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通过持续增强基础能力避免陷入增长停滞

追赶型快速增长由中前期转向后期时，经济增长由此前更多依赖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逐渐转向更多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与此相对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经历主要由结构转型推动，逐渐转向主要由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等基础能力推动。如果快速增长末期基础能力不足，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速会急速大幅下降，经济体极易陷入增长停滞，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一）陷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基础能力不足

部分拉美国家经济一度快速增长，如巴西1961～1980年20年间经济年均增速达到7.35%（可比价，下同），墨西哥1961～1981年21年间经济年均增速达到6.83%。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这些经济体此前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戛然而止，如巴西1981～2014年34年间经济年均增速仅为2.57%，墨西哥1982～2014年33年间经济年均增速仅为2.31%。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陷入增长停滞的具体原因、诱发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快速增长末期基础能力严重不足是共同原因。

（1）拉美国家陷入增长停滞的直接和间接原因，都根源于基础能力不足。拉美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前期，主要在库兹涅茨效应推动下，实现结构快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增长。到快速增长后期，库兹涅茨效应减弱，结构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下降。

与此同时，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等基础能力明显不足。第一，制度缺陷和治理能力不足导致不能及时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企业长期在政策保护下发展，缺乏竞争力，效益低下，居民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下降。与拉美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二战”后部分东亚经济体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来摆脱西方列强的经济控制，当进口替代战略所带来的高成本、低质量、弱竞争力等问题出现时，东亚经济体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及时转向出口导向战略，经济得以继续快速增长。第二，人力资本质量不高、技术进步缓慢导致产品和服务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只能通过举借外债进口资本品，对外负债率高企。第三，收入分配制度的缺陷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受限，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第四，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力不足导致民粹主义高涨，城镇化大幅超前工业化，出现严重的城市贫困；导致福利水平明显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在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要达到承诺的福利水平只能依靠举债度日。当国际金融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资本大规模外逃，债务危机爆发，引发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政治波动，经济快速增长突然中断。

由于基础能力严重不足，全要素生产率无法由此前主要由结构转型推动转向主要由基础能力推动，即使外部冲击减弱、消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长期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

（2）从产业角度看，陷入增长停滞的原因，是基础能力严重不足导致比较优势真空。经济快速增长后期拉美国家在劳动成本上已不再具有明显优势，而基础能力不足导致不能及时建立技术上的新优势，出现比较优势真空。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在低端市场上受欠发达国家挤压，在中髙端市场上受发达国家挤压，经济增速徘徊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Eeckhout &Jovanovic, 2007; Garrett, 2004）。

（二）我国存在陷入增长停滞的部分特征

按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目前我国已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我国陷入增长停滞的可能性极低，原因一是我国对外开放早，正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总体上不存在因产业过度保护而导致企业竞争力低下，国内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也不存在企业出口创汇能力弱而需要大量举借外债问题。二是我国已将完善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新时代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基本方略之一。不存在因民粹主义、选举政治而导致城市贫困、国民福利水平大幅超前经济发展水平问题。三是我国长期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已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的优先战略。四是我国储蓄率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有可能维持较高水平。综合来看，我国在结构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仍较强时，就已重视增强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等方面的基础能力，只要坚定地推进改革创新，未来陷入增长停滞的可能性极小。

但是，我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陷入增长停滞的部分特征。一是推动转型发展面临较大困难，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在参与全球分工中一定程度上面临上压下挤，陷入比较优势真空的窘境。二是宏观管理制度体系和审慎监管框架尚存明显缺陷，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不足。三是收入差距较大，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欠佳。在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形势趋于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如果基础能力增长缓慢，不能完全排除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出现较长时期低速增长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局面出现，企业和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就会快速下降，资本外流也会增加，有可能引爆经济社会领域潜在的风险点，使经济陷入长期缓慢增长周期。

（三）推进转型发展的同时持续增强基础能力

（1）并行地推动两个转型。从全球范围看，除自然资源丰富的极少数经济体外，经济高速增长总是结构转型的结果。即使人力资本质量不高，创新能力不强，制度不健全，治理水平不高，也可以通过将劳动、资本从低效部门转向高效部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所谓的东亚经济奇迹，实际上就是在基础能力较弱时依靠结构转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例证。

我国仍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结构转型仍然是实现持续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未来应并行地推动两个转型：一是推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二、三产业，通过持续推动中、西部地区农业向非农业、农村向城镇的转型，继续释放库兹涅茨效应；二是东部发达地区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向产业价值链更高端领域。同时通过推动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结构转型，使欠发达地区继续发挥较低劳动成本优势，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竞争；在发达地区培育新优势，参与发达国家的全球化竞争。

需要注意的是，在推动结构转型过程中，既要避免结构转型停滞不前，新优势不能接续的情形，也要避免如新加坡曾试图一步转向知识经济，急于求成，最终转型无果而终的情况出现。

（2）持续地增强基础能力。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为保持经济高质量较快增长增强基础能力。积累基础能力的初始成本很高，时间很长，互补性很强，早期在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等方面的投入和改革，往往很难见到明显成效，需要长期持续努力才能积累出充分、广泛的能力，才会体现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中。例如，决定人力资本质量的教育需要政府和家庭从小学到中学直至大学的长期投入，医疗健康的投入几乎涉及人的一辈子，这些领域的初期投入巨大，并可能对投入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不产生明显效果，积累多年后才会显效。再如，科技创新不仅投入巨大，见效缓慢，巨额投入很可能在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上少有甚至没有效果。从科技创新规律看，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起关键作用的不是具有多少专利技术或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少数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大科技创新，这些重大科技创新常常与投入多少并无直接关联。尽管增强基础能力困难大、见效慢，一旦在基础能力方面建立优势，就能为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3）审慎地把握两类政策可能出现的冲突。促进结构转型与提升基础能力的政策会有重叠，但并不相同，甚至还有所冲突（罗德里克，2014）。提升基础能力需要在人力资本质量、科技进步、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等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几乎所有领域进行全面投入和改革，而促进结构转型所涉及的范围相对较窄，更具针对性。例如，在基础能力较弱阶段，通过培育新兴产业推动转型时，就需要产业政策等更具针对性的次优政策，而产业政策很可能会妨碍公平竞争，不利于完善制度体系。这就需要政府把握好两类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将促进结构转型的政策对提升基础能力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