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共同体中实现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

周小华

新媒体的发展和学术研究方式、模式的变化，给学术期刊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借用20世纪英国哲学家布朗依提出的“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将全社会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者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以区别于一般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对于学术共同体来说，学术期刊的基本功能主要有二：一是发表和记录研究发现；二是参阅和引用已有成果。前者针对的是作者，而后者针对的是读者。成果的水平决定着期刊的水平。”“既往的学术期刊发展史和现存的学术生态弊端足以说明，只有根植于学术共同体的期刊才能实现引领学术的使命。办刊人不能疏离于学术共同体，更不能凌驾于学术共同体之上。”在互联网时代，与学术期刊处于同一环境体系的学术共同体，其学术创新模式、学术研究范式、知识形态、知识获取、知识交流及处理机制的改变，都直接影响着学术期刊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特别是学术研究的方法，正从过去的单一领域向全领域的方向发展，各学科间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学科间的深入交叉融合，使研究得以不断深入。这就需要搭建学术共同体间相互连接的平台。同时，新媒体改变了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传播间的关系、结构和方式，也在改变着研究者对成果传播的需求。而“平台”和“跨界”正是学术期刊在学术共同体中实现新媒体转型的有效思路。在媒介融合的条件下，运用新媒体技术，发挥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的内容资源优势，在学术研究体系内，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融合，将学术研究成果与成果的终端需求用户直接联系，在思维观念、运作模式、产品呈现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形成以新媒体技术为平台、内容相互转化、终端共享、传播体系健全、受众广泛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共生平台，打造学术期刊和学术研究共同体多方共赢的生态圈，是学术期刊在新媒体转型进程中重点关注的问题。这种平台模式，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找不到成功的模板，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加以探索。

在传统媒体中，“成功的学术期刊始终是与学术研究密不可分的，而且，一定是某一学术共同体的中心，有着自己独有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学者对学术期刊有着真诚的信任感和归依感”。新媒体中的学术期刊也不例外。在新媒体的推动下，“世界各国传统媒体纷纷进军新媒体领域，在媒体融合战略中不断推进媒体的组织架构调整、体制机制改革和传播体系创新”。这种局势在给我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让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对媒体的融合发展提出了五项要求，即立足于整合资源、研究设计传播渠道、注重个性化服务、强化互动功能、要有商业模式。从理念上、机制上、技术上、流程上、体制上融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的共享融通，加速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优势互补、一体发展，给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方向。

一 学术期刊的转型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学术研究是学术期刊的源头活水，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渠道之一。无论在传统媒体或新媒体中，“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是十分清晰的，学术期刊因学术研究而生，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服务”。学术研究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学术期刊的发展，学术期刊影响力的大小也反映了国家学术研究的发展水平，在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进程中，学术期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学术研究的生态圈中，学术期刊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和学术出版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传播媒体，“刊号”和“书号”则成为学术研究成果是否属于“正式出版”的身份证。但是，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绝对不是学术研究的终点，学术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只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途径之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基于学术传播的工具、手段及渠道的更新，学术期刊与学术出版对学术成果的交流、展示和传播的作用逐渐减弱，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从前只有学术期刊和学术出版编辑者才能拥有的工具、技能与手段。在这里，我们借用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杰·罗森对新闻传播所提出的“不在场”理论，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学术传播，完全可以让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刊物“不在场”。由此，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学术成果的传播方式正在发生重构，只要国家放开“刊号”和“书号”的限制，或者放开“刊号”和“书号”对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社会认可价值，改变现有的学术研究评价体系，突破现有的学术研究管理模式，国家根据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和要求，重新建立和健全一套适合新媒体传播的学术成果传播体系，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那么，谁是学术成果的出版者以及学术成果发表在什么期刊上，就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所传播的学术观点或学术成果的意义。只要人们就学术传播的基本功能和目标达成共识，那么传播学术成果的手段、渠道、媒介都只是技术问题而已。由此，传统体制下自娱自乐的学术期刊，将不能完全担当起互联网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传播的重任，长期以来学术期刊或学术出版对学术成果传播的垄断发布权面临瓦解。

当然，我们所说的学术期刊对学术成果传播的垄断发布权的瓦解，是指传统体制下作坊式运作的学术期刊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即使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新媒体平台上，社交网站也不能替代学术期刊的发布平台。学术成果的正式发表，不同于新闻传播，不是任何个人和机构都可以做的，它必须有专业门槛和标准，其中编辑和同行专家评审的角色不能缺位。编辑通过他们深厚的学术背景、长期养成的学术判断力、严谨的科研态度及开阔的视野，用严格的同行评审制度及录用标准，去判断学术成果的质量，对作者所撰写的研究成果，负有把关的责任；具备专业特长的同行专家的评审可以保证所发表成果的学术性和公正性。学术出版是需要门槛的，门槛实质上也就是准入机制。在发达国家，学术成果的发表也几乎是由专业学术期刊所“垄断”，那些不适合做学术成果发表的期刊社，会逐步被淘汰。如果学术成果的发表门槛缺失或过低，就会造成“学术垃圾”、“学术不端”和“假学术”的泛滥。

针对传统学术期刊目前所存在问题，仲伟民认为，学术期刊所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正因为几乎所有的综合性学报都存在‘全、散、小、弱’问题，所以才有同质化的问题。由此，只有根除‘全、散、小、弱’之痼疾，中国学报才有希望”。朱剑进一步提出，学术期刊从表面上看，存在着数量过多、规模过小、资源分散、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实际上，上述问题只是学术期刊问题的表象，透过表象，其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科学体系的缺失、门户壁垒的阻隔以及专家学者的疏离。这也是制约学术期刊新媒体转型的根源所在，对学术期刊在新媒体转型进程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加以解决。

（一）在平台模式上，数字化学术期刊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转型

我国学术期刊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机构、出版社和行业协会，如大学多为综合类学术期刊；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多为专业期刊；出版社多为系列期刊。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则主要分布在各著名的大型出版集团及相关研究机构，如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公司、牛津大学出版社（OUP）、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社、泰勒-弗朗西斯（Z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自然出版集团（NPG）、威立-布莱克唯尔（Wiley Blackwell）出版集团、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IOPP）等。国内外在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方面，已经开始了探索，其发展的路径基本是：由传统的“期刊”到“网站”，再到“数据库”，上升为综合网站。这是一个学术期刊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逐级向上发展过程，后者在包括前者的同时，又是前者的升级版和高级版，同时，后者又在不断地颠覆或替代前者。即使这样，在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公共平台的建设方面，还没有成功的模式。国际上，最接近这个模式的如Sharon Rogers和Charlene Hurt在1990年提出建立一个跨学科的学术交流网络出版系统，用于网络电子期刊的出版，但这个系统也只是一个学术期刊的工作系统，没有扩大到研究领域。美国物理学会在《2020年电子出版展望》报告中，提出由物理学科的期刊社将其出版物以超媒体文稿的形式提交到国家物理数据库中，这种模式只是对专业学术期刊进行了横向整合。与这种整合模式类似的有施普林格（Springer），它把在线期刊、电子书和参考书全部放在一个平台上实现互联和增值，同时通过“在线优先出版”，实现了将研究成果快速推向市场的出版理念。1999年，John W. T. Smith提出了论文作者将自己所撰写的文章提交至一个服务器，由一个独立的文章质量评估组织来实施和完成论文的发表。2010年，爱思唯尔（ElseVier）也提出了“按文章出版”，即在一篇文章的最终版编排完成之后就直接将之放至网络平台上正式出版，“在线优先出版”能使文章得到更早的引用。这种期刊的分解出版模式也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学术期刊整合编辑出版流程的大平台。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PLoS）则提出了开放存取的出版模式，即开放共享、开放访问、开放阅览，这也是学术期刊的单向信息，没有形成与学术研究的互动。

在我国，目前学术期刊的网络出版主要有五种模式：一是加入大型的数据库，这个模式只是简单地将纸质内容数字化；二是编辑部自建网站，这个模式沿袭着作坊式编辑部的体制，所起的作用大多只能算是一个编辑部的审稿、编辑、出版和发行流程工作平台而已；三是创建同行专业学术期刊权威数据库，这种窄众化的横向联合，相对于综合性大型权威数据库来说，大部分内容属于重复建设；四是“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做法，它虽然突破了传统学术期刊一校一刊、各自为政的局面，但也还是纸质版学术期刊的集合体，同时学术共同体的内容在这里也没有得以呈现；五是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牵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网络群”，这个网络群同样没有脱离纸质内容简单转化为网络内容的窠臼，同样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出版。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我国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还处于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刊物采编印发的全流程信息化、将纸质媒体的内容简单数字化的阶段，学术期刊的纸质版和电子版的内容大多一致，它属于主流学术出版平台，包括按照学术出版的固定格式要求，规范摘要、关键词、图表、参考文献，经过编委会、同行评议，以保证学术成果出版的专业性和严谨性，除此之外，还包括国家政策规定的，在有正式刊号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与研究人员的各项评价指标相挂钩。这种只是将纸质换成了智能电脑和显示屏的学术期刊数字化，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学术期刊。

（二）学术期刊平台与学术研究还处于疏离状态，没有形成协同共生的系统

学术研究网站之于学术期刊，是个天然的大数据库，每一个研究机构的网站都是一个数据中心，但长期以来，都零散地分布在各个教学机构和科研机构中。而传统的学术期刊，包括目前以数字化形式出现的学术期刊，它们只是独立的期刊网站或期刊群，最多也就是个期刊数据库。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之间的联系大多都是以学术期刊为主体的数据库网站，之中链接有极少数的学术机构的网站；或者是在学术机构的网站中链接着与其专业相关联的部分期刊网站。由于所投入数字化平台建设的财力分散，目前，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始终处于疏离的状态，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学术研究与产出的主体展现平台，不能反映学术研究的全貌，也不能提供更完整更方便的信息连接服务，更不能实现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有效的信息提供、畅通的传播渠道以及有效的媒体经营和学术成果转化经营。

同时，各个网站之间、各大型数据库之间，缺乏整体性的统一标准，缺乏统一的布局和长远目标，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建设资金，也不便于具体、深层次、整合性地利用数据，给实现内容的共享交互操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无法充分挖掘出学术传播的内容价值。

（三）缺乏科学的顶层设计，重复建设、学术信息不平等循环现象严重

在我国，如果说新华网、人民网等大型新媒体平台，是由国家财政扶持起来的主流媒体，那么，在学术研究平台上，国家还没有扶持和建立统一的新媒体平台。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国内多家期刊社、出版社、数字出版基地等，都分别建设起学术期刊的数字平台或公共服务平台，所耗费的财力和人力也不少，但由于资金、技术和人员有限，国内期刊社大多都将“千刊一面”的纸质期刊变成了“千网一面”的网刊，而一些学术期刊的数据库或公共服务平台则是功能相似、重复，标准不一，如中国知网、维普、万方数据等，即使这样，目前他们也是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收益的主要来源，全国各教育、科研单位的图书馆，基本都订购了一个以上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对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来说，全国各大图书馆购买最多的是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三大数据库，在外文数据库中，购买最多的是Springer、EBSCO、Elsevier等数据库平台商旗下的期刊数据库。国内学术期刊社也大都加入了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数据库，并且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国内学术期刊大都依赖于大型数据库。部分国外数据库，也同我国的部分期刊社建立了合作关系。数据库平台商与学术期刊社的合作，在客观上提高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程度，但他们的根本目的还在于自身的商业利益。由于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等数据库平台商分别与部分期刊社签订了“独家协议”，由此，他们各自所收入的学术期刊，虽然绝大多数是重复的，但各自也都有部分的缺失。各大型图书馆为了保障文献的完整率，不得不将三个数据库全部购买，无形中降低了数据库资源的利用率，增加了数据的使用成本。这样，在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进程中，形成了一个生产与收益的信息不平等循环现象：由国家支付科研人员的工资、资助产出学术研究成果，同时还资助学术出版，期刊社（或出版社）用国家的经费编辑、出版、支付稿酬，最后国家（图书馆等）再出钱从中外数据商手中购买本属于国家的东西，利益链的终端落在了数据平台商一方，业内将这种学术信息恶性循环的现象，借用经济学的名词称为“斯蒂格利茨怪圈”。

（四）缺乏统一完善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对学术成果的评价与对学术期刊的评价，本属于相互联系的不同范畴，学术研究与办学术期刊，有各自不同的规律。但到目前为止，在我国的学术研究评价体系中是以刊定文，期刊的“等级”决定了论文的“等级”，论文发表的数量和所发表学术期刊级别，已经成为衡量学者学术水平的标准，国内的7大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遴选体系和国际公认的六大检索系统所属的评选机构，将学术期刊评价、学术研究评价以及学术国际化相连接。这个标准同时又作为大学和专业排行的依据，也成为多数学者获得职称评定、项目评审、职务晋升、争取更多的学术资源、赢得学术荣誉的重要途径。尽管各“核心期刊”的统计源和统计参数不同，但是不能阻挡“核心期刊”成为各高校及研究机构争相追逐的目标。这种将理科、工科、医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一刀切、量化、外在的学术评价体制，不符合学术研究中各学科的内在逻辑。也正是这种将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紧密联系起来的评价方式，使得大多数规模小、无法投入足够的资金进行数字化建设的学术期刊也能够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自娱自乐。由此，必须在学术期刊新媒体的公共平台上，建立统一的大数据链接，形成科学统一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

总之，新媒体学术期刊不应该是单纯地为学术成果的传播提供一个简单的数字“版面”，而应当成为学术研究的参与者、学术前沿信息的及时发布者、服务者和提供者，这样，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在新媒体平台上才能走向融合。

二 学术期刊新媒体公共平台建设的模式探讨

数字出版公共平台的建构是对技术、内容、体制问题的综合解决，在内容寻找平台和渠道的同时，平台也在探讨如何增加新的表现形式与传播手段。目前，各个学科间互相渗透，在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公共平台上进行解构、构造和构架，虽然它不能代替学科本身的专门研究，但是，作为各学科平台的构架，它能够站在传播的高度，提供研究的框架、规则和逻辑，将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学科、单位、圈子等等之间打通，让彼此之间有沟通和对话的渠道，让学术成果得以更有效地传播。正如喻国明认为的：“传媒的概念就是，以传播为介质的这样的一种配置社会资源、商业资源及一切社会生活的整合架构，这就是传媒。”

（一）公共平台的基本定位和建设目标

学术期刊新媒体公共平台的基本定位是，整合国内外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资源，创造方便快捷的连接服务，强化用户参与和分享，打造以学术期刊为纽带的产学研合作、人才对接、协同创新的互动平台。在该平台上，参与单位既要维护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又要走出去与各种资源进行对接整合，去搜索与自己相匹配的相关资源，发挥自己所长，在融合中发展。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融合，将学术研究成果与成果的终端需求相连接，实现学术研究“全过程、全媒体、全媒介”的传播。这种连接将创造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公共平台的新格局，产生出超越现有学术期刊平台的传播价值和商业价值，造就学术期刊在为学术研究服务中的巨大可能性。这个融入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期刊公共平台，不仅能深刻揭示学术研究对人类科学和社会进步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还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引导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是一个反映学术研究的科学思想及人文内涵相结合的平台，也是一个集学术性、思想性和新闻性于一体的平台。

（二）公共平台的构成要素

这个平台将不同系统、不同专业和学科集群和集约化，同时与国外学术共同体（如学术机构和学术期刊数据库等）相链接，使资源优势最大化，产生叠加效应。平台的建构要素，一是在技术层面的基础网络平台、编辑出版发行的二级工作平台、终端平台、全媒介平台，以及版权代理、广告运营、电子支付、技术支持等相关辅助平台。二是汇集全球学术期刊和学术研究成果内容资源，建立庞大的内容数据库，如中外期刊数据库、研究人员数据库、研究机构数据库、研究项目数据库、各类相关数字发布等等。三是聚集与学术研究相关的机构层面的二级平台，包括国家和政府的相关体系、教育体系、研究机构体系、相关学会等民间团体、社会化产学研协同合作体系的相关机构，等等。四是在成果呈现上实现方便检索、在一定权限下实现开放获取、定制服务、按需印刷、线上线下互动、一次编辑多渠道出版的全媒体、全媒介呈现等功能。五是保护知识产权，实现信息收费。六是构造平台的价值链和商业模式。七是建设一个多语种、国际化的开放共享平台。

（三）公共平台的特点和优势分析

学术期刊新媒体公共平台的特点，概括说来就是连接、整合、开放、共享。互联网的价值体现在连接当中，连接就是互联网本身的逻辑，在关联当中形成服务、形成价值。在学术期刊新媒体公共平台上，通过对编辑机构的整合、研究机构的整合、阅读形式的整合及效益链条的整合，统和学术研究资源，并渗透到其他终端平台，达到学术成果传播与学术研究过程的资源共享、现代技术手段与编辑手段的共享，实现该平台的连接价值。

公共平台的整体优势，一是有利于实现学术研究与学术传播的跨界、跨学科融合发展。在该公共平台的大数据基础上，打通与学术研究相关的领域、学科、机构、媒体、产业等之间的界线，通过聚合，使传播内容更为丰富、细化和深化，同时，为产学研的线上资源和线下资源提供“OTO”的结合和互动，不仅建立了研究与传播的共同体，同时也建立了产学研与传播相结合的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以实现跨界、跨学科融合发展。

二是有利于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的相互借力发展。在这个系统中，学术期刊在论文质量、学术视野、理论深度、作者层次、审稿流程、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在学术出版的“流程再造”方面，甚至包括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机制的改革等诸方面，将有极大的提升空间。学术期刊不再是简单地呈现给读者一本杂志、一篇文章或一次阅读，而是将专业的、精细的、不同形式的服务延伸到从学术研究到成果运用的各方面和各层面。同时，这个平台上的期刊编辑部，再也不是单打独斗的小团队，它将实现专家群共享、作者群共享、翻译群共享、读者群共享等等，作者与编辑部实现了投稿与发稿的双向选择。平台所设置的专题研讨、话题领袖等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和研究者进行充分的互动。尽管如此，学术期刊在这个平台上，也仅仅是该系统的一个标配，虽然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已经不是目前的学术成果传播的终点和主体。

三是有利于提升我国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一直以来，学术期刊都在努力通过国际合作，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而国际学术机构和知名出版商同样也在积极寻求与中国学术期刊及学术研究机构的合作机会。在这个融合平台上，我国的学术期刊，将有更多的渠道和机会开展国际合作，学者和学术期刊的从业人员，能与国际学者、学术期刊编辑和出版商建立更有效的沟通、联系与对话。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平台上，能让大家开阔视野，立足全球学术研究的制高点，利用世界先进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在吸收的同时进行有效地传播，提升中国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

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在新媒体平台上的融合，使产学研及其传播的主体在这里交汇和互动，传统的学术研究与成果发表的边界被改变，形成“内容—平台—用户”的最短渠道。

三 着力推进学术期刊在学术共同体中的新媒体转型

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中国进入了一个信息传播技术持续演进、国家信息传播战略不断升级的发展时期。媒介产品形态的更替、学术成果传播模式的变化以及受众的变化，使得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对媒介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加强，在学术共同体中实现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流程再造、体制机制改革、价值重塑、品牌创新、边界拓展、战略设计等方方面面，必须加快思想观念的转变，在政府的助力下生成和发展。

（一）加快从“传统媒体思维”向“互联网思维”的转变

其一，链接、服务和流量思维。过去我们通常把学术传播理解为学术成果的内容传播，但是在互联网中，由于传播的双向性，过去单向度被动的“受众”概念受到挑战。这样，大众对信息的需求就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双向度和智能化。如果说在以“内容为王”的传统媒体时代以及互联网初级时期，学术期刊最大的优势就是内容，但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的海量信息，已经远远超出了受众的注意力所能关注的能力，“内容”在互联网中的价值比例已经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如何通过信息服务，实现有效信息的链接。转型后的学术期刊公共平台，应该是以内容为中心，同时“加入越来越多非内容的服务、非内容的价值创造的传播与服务，而且它的非内容的价值创造远比内容带来的市场价值大得多”。

其二，平台和跨界思维。我国目前的学术期刊平台，还停留在数字化阶段，而“数字化”并不是数据化。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不是简单地将纸质版的内容，通过电子版在互联网上的简单呈现，这种呈现虽然也能通过搜索引擎找到信息，但这种由搜索引擎所带来的信息，带有明显的纯技术和平面化的局限。转型后的学术期刊公共平台，要打破现有学术期刊编辑部单位的“小而全”机制，同时打破学术期刊平台与学术研究平台相疏离的状态，树立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一体化发展思维，在内容、渠道、终端、技术、手段、资金及人才队伍上，实现共享融通，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体制。在这个体系中，不同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能建立起用户和信息之间的有效联系，并通过对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找出不同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实现跨媒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地域的跨界多元化以及全过程、全媒体、全媒介、立体、互动传播，进而实现学术研究的最大价值。

其三，社会化、公众体系思维。在传播体系的构建上，用“互联网思维”改革传统媒体的组织结构、传播体系和管理体系，打破传统媒体的“分立化”行政体系，以公众需求为出发点，在资源的整合及边界的延伸上，从单一媒介到媒介与学术共同体的融合。在这方面，首先应做好整合工作，在发挥骨干科研机构和期刊作用的同时，应尽可能加大规模。其次，在平台建设的原则上，要遵循学术成果的传播规律和新媒体发展规律，按照新媒体的规律来融合平台，要先研究新媒体的优势，再将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的资源优势相匹配。由于公共平台建设所涉及的面多且广，更要注重每个步骤、每个环节、每个节点以及每个页面设计的极致，达到阅读的权威、方便及简约。这就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整体性与单一性的统一、顶层设计与分层设计的衔接、统一性与差异性的结合、长期性与阶段性的有序推进以及关联性、协调性和法律的刚性协调。将不同学科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不同期刊社之间、不同管理层级之间打通，塑造“一体化”的传播体系。

（二）政府的推动是实现学术期刊新媒体转型的关键

政府对学术研究及学术期刊发展的指导及投入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程度，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政府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高低，“从管理的角度来说，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方针、政策、法规等，引导学术期刊整体健康地发展。从服务的角度来说，政府有义务为学术期刊提供普遍的、公平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管理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职责，同时还是一种义务”。当前，国家鼓励媒体融合，在学术期刊层面，政府肩负着引领、规划和助推学术期刊数字化、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使命。在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进程中，由于牵涉的参与行业、单位和个人不仅数多而且面广，启动建设阶段的资金需求大，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政府对学术期刊新媒体转型的介入和推动，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做好顶层设计。在国家层面的目标确定方面，中央在《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融合的基本路径是“以中央主要媒体为龙头，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融合的主要方法是“重组媒体内部组织结构，构建现代化的立体传播体系，建立科学有效的媒体管理体制”。明确了媒体融合的方向和路径。同时，在国家的政策支持方面，2014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颁布的《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政府重点支持如下方面的工作：开展数字化转型升级标准化工作、提升数字化转型升级技术装备水平、加强数字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探索数字化转型升级新模式。该“指导意见”在财政扶持方面提出：“加大财政对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将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作为重大项目纳入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分步实施、逐年推进。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推动重点企业的转型升级工作，引导企业实施转型升级项目。”

第二，在公共平台建设的初始阶段，需要政府的扶持性投入。一是政府数据的开放。政府的相关政策信息、学术信息和有关数据在学术期刊公共平台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二是政府采购。政府采购学术期刊公共平台的数字资源，能有效解决目前学术期刊数据库功能重复、建设重复、购买重复、资金投入重复、建设力量分散等问题，优化资源配置，走出“斯蒂格利茨怪圈”。三是政府的财政扶持。学术期刊公共平台在建设的起始阶段，必须得到政府财政的扶持性支持，用以进行内容资源建设、软件配备和硬件购置，为建设数字内容资源投送与运营服务平台奠定基础，待这个平台形成了成熟的运营模式，再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壮大。

（三）在学术期刊的新媒体转型中必须进行“流程再造”

媒体融合中的“流程再造”是指通过对新媒体传播流程的再设计，以期取得在成本、质量、服务、速度等关键绩效上的重大突破。建立学术期刊新媒体公共平台，将为学术研究、学术成果传播以及学术成果的转换应用，提供专业的、全方位的、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全过程信息平台。陆小华认为，互联网的两个核心要素，就是便利性匹配和超细分匹配，只有在同一个协同创新系统中，才能在流程再造中实现学术研究与成果运用的高匹配度。

其一，通过搭建精细化的管理平台，重构组织机制。“学术共同体”的概念不同于“产业价值链”，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期刊在新媒体平台上的融合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平台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良好的组织机制和管理结构。在网站构建中，要设计精细的、统一的多媒体编辑出版工作平台，对加入平台的单位、作者、出版者、内容资源、渠道资源、版权资源、品牌资源等等方面，通过先进的电子技术，设计有效可行的程序，实现精细化管理。建立标准统一的学术期刊编辑库、审稿专家库、作者库、技术研发库等，在新媒体流程中共享资源，实现学术研究的传播信息一次编辑、一次同行专家评审，多种生成、多元传播。在平台上要加强国际合作，在合作中借鉴国外经验，充分利用国外成熟的技术、平台、渠道、手段等借力推进，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其二，建立扁平化管理结构，激发新的发展活力。目前，传统学术期刊大都还属于分立单干的小、散、弱的现状，与之相联系的体制机制问题，不能适应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在新媒体平台上融合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重构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学术共同体传播生产流程，各研究机构和期刊单位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融合发展模式，将个体的发展，融合到平台的发展中去。同时，通过整合，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期刊同质化现象。在此基础上，通过流程的再造，重构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

（四）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严格保护知识产权

作为一个统一开放的新媒体服务平台，在资源共享的过程中，必然同时会有大量的版权资源在不同角色中流转，在学术期刊新媒体公共平台上，很容易产生不同类型的版权保护问题，运用法律途径对版权进行保护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虽然我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在《刑法》中设了专节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罪”，《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一章专门设一节规定“知识产权”，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工信部也有保护个人信息的新规，等等，但由于新媒体出版尚属新兴领域，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新媒体来说，有些已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作为法律法规体系，还有待健全和完善，比如，如何在确保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加入国际开放获取的行列等等问题，还缺乏新的比较完善的法规条文。由此，必须强化法律意识，明确合作主体，制定相应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新的著作权管理保障体系，做好网络授权，规避版权纠纷，促进版权产品的使用，强化网络监管，提升消费者合法使用版权产品的意识，科学严密地保护知识产权，使著作权人的利益最大化。

（五）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在平台的商业模式方面，一是发挥财政资金的扶持作用，比如，申请国家关于科研和出版方面的基金、关于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资金等等。二是争取该平台上参与单位的资金、民间资本、社会资本等的支持。三是各类数据库的收入，在这方面，现有的网络平台“必须重建与入编期刊的关系，使双方的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双赢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满足学术研究需要、适合网络平台传播的个性化产品”。四是探索平台资源与成果转换对接、平台资源与资本对接的新机制。在研究成果与成果转换以及与金融的对接过程中，探索平台新的盈利增长模式与途径，比如，政府采购、各研究机构订阅、成果孵化、成果转化、专利、国际版权贸易，等等。通过以上资本的扶持，壮大学术期刊新媒体平台的产业链，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的发展模式，实现学术期刊平台的实体与金融资本、社会资本、高等学校资源、研究机构资源及民间资本的战略合作与对接，形成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

作者简介：周小华，《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编审。

［责任编辑：刘泽生］

（本文原刊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