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派遣留学生是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这些留学生往往能发挥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骨干作用，甚至对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起到重要的推动或影响作用。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历史，不仅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而且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近代中日关系的曲折变化，因此受到中日两国学者和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甚至一度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回顾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研究史，最早的开拓者、奠基者应属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实藤惠秀教授，他早在1939年就写出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1960年出版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1970年又出了增补本，1982年出了中译本，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和经典之作。1975年，黄福庆先生出版了《清末留日学生》。中国改革开放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研究中国留日学生史的热潮，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到21世纪初研究进一步深化，又涌现许多新的成果。
但是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既有中国人赴日本留学，也有日本人来中国留学。虽然对古代随遣唐使来华的日本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等有一些个案研究，然而对于近代以来为数不少、情况复杂、影响颇大的日本留华学生群体，研究却十分薄弱，几乎长期处于空白状态。1999年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近代日本留华学生》一文，可谓开启了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研究的先河。该文初步梳理了近代日本留华学生的沿革和概貌，但由于论文篇幅有限与未能充分利用日文档案史料，很多问题尚未深入展开。以后日本学者大里浩秋、孙安石等教授也对近代日本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的历史进行了具体探讨（见日本《中国研究月报》2007年9月号）。但相对于对中国留日学生的研究，日本留华学生的研究还是远远落后的。
中日学术界对近代日本留学中国的历史研究薄弱的原因，正如谭皓在本书绪论中分析的，日本学界对日本人海外留学史的研究，基本上聚焦于留学欧美者，而忽视留华学生。而中国学界对留学生史的研究，则大多集中于中国留美、留欧、留日学生，而很少关注外国人包括日本人来华留学的问题。加上此项研究难度很大，需要搜集查阅大量日文档案和各种史料，还有对日本留华学生身份的界定及其复杂表现如何评价等等，因此造成了这个研究领域“鲜有人问津”。
我在多年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和留日学生史的过程中常常想，当年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能用毕生精力开拓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研究领域，写出那样的开山之作，那么今天我们中国学者有没有可能去开拓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写出一部日本留华学生史的有分量的著作来呢？我感到自己的精力和能力已经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了，因此寄希望于年轻一代。正好2010年谭皓来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上我的博士生，我发现他学习勤奋刻苦，肯钻研，悟性强，日语程度很好，能翻译明治时代日文档案文书，还写过关于日本留华学生仓石武四郎的硕士论文，这不正是我要找的做这项课题的合适人才吗！因此入学不久在谈及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就试探性地向他提出当年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写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开拓了中国留日学生研究领域，现在你愿不愿意、有没有勇气去写一部《日本人留学中国史》，进行这项开拓性研究呢？他稍加考虑后，便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有很大难度和挑战性的博士论文选题。
谭皓经过四年辛勤努力，还到日本东京大学进修半年多，搜集了大量中日文史料，特别是日本外务省、文部省、农商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等机构派遣留华学生的日文原始档案资料，还有大批日本留华学生个人的日记、游记、回忆录以及当年的各种中日文报刊、传记资料，为撰写博士论文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素材。我们认为这项日本留华学生史的研究不仅要写出日本派遣留华学生的背景、制度变迁及作用影响，而且要关注日本留华学生们个体的经历体验，并把两者进行互补互证，才能使研究更为全面生动。
在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研究中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对日本留华学生身份的界定和鉴定以及确定课题研究对象与内容的问题。近代日本来华留学者的学习形式和活动方式与中国留日学生有很大不同。由于清末民初中国的多数大学尚未建立起接纳外国留学生的制度，以至日本留华学生的求学方式呈现多样化。如其中有的在北大等学校正式注册在籍学习，也有的未注册而交费旁听，还有聘请私人教师教授或入某位中国老师门下学习者，甚至还有游学中国各地学习者。后来还增加了委托日本人在华开办的东亚同文书院等学校培养的模式。而且近代日本来华留学者动机、目的复杂，身份界限模糊，有的除学习汉语汉文外，还兼有搜集军事情报和进行商业调查等特殊任务，有的甚至就是以留学为掩护的间谍人员。那么如何界定这项研究的对象呢？如果从广义上可以说只要是来中国求学或以学习为主要任务的，都可称为留华学生。但是为了突出重点，谭皓的博士论文对象确定为集中研究官派留学，即由日本中央政府各部门如外务省、文部省、农商务省、大藏省、陆军省、参谋本部、海军省等，有组织有计划地派遣、资助来华，以各种形式进行学习的官派留华学生。而不包括那些出于私人目的来华，或由地方政府、企业、社团派遣的行踪不定难以把握的自费与公费留华学生。而在时间上限定从1871年中日建交到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着重论述日本官派留华制度的背景、开创与变迁，留华学生的选拔和派遣，培养模式的变化，留华学生的活动、去向和所起作用，等等，最后还整理了一份近代日本官派留学生名录。
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研究中另一个难题是人物评价问题。对日本留华学生，我们既不能笼统肯定，也不应一概否定，更不能简单地均以间谍推定。而应该实事求是地从历史事实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客观地给予具体的分析。比如当时日本外务省派遣的留华学生中，培养了不少外交人才，充当了外务省和驻华使领馆的各级外交官和翻译官，在对华外交或对华侵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军方派遣的留华学生，则大多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或殖民统治活动。如搜集中国军事与国情情报，进行间谍活动，充当侵华军队军官、翻译官或台湾等殖民地长官。但是文部省派遣的留华学生中的确有一部分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认真钻研中国学问，成为汉学家或汉语教师，推动了日本汉学的发展和中日文化的交流。至于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委托培养的留华学生中，既有侵华反华分子，也有日中友好和反战运动的积极分子。因此必须根据历史事实，对具体人物作具体分析和评价。
总之，这个领域的研究是极具艰巨性、复杂性和挑战性的。谭皓的这个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开拓创新意义，但尚有继续深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如档案和史料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丰富，论述和分析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推敲，历史事实和细节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核对，而最后名录可能还不是完全穷尽的，尚可进一步补充完善。谭皓的博士论文经过两年多修改打磨后，有幸纳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值此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之际，我希望他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并与更多中日两国学者交流合作，把日本人留学中国史这个领域的研究再深入开展下去，做出更多丰硕成果。
2017年6月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公寓史海遨游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