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平衡协调好影响中长期增长的若干重大关系

（一）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实质上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的过程。现代市场中有关偏好、生产可能性信息、知识等分散在市场微观主体中，这要求符合市场需求的决策权必须分散，依靠市场分散的决策才能协调好千差万别的供给和需求。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需要政府建立制度规则体系，并依此保证公正分配，提供公共物品，矫正外部性，处理不完全竞争、自然垄断、信息不完全、非价值性物品问题，监管土地、自然资源利用，推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开发，推动科技创新，稳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极端经济波动等（植草益，1992）。

发展实践也清楚地表明，成功实现追赶型发展的经济体并非政府干预最少的经济体。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亚洲经济体相比拉美经济体在贸易、金融、市场等方面，有更多政府干预，而过去几十年亚洲经济体的经济表现明显好于拉美经济体（塔贝里尼，2013）。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传统要素主导转向创新要素主导，产业发展从价值链中低端迈向高端，需要更多地运用增进市场机制的方式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青木昌彦，1998）。

健全创新发展的制度体系。缺乏创新就不可能到达发展前沿。日本追赶前沿国家非常成功，但经济停滞后才考虑改革，错过了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创新成功的企业具有学习溢出效应（示范效应），需要政府扮演知识经济、新兴产业的共同投资者角色，将企业创新的部分正外部效应内部化。新创新必然淘汰旧创新，增加企业和工人转换率，这需要政府通过培训、社保等政策帮助工人适应这种转换。创新的高风险与银行稳健经营的风格不一致，需要完善的股权融资体系提供融资支持。增加地方政府发展成果考评指标体系中改革创新方面的指标，让改革创新绩效好的地方政府领导有更多机会晋升，使这些领导能够在更高层次的领导岗位上继续推动改革创新。

运用产业政策推动结构转型。产业政策实际上是由政府在市场中“挑选赢家”，或是判断未来市场可能需要的技术，这使它长期饱受争议。但如果挑选的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企业，干预方式是促进该领域的竞争，这类产业政策通常会促进该领域和经济的更快增长。提高产业政策的质量，特别是注重产业政策与竞争性政策的结合，可收到促进转型与增强基础能力的双重效果。

（二）永恒的供给管理与极端状态下的需求管理

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产生于供给不足的环境中，前者强调供给会自已创造需求，后者崇尚市场自发调节供需，两者都重视供需在市场机制下的自动平衡，反对政府干预。凯恩斯学派诞生在需求不足的环境中，主张政府扩大需求来实现供需均衡。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由社会化大生产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生产的无限扩大（追逐剩余价值）和需求相对狭小（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所导致，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改变对抗性生产关系及其决定的分配关系。凯恩斯、马克思都批判“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前者主张政府管理总需求，后者主张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关系，由政府直接安排供给和需求。经济学理论发展至今，对供需关系的认识以及在解决供需失衡的政策主张上，并无公论。

一段时期内，由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决定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相对稳定，国民收入水平、国民福利水平和国家经济实力主要取决于潜在增长率，这决定了供给管理或提高潜在增长率成为宏观管理的永恒主题。

但是，在内外部冲击下，产出会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出现供需失衡。供需失衡会影响普通居民的生活：恶性通胀扩大收入差距，将财富从穷人转向富人，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经济严重衰退时，失业者的生活可能会陷入窘境，而且往往是最弱势的群体最先失业，失业人数最多；需求不足所带来的产出减少意味着永久性的福利损失。长期需求不足还会因工人长期失业、丧失技能而损害增长潜力。而政府干预需求、促进供需平衡又极易扭曲市场，干扰公平竞争，损害长期增长。正因为此，多数人主张在产出严重偏离潜在增长率水平时，政府应审慎地干预需求，减少普通人的痛楚。

经济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经济现象，并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供思路。就当前供需失衡特征看，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是主要方面，解决供需失衡需要在适度管理总需求的前提下，重点解决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当缓解或解决了当前供给侧存在的突出问题、经济受到较严重需求冲击时，需求管理又会成为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主要任务。

（三）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与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经济增长的实质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保持中高速增长需要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生产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改变要素禀赋水平，创造新的比较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

追赶型增长中后期应逐步加大原始创新，培育具有领先优势的新产业。发达国家处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前沿，要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需要有前沿技术的突破和新兴产业。追赶型国家难以承受全面原始创新的投入成本和风险，可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引进模仿适宜技术，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新产业，实现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当逼近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时，要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只能更多依靠原始创新和培育具有领先优势的产业。

创造新优势的同时发挥现实优势，推动收入和财富快速增长，为增强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积累资金和人才。创造新优势，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可以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增长。但产业升级是一个随着技术进步、产业比较优势变动而变化的渐进性过程，急于求成地追求产业结构优化，违背发展阶段的拔苗助长，对保持经济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和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均无益处。例如，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通常高于第三产业，盲目降低制造业比重，不切实际地强调提高服务业比重，总体生产率增速会下降，这既不利于保持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也不利于快速推进制造业升级。理论和“二战”后的发展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趋同是极个别的事实，但制造业因具有较强的可贸易性和技术跨国转让相对容易，具有高度的无条件趋同特征（Rodrik, 2013），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追赶的重要领域。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明显优势，发挥并增强这些现实优势，有利于保持经济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也能为产业升级积累资金，培养人才。

（四）境内经济增长与境外财富积累

从生产要素角度看，GDP是一个经济体的常住单位“使用”生产要素创造的成果，GNP则是一个经济体常住单位“拥有”生产要素创造的成果。一个经济体使用它和其他经济体拥有的生产要素创造的成果就是GDP，它和其他经济体使用它拥有的生产要素创造的成果就是GNP。

GDP增长是提高国民收入、增进国民福利、增强经济实力最直接的手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GNP的增长则在更高层次上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的财富水平和经济影响力。例如，日本在海外拥有的资产和财富在全球名列前茅，这些财富反映不到日本的GDP中，而是体现在日本的GNP中，创造的利润只属于日本。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境外财富较多，通常GNP大于GDP，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反。

境外财富增长主要来自对外投资。一个国家对外投资的规模和节奏往往与境内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密切相关。美、日、韩等国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并且总体上经历了从资源控制到制造业转移，再到服务业转移的变化路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工业化城镇化需要大量能源资源，控制境外能源原材料成为对外投资的重点；随着产业升级，劳动成本上升，境内部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下降，为了降低成本，或为了绕开东道国的贸易壁垒，部分制造业向外转移；当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具备较强竞争力时，服务业向外转移增多。

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过程中，如果境内产业升级跟不上产业向外转移的节奏，有可能加重结构性失业问题。这种结构性失业常常由所谓的产业空心化所导致。这种产业空心化是一个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与产业空心化相对应的是资源配置整体效率的提升，这显然是一种对东道国有利的局面。一味地强调产业回流来应对这种产业空心化，既损失效率，也难以真正做到。此时政府要做的是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同时加强失业工人的转岗培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产业转移可能带来的工人失业、转岗提供保障。宏观管理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还要加强对金融活动特别是跨境资本流动的规范与监管，避免境内发展预期恶化导致资本以对外投资的名义大规模外逃，引发经济大幅波动。

（五）公平分配与提高效率

由个人选择和努力程度决定的适度收入差距，能激励社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Lazear and Rosen, 1981），提高高收入者的储蓄率（Kaldor, 1957），让部分人能够积累创业资金或获得更好的教育（Barro, 2000），这都会有利于增长要素的积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实证研究还表明，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较高税收和补贴，会抑制创新精神，鼓励安于现状，减少资本积累（Barro, 1990; Jaimovich and Rebelo, 2012）。迄今的理论和实证都表明，适度的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但是，收入差距过大会不利于低收入者的教育、医疗投资，在知识和技术对增长贡献越来越大的今天，普通教育相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回报越来越低，低收入者的子女更有可能成为他们同代人中的低收入者，使低收入在代际间传递，影响发展机会的均等。收入差距过大，高收入者很可能比低收入者对政策更有影响力，这会使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受限。过大的收入差距既有违社会公正，也不利于经济增长。

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随发展阶段而变化，发展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有利于资本积累；发展水平较高时，收入差距过大降低低收入者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伽罗和莫夫，2004）。要更多依赖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增长，加大对低收入者在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投入上的补贴，就显得十分重要。

应该尽量消除由个人境况而非个人选择所带来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这要求在包括财政资金在内的公共资源的分配上，更多地向贫困人口、弱势人群倾斜。在平衡效率与公平上，需要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和按贡献分配的机制，有效发挥收入分配对个人、企业家的激励作用；要增加知识技术和管理要素的分配比重，提高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要通过再分配调节机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培育经济稳定增长的消费群体；要遏制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减少权力对公平分配的损害；要提高资本市场、商品房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减少来自信息不对称的交易性获取财富的机会。通过兼顾社会正义与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和谐稳定。

除了上述几大关系外，经济增长还涉及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关系，平衡协调好这些关系，才能持续实现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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