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0 引言

语用学对含义研究发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语句非真值意义。通过研究格莱斯、李琦、荷恩、列文森、斯珀伯和威尔逊等人的理论，可以对含义研究做学科理论形态的回顾。这些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和准则，体现了含义理论的发展。由于学科的发展以及相邻学科的影响，新思潮不断涌现，研究的特点和倾向性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80年代一直在变化，含义理论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出现了会话含义理论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等。但是我们发现，会话含义理论无论是哪种形态，都有以下特点：

1．以原则、准则为推导含义的基本手段；

2．都是把有理性、有规律的思维作为人这一理性动物的基本特征；

3．无论是合作原则及其四项准则、三个新格氏原则，还是关联原则，都是假设说话人按一定的因果关系思考，并且按一定的因果关系推导含义；

4．以物理学的方式来理解语言学和语言交际。

这些含义理论在以往的语言解释活动中彰显较强的解释力度，也因而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随着认知科学的迅猛发展，这些理论“不合时宜”的地方也日益凸显，比如，把含义的推理局限于几条固有的原则和准则实际上是对语言交际所需的人类环境和交际主体的意向性的遗弃。语言认知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以人为本”，而以准则和原则为基础的研究范式排除了人类活动的社会性，也因此显得虚化、抽象且不够真实。含义研究不是仅仅借助几条准则和原则就能一劳永逸地得以攻克的课题。人类认知活动的发生并不遵循确定的、先验的程序和原则，相反，它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因此，含义研究的三个经典理论：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列文森的三原则、斯珀伯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还存在着有待改进的空间。这也是我们做此研究的缘由。

本课题是在认知科学新进展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所谓新进展，是指以“4E+S”为主要特征的认知科学，“4E+S”指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植入认知（embedded cognition）、生成认知（enacted cognition）、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和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4E+S”的核心要义是：认知是主体的大脑、身体和身体所处的环境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不同形式的身心（身体和心智）相互作用、不同形式的身心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认知科学的这些新发现、新概括促使我们思考语言研究如何能利用这些新成果更好地为语言研究服务。随着认知科学对语言研究的渗透，近半个世纪在语言研究中出现了三种趋向：弱化语义作用、强调语境平台建构和重视主体意向性的辐射。语言的认知研究也非常关注语言运用者的意识、意向性（intentionality）、他的认知状态以及他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这里之所以选择心智哲学作为语言研究的理论支撑，是因为心智哲学主要探讨的是身心关系，能比较好地观照认知主体的心与脑、身与心、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心智哲学更好地顺应了认知科学发展的新趋势，给语言研究提供一个形而上层面的指导。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含义研究——有了新的认知取向的发展，并因此带来了含义研究的新的出发点和生长点。含义研究的展开依托的是上述新背景，正是这三个趋向引导我们在心智哲学视域下追寻含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从而使得含义理论有长足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