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多年以来，我对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抱有浓厚的兴趣。着手研究之初尤为感兴趣的，是调查发起辛亥革命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光复会革命志士的经历。从事这一研究的契机是阅读鲁迅的作品，了解他留学期间的体验，了解他周边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我花了数年时间尽力收集中国和日本的资料，调查这些人的经历，撰写了论文。
此后，我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中日关系史上，开始调查华侨史和大陆浪人等问题；同时，仍以鲁迅为切入点，开展以“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为主题的研究。我入职神奈川大学不久，得到了成为同僚的孙安石教授的协助，创办了相同主题的研究会。我们号召校内外研究者，并邀请研究生和在日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参加。研究会每年提供数次研究发表的平台，召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研究人员举办研讨会，并出版了三册共同研究成果报告，即《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的新阶段》、《从留学生派遣看近代中日关系史》和《近代中国人日本留学生的诸相——以“管理”与“交流”为中心》。我们的研究仍在继续中。
在上述研究期间，受到参加研究会诸位同人的多方启发，我的兴趣点渐渐从清末（明治时期）扩展到辛亥革命及其后日本的大正、昭和时期，甚至还收集了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的资料，记录了当事人的谈话，并汇总起来。众所周知，日本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范本，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实藤惠秀。他于1939年出版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战后又经修改，出版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面对这些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我们开展共同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其未曾提及之处，或补其论述不充分之处。尽管现在尚有诸多不足，但如今日本关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研究已经从清末的留学起始期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的留学重启期，达到了贯通始终的研究地步。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感受，也是研究会同人的共同想法。
然而，关于与之相对的“日本人留学中国史”问题，是包括我们研究会在内的整个日本学界平素没有充分研究的题目。关于近代以来到中国留学的日本人，日本学界以前虽不乏以个别人物的留学体验为主题的研究，但至今尚未出现像“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领域实藤先生及我们所努力的将个体之留学整合在一起的通史性研究著作。有鉴于此，先有中山大学桑兵教授的研究《近代日本留华学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后有以本书为集大成之谭皓君的一系列论文。
初识谭君，是在2011年神奈川大学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辛亥革命与亚洲”学术研讨会上。参加研讨会的王晓秋教授向我介绍了谭君，当时谭君正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我记得他曾说我和孙安石教授以前发表的日本人留学中国的论文和桑兵的论文，对他很有启发。此后，我拜读过他的几篇论文，也在北京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举办的研究会上听过他的研究报告。我感觉他想要阐释的研究范围，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在日本研究的框架，而且他的研究工作正在顺利地开展中。
不仅如此，此次阅读书稿，我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即谭君关于“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的问题意识。他一方面指出日本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不充分，另一方面强调这一研究更应由中国研究人员来完成。关于研究的意义，他在绪论的第一节中总结了四点，耐人寻味。另外，正文从第一章至第五章，涉及明治时代之前到七七事变前日本各官厅、军队派往中国的留学生，以及派遣的动机和派遣后的情况。书中发掘了大量日本资料，并对其加以缜密的分析，这一点以往日本的研究未曾做到。运用不易理解的日语资料并对其加以解读，这一点也值得佩服。
本书的研究对象“官派来华学生”，可以说相当于中国留日学生中的“官费生”。中国向日本派遣的留学生，各省多于中央政府。与此不同的是，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学生，则以中央的官厅和军方为主。而且，若考虑到官厅和军方因各自情况并非一齐向中国派遣留学生，那么谭君从主干上把握日本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状况的论述方式便是妥当的，有的放矢地提出了问题。最终，作者在运用复杂难懂的日语资料阐明了日本人留华的史实之后得出了结论，我认为结论公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后，我想谈一谈向读者推荐此书的理由。其一，内容可信。本书基于翔实的资料分析，自始至终以冷静的态度从各种角度阐明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的史实及其相互关系，其内容可信。其二，范围较广。本书运用大量日语资料进行论述，其内容之厚重给包括我在内的研究未及这一程度的日本研究者以巨大的刺激。此外，本书的内容并不局限于留学领域，也从多个角度为近代中日关系研究提供了思考空间。其三，研究方法上，谭君的留学史研究方法不仅对中日两国之间的互派留学史，也对两国以其他国家为对象的留学史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以本书出版为契机，愿谭君研究更加精进，愿中日双方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研究交流。
2017年6月于日本神奈川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