念破坏土地分配，搞假分。因此，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只是匆匆插牌子的做法是表面上分土地，实际上并没有分。只有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党组织和地方武装，详细调查研究当地情况，才能增强群众的革命意识和勇气，确保之后分田的顺利开展。因此，有些地方转变方式，发动年关斗争，即利用地主年末逼迫农民还债的时机，强烈呼吁农民废除债务、焚毁契约，广泛发动群众。
通过打土豪，群众发动起来了，这就为进一步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二 宁冈大陇等部分地区开始分田
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2月，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红色政权相继建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于是，在宁冈大陇等地开始进行分田行动。
在宁冈，1928年2月21日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2月22日宁冈县四个区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紧接着各乡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各级红色政权成立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可从以下一则材料看到当时分田的情形。
我记得1928年2月，四区军民到洋蝈打土豪（吴竹生家是宁冈最大的土豪），缴获了大量的粮食、油料、银圆；粮油归群众，金银归县。分田是从1928年头二月开始，直到闰二月结束。按人口分，每人三亩一（桥林乡）。有的乡田多则分得多，也有的少。也有的分青苗。分后插块牌子即可，没有土地证……
当时我们乡干部还种田，做到粮食自给还略有结余。我们的干部种田一百多担，十天要种田二天。区干部种菜不种田。
1928年3月，毛泽覃来到宁冈的第四区大陇开展土地革命。当时大陇的分田是“县里派人到区政府督促，区里派人到乡政府督促”下进行的，先“由乡土地委员会到各组去逐步调查人口、田地面积、田的地点”。调查后，“用人口、田面积核算，每人平分三斗半，以原耕为基础，多退少补，各人自己去插牌子，牌子上写出户主、面积、地名。莳田以后才分，秋收时，全部自己去收割”。分田时，不按阶级，所有人平均分配土地，多抽少补。1928年，大陇乡每人平均分得六担谷田。
三 井冈山根据地全面分田
1928年3月，由于前敌委员会改组和毛泽东被调回湘南，井冈山根据地被国民党占领一个多月。4月，毛泽东等回到宁冈，井冈山根据地的形势逐渐开始好转。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道：“四月以后……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边界党的政策之一就是“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1928年5月20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讨论深入土地革命的问题。
永新是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开展得最早、成果最多、经验最丰富的地区。其原因有三点：一是永新人口多，兵源、粮食、给养充足，分田地区较大，且有宁冈县做后方，有依托，敌人来了好对付。二是工农革命军攻占永新后，立即集中力量，全力发动群众，平分土地，着力重建永新根据地。1928年7月，毛泽东“亲自领导三十一团、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在永新集中力量搞了一个多月，创造了永新的工农割据”。三是毛泽东对永新土地革命的重视和贡献。1928年4月中旬、5月底和6月下旬，毛泽东先后三次到永新西乡的圹边村，进行了四十余天的调查研究，全面总结群众分田经验。
1928年6月23日龙源口大捷后，红色区域迅速推广，井冈山根据地出现了全面分田的高潮。当时，井冈山根据地面积迅速扩大，有数百里，包括宁冈、永新、莲花全县，吉安、安福的一小部分及遂川北乡、酃县东南乡的一部分。《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综合报告》记载了当时土地革命的情况：“方在极力做深入土地革命的工作，分配土地，建设苏维埃，肃清封建残余，创造工农武装，并发展党的组织，以期巩固既得之胜利，同时并企图渐次向外发展，以推广和扩大割据区域。”当时的井冈山根据地主要对地主、富农进行土地革命，而阶级的划分也比较简单，只有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之分，还没有把富裕中农划成一个阶层。
为了有组织地领导分田，井冈山根据地成立了土地委员会，负责具体的分田工作。土地委员会由县、区、乡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5～7人组成。“工农兵政府在讨论分配土地时，就由他们先进行研究，土地委员会还要作调查研究。”在各级土地委员会的领导下，仅在5月、6月和7月的三个月内，宁冈全县，莲花、永新大部分地区和酃县的大院、青石岗、东西大坑一带都普遍地开展了分田运动。
四 分田中的阶级斗争
分田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分田是要消灭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往往不甘心失去土地，必然会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分田。如有的公开恐吓贫农，延宕分田；有的隐瞒土地，抵制分田。
中间阶级即中小地主和富农对分田的抵制最严重。他们“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农，延长分田的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
中小地主和富农越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的情况就越严重，例如永新。在永新四教地区，“四教街上开染坊店的土豪叫做张富生，他伪造一本新田契，而保留旧田契，毁坏新田契，以此破坏分田”；在永新泮中乡，1928年7月以乡为单位进行分田，“但有些人也要以村为单位，不愿把本村的田分到别村去。特别是那些地主、富农隐瞒土地，不愿把好田拿出来，或者是把好田隐瞒起来，把差田拿出来，用尽办法破坏这次分田”。最后，原本对农村中间阶级采取温和措施的当地工农兵政府，不得不召开大会，公开处决强硬抵制的中小地主和富农，才能把田地实际分下去。
此外，地主豪绅还会煽起土、客籍农民之间的矛盾，以阻碍分田，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后，土籍豪绅带领军队占领宁冈，扬言客籍地主豪绅将要杀土籍百姓，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自带子，主动带领白军烧屋搜山。
五 “八月失败”对根据地土地斗争的影响
正当土地斗争深入开展、根据地日益发展之际，因湖南省委领导的错误，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出现了短暂的“八月失败”，即在反动势力重新占领的区域，之前所分田地全部无效。对于“八月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深刻指出，“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
“八月失败”使得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进入低潮。这一时期，中共的割据范围丧失了宁冈、莲花和永新的大部分地区，只保存井冈山一小块地区，反动势力聚集在山下，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只存在于山上。在此情况下，土豪劣绅乘机报复，残杀焚烧，逼债收租，被屠杀的农民数以千计，被烧毁的房屋不计其数，一时间湘赣边界乌烟瘴气。而且当时正值庄稼收割、农民收获的时候，突然的失败导致“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数，真是无可奈何，当时有一句口号：‘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们别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农民收不到谷，才是真正的大失败呢！”
毛泽东得知部队在湘南失利的消息，亲率三十一团第三营往桂东迎还红军大队，九月，胜利回师井冈山。同时，三战三捷，收复了宁冈全县和遂川、永新、酃县各一部分，挽救了“八月失败”的局面，农民夺回了因“八月失败”而失去的土地，保卫了土地斗争胜利果实。
六 湘赣边界党的“二大”总结一年来井冈山斗争的经验
为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年来的土地革命经验，统一党内工农革命思想，以便之后更好地开展土地革命，中共湘赣边界党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随后又颁发了《井冈山土地法》，标志着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步入成熟的阶段。
（一）中共湘赣边界“二大”的召开和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总结
1．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8年10月14日至16日，中共在宁冈茅坪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讨论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进一步总结土地斗争的问题和经验。
2．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的主要做法和政策
（1）发动群众，清查田亩，划分阶级。
土地革命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充分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倒地主，分地主的田，自己解放自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分田的第一步，就是发动群众，清查田亩，划分阶级。
清查田亩有两个步骤：一是宣传，“宣传田是农民开的，亦应由农民种，不准地主富农剥削”。二是调查，在各乡或村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由当地农协委员、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和个别农民组成。“依靠雇农和老贫农进行调查，一个村总田亩数，总人口数，有多少人家雇工种地，有多少人家出租土地，各户人家有多少地，登记造册”。土地面积由农民自报，调查委员会不进行丈量。清查田亩之后，还不能直接分田，要先召开群众大会，“焚烧土地契约和账簿，每丘田都要插上一面小三角红旗，写明户主、佃户、地名、田数，逐丘造册登记”。调查和动员工作完成之后，才能开始分配田地。
清查田亩的同时，还要划分农村阶级。对于当时的阶级划分，毛泽东提出一个简单标准：“如够吃够穿的是中农，不够吃不够穿的是贫农。”除贫中农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农村划分出的其他阶级有地主（收租收债自己不种田者）、富农（土地种不完，出租一部分者，对他们只没收出租部分）、商人（做买卖不耕田者）。
（2）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
中共湘赣边界“二大”之前，井冈山根据地是以村为单位进行土地分配。但土地革命的实践证明，这种分配方式容易被地主、富农利用，他们既“利用姓氏宗族的封建观念蒙蔽农民，造成假分田”，还“因为村庄有大有小，大的村庄往往地主多，土地也多，而且好的土地多，这样分配土地时，好的土地结果还是落在地主、富农手里，小村庄的农民群众仍旧得贫瘠的土地”，又“利用封建宗族观念，制造矛盾，挑起姓氏冲突（往往一个村庄一姓），挑起村庄与村庄之间的斗争”，破坏不同姓氏村庄和不同宗族农民之间的团结。这样一来，土地还是被地主利用，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满足不了。
毛泽东在充分调查和实践的基础上，确定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分配标准。具体分配方法是，“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调查土地人口的多少，再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应分多少、各家原有的田数，看应进出多少。完后发一榜，照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就归某家正式营生”。对于山多田少的地方，可以数个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如永新小江区，以三四个乡为一单位进行分配。
关于按人口平均分配问题，原本是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后来，中共中央提出人口和劳动力的混合分配标准，遵照中央指示，井冈山根据地确定“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但对富农的分配标准仍参照中共中央的办法。“自耕农中之富农，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利。”
以乡为单位的分配标准保证了每位农民分到应得的土地，使苏维埃政府真正得到民众的拥护；按人口、劳动力的分配方式使富农分配应得的土地，有力团结了农村中间阶级，壮大了苏维埃政府的群众基础。
（3）保护中小工商业。
在分田斗争中，常常遇到地主、富农兼营工商业的情况，当时土地革命是这样界定区分的：地主兼工商业，只没收封建剥削部分，不没收工商业资本部分；如果是个别罪大恶极的分子，需要没收其工商业资本，出布告宣布他们的罪状。
（4）地主也分给一份土地。
将好田坏田搭配一起平均分配是贫雇农都容易接受的政策，但对于土地、财产全被没收的地主，也要适当地“给出路”。“在分配土地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而是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生产工具。也分配给地主应得的一份土地，和差一点的工具。那时对待地主的政策，体现了‘给出路’的政策。”“地主的土地、财产、多余的房屋要没收，那么人怎么办？确定分一份地给他们，还给点小农具。这些都是群众开会讨定的。”
（二）《井冈山土地法》的诞生
1928年12月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全文如下）。该土地法是毛泽东和边界党对1927年12月至1928年12月一整年内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经验的总结，对推动农民土地革命运动具有不磨灭的历史意义。
井冈山土地法（一九二八年十月二日）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
（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
（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
（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四）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1）以乡为单位分配。
（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
（3）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垇区）。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六）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2）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3）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税之征收：
（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种办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2）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3）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
（八）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九）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当然，由于是第一次经验总结，该土地法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缺陷。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和革命形势的转变，这些缺陷也逐渐得到改正，土地法逐步完善：首先改正了三个原则性错误，即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其次变更分田标准，将私人耕种与人口的分田标准，改为以共同耕种与劳力的分田标准。最后将“雇人替红军人员耕田”改为动员农民替红军耕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