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第一章 帝俄时代的旅俄华侨

自19世纪70年代始，来自中国山东、河北以及东北三省的破产农民和无业居民大量移居俄国的东部地区乃至欧俄核心地带，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俄国境内形成了分布广泛、人数庞大、从业各异的华工群体，成为近现代史上跨国界、跨文化的历史现象，而旅俄华工就其历史起源、人口数量、生存际遇和活动区域都堪称鲜见。

华侨赴俄原因

华侨赴俄具有政治、经济、生活等多方面原因。

1．国内因素

土地减少。19世纪末，山东省是我国北方人口最为密集的省份之一。清末民初时，该省土地总面积为168826平方千米，人口3900万。山东省土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3/5，土壤条件不利于农业耕作，谷地和平原地区人口过剩（每平方英里达1000～1300人）。山区的西部、济南的东部和沿黄河北岸居住人口稠密，即使在丰收之年，收获的粮食也不够食用，大批灾民被迫赴外谋生。近代以来的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山东乡村贫困化至晚清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土地兼并问题亦随着贫困化的发展进入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以山东半岛一带为例，土地总量的50%以上为地主、豪强拥有，以前拥有土地的人，大多数都变成佃户。尤其是列强瓜分狂潮开始以后，山东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仅从1898年到1902年4年间德国就以青岛为中心共强购地14000余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又买地4500亩，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佃户或耕丁，他们要承担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并且常常受到“增租夺佃”的威胁。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贫民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大批涌向蒙古和东北的“封禁”地区私垦，后定居于东北，还有许多人越过黑龙江、乌苏里江到俄国远东地区从事垦殖、采参或渔猎活动，成为华侨。

连年战乱。自1894年开始，十年时间里，在东北和华北的土地上，先后发生了甲午战争、庚子义和团起事和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三次大规模战事，战争使百姓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秀美山河满目疮痍，给北方各省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为躲避战争，许多人背井离乡迁徙到东北各地，沿着中俄边境地区赴俄。

灾荒频发。据有关史料记载，黄河流域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水、旱、雹、风、虫灾从未间断，其中1855年的水灾、虫灾和1905年的水灾波及范围广，山东、直隶、山西灾害最为严重。1875年，山西省几乎无处不旱，全省受灾80余个地区，饥民饿死者十有五六，有些村落甚至无一生者。当时有人记录：“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里有余，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大祲奇灾，古所未见。”同期，河南省“报灾八十七厅州县，待赈饥民不下五六百万”。1914年山东风灾，1915年东北又逢水灾，饥民遍地。1915年4月2日《盛京时报》报道：“山东饥民，流离道途，转为乞丐。”同年4月11日该报报道“客冬天气酷寒，省垣贫民冻馁致毙者触目皆是”。由于连年的灾荒和战乱，农民生计荡然，衣食无着，北方各省的饥民有增无减，不得不廉价出售自己的土地，豪绅富甲竞相购置地产，土地状况日益紧张。

为了生活，出关路上的灾民络绎不绝。1904年4月8日《北华捷报》记者写道：20年来，“从未见过这样多的人步行流徙”。这位记者数了一下，在35分钟内走过了270人；又20分钟内走过了210人。

在清朝统治时期，出于民族的自我保护意识，东北地区始终被清朝统治者视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对东北地区实行了封禁政策。连绵不断的灾荒和土地兼并，迫使大量的山东人寻找外逃机会，尝试进入东北谋生。迫于灾民的压力，为减轻朝廷的负担，同时出于移民实边的政治考虑，清廷逐步取消对“龙兴重地”东北的“封禁”政策。1860年，清政府宣布关东向流民开放，1885年吉林省全部开禁。早在1860年黑龙江省已部分开禁，到东清铁路通车后已全部开禁。1902年，奉天省大凌河牧场全部开禁，随后东三省全部开禁，出关不再非法。另外由于当时东北边境空虚、外力侵逼，为了增民实边，清政府从华中、华东和华南加紧向东北边疆地区移民，1840～1850年东北人口从253.7万人增加到289.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3.39%; 1850～1910年东北人口又从289.8万人增加到2158.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34.03%。人口激增导致东北土地集中地区农民破产和丧失土地现象不断加重，自由劳动力的数量迅速增长，同时由于封禁政策的取消，南方各省大量没有土地和失业的人们纷纷来到东北各地觅工，加之出国的合法化，大多数人进入东北后，继续北上，越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到俄国的远东地区佣工谋生，此间赴俄华侨人数迅速增长。

华工受土地不足和失业的驱使来到俄国谋生，他们生活节俭，消费水平降到最低点，每年春至秋归，赚取的辛苦钱比在家乡多2～3倍。赴俄国谋生的大多是山东人，确切地说，很多山东人都到过阿穆尔沿岸地区，西伯利亚地区，或到北满的俄国人那里去挣钱。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东每年“出佣满蒙俄领之苦力”多达35万人，其中登州、莱州最多，青州、沂州和胶州次之。

2．国外因素

俄国移民政策与远东地区大开发。俄国占据远东后，面对少有人烟的这片土地，摆在其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让人口稠密起来。为了稳定占领区和开发远东经济，1858年，《瑷珲条约》签订后，穆拉维约夫就立即下令向乌苏里江右岸紧急移民定居。他们深知“要想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并把这块土地变为己有就必须向这里移民，逐渐‘同化’黄种人或把他们驱逐出去，最终达到瓜分满洲的目的，使之成为远东的大粮仓，以满足整个后贝加尔和阿穆尔地区的粮食和肉类供应，同时把江东六十四屯一带变成继续南侵的桥头堡”。

当年俄国就从外贝加尔迁来140户家庭以及一些退伍士兵到乌苏里江右岸，建立科尔萨科夫、卡扎凯维奇和涅维尔斯科耶3个驿站，在黑龙江北岸新建32个军人村屯。翌年春天，他们散居在乌苏里江上游并组建了12个新站点。与此同时，迁来230户家庭沿着阿穆尔河沿岸散居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至索菲斯克。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政府不顾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关于“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的规定，大肆掠夺当地居民的土地，无偿赏赐给哥萨克官兵及新来的俄国移民。按照俄国政府的规定，哥萨克军的校官每人可占地400俄亩，尉官、士兵、神职人员每人可占地分别为200俄亩、30俄亩、99俄亩。俄国通过这种办法使这部分俄国人留在远东以解决人员不足的问题，俄国政府甚至不惜耗费巨资从黑海向南乌苏里地区大批移民。

1861年4月27日，俄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俄国人和外国人向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条例》，“实行缓交税务和用地分期付款，规定每户移民最多可占有100俄亩土地，免除兵役10年，免除土地税20年”。移民条例还规定了移民享有只交付国家土地税和城市税款的待遇，阿穆尔地区对俄国和外国移民开放，为俄国及中国人移居该地区提供法律保证，通过诸多的优惠条件吸引更多的志愿者来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

受优惠政策的影响，1861年，阿穆尔省的外来迁居者的数量达到22574人（14825个哥萨克人和7749个农民），滨海边疆的迁居者为11457人（5510个哥萨克人和5947个农民）。实行初期，每年向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迁居者的增速一直保持在1‰～1.5‰。在19世纪60年代，有15万～20万农民越过乌拉尔山脉向西伯利亚迁移，但只有一小部分移民到达东部西伯利亚，大部分移民在途中其他地方定居下来。移民计划持续了9年，共迁移农民2250户，组建了90个移民点。到1869年，由外贝加尔省移至此地的哥萨克男女共计才1.85万人左右。由俄国移至此地的农民，到1875年也不超过3500人。

虽然俄国实施了一系列吸引本国人和外国人定居滨海省和阿穆尔省的条例，但是移民过来的哥萨克人只会屯垦戍边，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很少，远东大片土地荒芜，经济发展缓慢。为了进一步加大移民力度，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再次制订了向乌苏里边疆区迁居农民的计划，每3年从俄国中部省份迁居250户家庭至乌苏里地区，国家承担部分费用，采取以粮食为抵押的无息贷款的形式，每个家庭的固定资产补助费为400卢布，农民可以按3卢布/俄亩的价格购地获得土地的所有权。移民人数由1859～1882年的平均每年601人，剧增到1883～1899年的平均每年4076人。

为了妥善安置这些移民，俄国还专门设立了由督军领导的滨海边疆区迁居委员会。俄国政府相继在1861年、1882年和1894年多次颁布移民条例，以最优惠的条件在国家组织下实施大规模移民，可是收效甚微。1861～1901年的40年间，俄国远东移民人数仅11.7万，占农奴制改革后沙俄远东移民总数的1/4，其中农民占80%以上，哥萨克人和非农业居民各占9%左右。

俄国移民速度缓慢，满足不了远东地区经济发展的进程需要。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远东的各生产行业都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窘况，只有大型的国企有能力从俄国的欧洲部分调集大量的劳动力，一些私企只能使用移民中贫困的农民劳动力，但是他们不能满足工作需求，繁重的工作、低廉的薪水以及艰苦的生活和居住条件，使阿穆尔河沿岸外来劳动力放弃了长期工作的打算，多数工人在雇佣期满后选择离开，回到故土，剩下的少数工人在这里依旧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松散的边境制度、拥有土地的机会和专门的税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吉林、黑龙江、山东等省灾民向远东阿穆尔省和滨海省迁徙。自1862年起，每年至少有1000名以上的中国人越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进入阿穆尔和滨海地区。到1883年，在这一地区定居和短期经商、做工的中国人已超过6万人。19世纪末20世纪之交，俄国远东与中国东北的人口状况相差越来越大，东北地区人口是远东地区的15倍。

远东大开发缺少粮食和生活用品，俄国移民中哥萨克士兵多，农民较少，又不善于耕种，为保证生活供给，急需大量劳动力。俄国占据远东后开始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工程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筑港工程，西伯利亚大铁路、乌苏里铁路的建设，以及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数十个金矿的开采，工程量不断扩大，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俄国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在移民输出国的推力和输入国拉力的结合下，大批中国劳动力涌入俄国远东地区谋生。

3．俄国招募华工

1860年以后，俄国加紧了对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建设城镇、铺设道路、修建港口、创办工厂、发展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遥远的欧俄省份招募工人费用高，时间长，从相邻的中国招募劳工则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俄国政府和企业纷纷到中国招募大量的廉价华工，以补充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19世纪70年代中期，俄国从直隶、山东等省签订劳务合同招募第一批华工，大约有150人。华工不仅能熟练掌握细木工、砖瓦工和铁工等工作技能，不久还学会了粗木工、屋顶工、炉灶工、油漆工等手艺。于是，尝到雇佣华工甜头的俄国政府，在大型建设项目如西伯利亚大铁路和海参崴筑港工程中分别雇佣华工，私人企业也效仿国有企业雇佣华工，华工作为主要劳动力被大规模雇佣。

1891年，俄国开始动工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车里雅宾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东西两端同时动工修建这条计划长达13380公里的铁路，这是当时俄国计划实施的最大工程，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长年冰天雪地，生活环境恶劣，在大片永冻土和冻土上修筑铁路，工程作业极端艰苦。俄国主管部门原打算完全使用本国工人，这样做既可以把投资花在俄国人身上，资金不至流往国外，又可以增加远东的移民数量。但是远东地区地理位置远离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心，干燥恶劣的气候和匮乏的生活及医疗条件不利于区域移民潮。工程开工不久，从俄国欧洲招募的工人因工作条件太艰苦，环境恶劣而逃离工地。为了延续工程，主管当局决定从中国招募大量华工以解决工程之需。于是大规模招募华工活动开始，俄国每年从山东招募上万名华工。连阿穆尔总督翁特尔别格也承认：“铁路工程的极大部分是由中国工人完成的。工程的各个部门——无论是挖土方，还是架设桥梁，修建车站票房、营房、看守房等，都有中国工人参加施工。”另外，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符拉迪沃斯托克、乌苏里斯克铁路的筑港工程、10余个金矿的开采、建设城镇、铺设道路、创办工厂、农业耕种以及在远东的一些基础设施、军用设施如碉堡、兵营等工程，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工作需要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劳动力。由于远东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19世纪后期，华工赴俄开始进入新阶段。当时有近3万名季节性华工出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以及南乌苏里等几个城市。

自此，每年从山东沿海被掠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苦工多达数千人。据当时的《官书局报》（1898年）记载：“东海滨省近年入境华民人数，日见加增，就所验护照论之，1895年，约16500名，1896年，已逾35000名，1897年，更形倍蓰，盖已增至7万。而其纷至沓来之故，乃由于海参崴等处修垒筑台，在需人也。”

20世纪初，俄国政府出于国际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再次把远东地区列为其在亚洲开辟的重点移民区。日俄战争后，俄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制定了特殊的奖励制度，包括迁移到新的居住地国家付费等，以维护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1906～1907年在斯托雷平的倡议下，新移民大规模迁移到远东地区。1906～1909年，西伯利亚移民人数超过150万，大量移民的涌入，急剧扩大了远东地区的消费市场，少量中国手工商品的出现解决了俄国移民生活必需品、工艺品匮乏的问题，可是各种服务行业人员短缺，工业劳动力需求迅速上涨。随着各项工程的扩大，对华工的雇佣范围和规模也逐渐扩大，到20世纪初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

华人赴俄路线

随着帝俄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大肆扩张，以及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到19世纪中期，中俄两国已经边境接壤，因此彼此间交通十分便利，赴俄路线繁多。

许多华侨采取陆路和水路相结合的方式。走陆路的先出山海关沿铁路乘火车到宽城子（今长春），然后转车去哈尔滨。华工在这里集中后，再选择出国的路线。（1）到后贝加尔的走西线，从满洲里出境。（2）到乌苏里江以东的走东线，从绥芬河出境，进入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再乘火车到俄国境内的符拉迪沃斯托克。（3）到黑龙江北岸的走北线，或者乘船沿松花江—三江口—黑龙江从黑河出境去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一带，或者由哈尔滨陆路到卜奎（齐齐哈尔），走讷河、嫩江、黑河，乘船去布拉戈维申斯克，无论水路、旱路，都由黑河去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4）从奉天（沈阳）、吉林进入张广才岭，渡乌苏里江去伯力，或者经过珲春和其他位于中俄交界之地进入俄国。营口、安东（今丹东）和满洲里则是华侨经陆路赴俄的转运站。

另外，从黑龙江上游漠河、呼玛到中游黑河之间分布着大大小小几十个岛屿，这些岛屿地处中俄两国交界，如张地营子乡大新屯下游4千米处的姜保和岛，张地营子乡白石砬子村2千米处的旭盛东岛、兴隆号岛，这些岛屿距离我岸最近的几十米，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从黑河沿江一带村屯赴俄更加便利快捷。漠河、呼玛以及黑河的张地营子乡、上马场乡、瑗珲镇外三道沟村、长发屯、孙吴县沿江乡哈达彦村、逊克县边疆乡均与俄罗斯阿穆尔省隔江相望，两岸最近距离几百米，这些地方不仅是赴俄的重要通道，也是旅俄华侨归国的离散地和留居地。

华侨具有浓厚的故乡情结，他们中除了一部分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以北定居外，大部分是季节工，每年出了正月或者春暖花开期间就背起行囊上路，2、3月间人流达到高峰，4月以后逐步减少，到旧历年前便带着自己的血汗钱踏上回乡之旅。为了养家，他们穿梭往来于中国北方和俄国远东地区，犹如候鸟一样。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归国的华侨大多留居黑龙江沿岸黑河市各村屯，在此繁衍生息，他们带回辛苦积攒的血汗钱、现代化的农耕用具、生产生活用品及先进的经商管理经验，不仅对当地工业、农业开发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还促进边境地区中俄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边疆多元文化。

华人赴俄相关手续

早期赴俄人员持通行证过境，通行证有护照和过江小票两种。据《瑷珲厅报告书》记载：“将两国边界票照详细议定，分为大照小照两种。大照如游历护照、行商执照之类。无论远近一经入境，有领事处则由边界官与地方衙门验明签收。”“小照为两国百里内商民过界之用，票内注明本人姓名、籍贯及往某处为某事字样，并必须有就近边界官、地方衙门添给衔名、年月，其有随带兵弁、枪械者，必须边界官照会，否则一概不准越界。”大照限于外省人员赴俄所用，小照即短期过江小票。俄国政府规定，赴俄人员须持通行证出境，这样可以证明该公民身份的真实性。护照和过江小票均由国内政府颁发，由国内收取相关费用。

1．护照

1689年9月7日签订的《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中第五款规定：“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贸易互市。”《中俄续增条约》中更明确说明：“须本国边界官员给以路引，内写商人头目姓名，带领人多少。”《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赴边境与俄互市的商人，其护照皆由黑龙江将军衙门开具。1897年，中东铁路开工在即，俄事频繁，在将军衙门下，成立黑龙江交涉处，办理签发护照事宜。1905年，黑龙江将军衙门将交涉处改为交涉总局。

早期护照的使用和办理具有随意性，对申办人员没有严格的要求，凡是出境人员，有人出具作保便可申请办理。1903年7月，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外省华民赴俄大多通过中东铁路，由黑河出境，由于黑河与俄接壤，交通便捷，加上护照的办理方便、快捷，这样既方便了务工人员，又增加了出国人数。

为规范护照办理，严禁无照人员出境，滨江关道宋小濂决定，东路由五站出口，归吉林交涉总局发给护照，并由滨江关道稽查；北路由满洲里出口，由黑龙江交涉总局发照稽查。两省商定，所发护照，华俄文合璧，便于俄国边境检查。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者向吉林省交涉局呈请，赴阿穆尔省向黑龙江省交涉局呈请。黑龙江衙门曾照会俄国驻哈尔滨总领事商定，交涉局所发护照，由俄国驻哈尔滨总领事签押；一面坡、五站各分局所发的护照，由五站俄国副领事签押，由五站分局随时会同俄官稽查。出国人员没有护照，一律禁止出境。

随着赴俄务工人员的增多，加上大批内省贫苦流民无钱办理护照，时有华人无照偷渡俄境或者冒名顶替借用他人护照现象发生，于是，俄国不断更改护照使用及管理办法，达到限制华人过境的目的。

1912年6月24日，驻吉俄领事米清彻尔奇称：“阿穆尔省俄督已将须发护照章程略加变更，以后华人赴沿边地方经过俄界乘轮之际或登岸之时，必须持有俄国许可护照。”出境护照一事瑷珲兵备道屡次照请俄廓米萨尔遵照驻俄公使胡惟德所订章程办理，由于俄国人在瑷珲没有设立领事，无人签押，延隔数年未能照章实行。俄署多次照会黑河府遣送无票人员。为避免外省无护照人员出境，遭受俄人凌辱，1911年6月，瑷珲兵备道仿照胡公使所发护照格式，要求“凡由内省来爱报请越境入俄华侨谋生者，除齐齐哈尔、哈尔滨各交涉局发有票照不计外，其并未领有何项票照者，一概由本道发给出口护照持入俄境，再由俄廓米萨尔加给护照以符定章”。要求“凡由内地到瑷珲欲赴俄界谋生的无照贫民，一律由瑷珲兵备道印出三联格式的护照，发交黑河府随时分发”。

2．过江小票

《瑷珲条约》第二条规定：“两国所属之人互相取和，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员等在两岸彼此照看两国贸易之人。”边境的开放，促使大批边境居民赴俄务工、经商、开垦。20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已能满足其占领远东在粮食、燃料等物资上的供应需求。由于俄国远东地区移民不断增加，可耕种土地面积不断减少，为限制赴俄华侨人数及居住期限，俄国地方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背弃了条约规定，在沿边实行过江小票。自此，在中俄边境地区实行过江小票。经查，瑷珲档案记载最早的过江小票时间是俄历1909年12月3日，俄国第1443号照会黑河府，“阿穆尔江右岸住户来本界贩卖食粮、购买物件可持贵署发给票照前往，期限仅可3天”。要求凡是边境华民在过境时必须领取一种纸质小票，限期3日，使用一次即行作废。这种小票只限边界50俄里（53.34千米）内使用，逾期不归，1日罚款1卢布，超过10日者按日罚款2卢布，逾期1个月者除罚款外永夺其使用小票之权。1915年，俄方未经商议，单方实行过江小票必须另贴俄方印花税75戈比，后又增加25戈比，过江一次等于交税1卢布，未持小票或未经查验者课以4卢布50戈比至30卢布50戈比不等的罚金。

黑河府在过江小票的办理、发放、钤印及管理上实行严格监管。黑河本地沿边居民使用的短期过江小票由黑河府印发，这只是暂行的一项权宜之计。俄国照会黑河府后，为了严防愚民作假，黑河府更改过江小票办理办法，所有过江小票将参照《华民出境护照章程》，黑河府“将小票前衔改用瑷珲兵备道衙门字样，饬交刊印，铺刊”，凡过江小票均由瑷珲兵备道盖印后转发给黑河府，再由黑河府转给经办人员，限定过江小票只发给本地居民过江之用，随后，黑河府把小票样式与文件一同印发各部门。

1912年5月17日第746号，俄国阿穆尔省廓米萨尔照会黑河府，过江小票专为本地居户过境到俄国买卖物件办理事务之用，外省人赴俄境佣工，须请领大照，过江小票与外省做工大照截然不同，“倘率持往，非独无效且违定约，必千察究其各懔，遵毋违特示”。此后黑河府不再将过江小票发给内地做工人员，发照人员须将过江边民住处及号码、日期填明。按照规定，外省出境做工的华人必须领取大票，由俄国领事签字方能施行，黑河府也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各地遵照执行。

过江小票的请领、钤印的手续都异常严格、规范。1912年7月20日，黑河府知府林松龄呈请瑷珲兵备道，过江小票改由瑷珲兵备道钤印后发还，再进行发放，以昭慎重，并派出巡警稽查员王宝胜持文请领过江小票15000张，以备应用。瑷珲兵备道姚福升批示：“呈悉，据请过江小票15000张如数钤印，严交来差领回，仰即妥慎严放。”

为方便边境居民往来于中俄两国，过江小票除由黑河府零星发放外，均由戏院等公共场所代售，方便边境居民渡江往返中俄两岸，每张收俄币3戈比。1911年9月18日，黑河府地方城乡自治议事会以“惟查取此项小票之人偶有紧急私事，立待渡江奔往起票犹有耽误，是虽尽美尚未尽善”为由，请求黑河府批准将出售小票处挪设江干，雇人专管，并不动用官中薪费，“拟于每票加收自治附捐羌字（俄币）1戈比，每月估计所得除开销薪食房费之外，尚可赢余，籍以稍助自治”。每日过江小票销售量大，黑河边境居民赴俄人数甚多，收取的费用弥补了黑河府办公费用不足，黑河府因贪图其利，敷衍应允，这也是衍生过江小票的一个原因。

俄国政府实行过江小票后，多次更改过江小票的期限，并不断更改税费标准。开始阶段时限为3天，小票只限使用1次，当时，黑河、瑷珲商民过江贸易一日之内往返几次，这对我岸商民到俄岸进行贸易打击很大。为此，黑河道尹兼瑷珲交涉员与俄边界官多次交涉无效，黑河商会和自治会动员商民与俄断绝贸易关系，抵制俄方无理增加税收。“仅实行3天，俄方无菜无肉，引起俄国当地居民的不满，迫于黑河府及本国居民的压力，俄国政府主动与我方交涉，声明取消印花税办法，但是对长期在俄方从事劳动者，议定由黑河发给过江大照，再由黑河俄国领事馆签押同意方可入境，每份大照俄方收2卢布25戈比。有效期1年，到期再换新照，旧照撤销作废。”俄国把过江小票的期限从3日改为5日。后来，在农忙时节，为了方便边境农户雇佣华工从事农事，俄国政府临时把过江小票的时限更改到农忙结束。俄国政府随意更改过江小票期限的做法，无异于关闭边境贸易，给中俄双方带来巨大损失，不仅引起俄国居民不满，俄境的税官也因不满而不认真执行，漠河一带各卡在1914年10月才开始实行过江小票。

1920年，由于俄政府苛待华侨，黑河商会请求黑河府设法阻止，号召边境商民与俄断绝关系，不再与俄进行贸易，禁止百货出口，临时取消过江小票。

1923年，欧俄驻黑非正式委员会要求过江小票增加75戈比的税费，由其统一发领，在大票上缩短签字日期，三个月一签字，否则不许华船进入苏联口岸。这项规定手续烦琐、费用增加，办理需要很多时间，引起华侨的不满。自俄国十月革命后，华商蒙受巨大损失，大批华侨回国，在黑河对岸布拉戈维申斯克从事贸易的仅剩二三十家，苏联政府又增加税收，这些商号资本较少，大多数华商无法归国，继续留下的又无法生存。黑河商务总会的商民义愤填膺，一致认为我方应采取与其断绝交通的办法，6月13日至15日，黑河商务总会召开全体成员大会，到会者千余人，有一半商民赞成取消过江小票，仿照1920年的办法与俄断绝交通，拟设立黑河道区沿边市民经济联合会，定于6月20日实行。黑河绅商、居民拟定办法约章6条：一，停发过江小票与居留大票；二，截止百货出口；三，不用俄船运输货物；四，召回华侨归国；五，不准私自过江；六，不准行使俄币，禁止国币出口。

过江小票是中俄边境居民特有的赴俄通行证，它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在那个国力衰微的年代，由于中俄关系的不平等，加上边境一些奸民勾结俄官，采取种种刁难方式，阻止我国边境居民过境，过江小票成为俄国排华的一个方式和手段。

旅俄华侨的职业结构

赴俄佣工的华侨主要来自东北三省和山东，另有山西、河南、河北、湖北各省。十月革命以前，在远东经济开发中华侨涉足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资源开采与加工、交通与通信、建筑、贸易、服务业、农业等各个领域，主要在矿山、伐木场、铁路、航运，磨米厂、油坊、面粉厂等部门，从事非技术性的体力劳动，如伐木、船舶、采石、修路、航运、捕捞、渔猎、采集和与城市建筑行业相关的细木工、石工、石雕工、房屋油漆工、砖瓦匠等。

华工吃苦耐劳，薪酬低且能认真完成工作，俄国企业主和资本家愿意雇佣华工。海兰泡交易所委员会1897年调查资料显示，在纤维、畜产品、金属以及非酒类的饮料加工和生产工业中，俄国工人要占优势。反之，在矿物加工业（制砖、石灰焙烧）、化学及与此有关的生产（煮盐）、制酒以及食品加工业（磨面与碾米）中，黄种人——主要是中国人占大多数。据统计，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中国人中，工人占95%以上。工业家和商人较少，如在阿穆尔省他们只占当地中国人总数的4.4%。全区黄种工人的主要成分是壮工、木工和泥石匠。在滨海省，从事这三类职业的工人，在全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如下：壮工41.7%，木工26.4%，泥石匠16.4%。而且，中国人和朝鲜人又占壮工总数的81.5%，占泥石匠总数的96.8%，占木工总数的79.4%。在阿穆尔省，黄种工人多半也从事这类职业。在采金部门，华工人数占相当大的比例。

据1910年出版的《阿穆尔的黄种人》一书记载：1897年阿穆尔省有中国人11160人（户籍人数），滨海省有中国人31157人。两省中国人职业分布情况如表1-1。

可见，赴俄华侨在远东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成为俄国开发远东地区的重要劳动力资源，为远东大开发做出了突出贡献。

华工：旅俄华侨特殊群体

旅俄华工是中国社会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为了开发远东地区，俄国政府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实行大规模移民，迫切需要吸引国外劳动力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华工中以山东籍人数最多，其他省份的人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较有影响、形成一定规模的有东北三省、河北、江苏、浙江、广东的华工。赴俄华工随着俄国的需求而逐年增多，具有较大的流动性。他们春至秋归，像候鸟一样，分散在远东各个地区，从阿穆尔的西北向东至尼古拉耶夫斯克，沿乌苏里江的右岸往南至波西耶特，从日本海同朝鲜的国境线边岸一带到奥莉加湾，到处都有华工的身影。这种分散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工期的长短、工资标准和工人的生活条件。华工有长期居住的，还有数目极大的季节性的短期打工者，更有居无定所的渔猎、采摘人员。这些做粗活的华工作为矿工遍布大森林，作为农工遍布乡村，作为城市建筑工遍布各建筑工地，作为修理工、装卸工，走街串巷，到处可见，总之，凡是需要重体力劳动的地方都能看到华工的身影。

早期赴俄华工生活在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奴役、蚕食、瓜分的年代，在国内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到不平等待遇。他们背井离乡来到俄国，却依旧未改变被奴役、剥削的命运。在俄国，华工被称为“苦力”“老伯代”“跑腿子”，受尽俄国官僚、资本家的压榨，华工的付出与所得报酬和待遇不成正比。华工大多从事俄国工人不愿意做的最危险、最苦、最累、最脏的苦工，每天工作10到16个小时，工作稍有怠慢或差错就要遭到监工打骂或扣罚工资，根本谈不上劳动权益的保护，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只有少数会俄语的“俄国通”或者与俄国妇女通婚的华工生活较好。在远东大开发建设中，华工更是用鲜血和生命抒写了一部奋斗、辛酸的血泪史。

俄国城市里华工在各行业所占的比例较高，占据主导地位。据1910年俄国政府官方统计资料，在俄国从事公务劳动，以及在金矿和乌苏里铁路工作的外国人共有51404人，其中华工占95%以上。1913年华工占远东采金业劳动力总额的87.6%。这一比例说明了华工在远东大开发中的作用以及远东工业对华工的依赖程度。1910年，远东地区共有120万俄罗斯人，中国人口占总人口的10%至12%，然而他们的经济贡献是巨大的，远远大于其在该地区的人口统计上的数字。在阿穆尔省其他私营企业中华工的日平均工资是1卢布68戈比，月平均工资是42卢布。在滨海边疆区的国有企业中华工的工资同样也不是统一的：日工资在1卢布13戈比左右。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做建筑销售，在阿穆尔省和哈巴罗夫斯克做工程师的工资可以达到2卢布6戈比。一般来说，俄国工人工资比华工高出0.5～1倍，甚至干农活前者的劳动报酬都比后者高出25%～30%。

华工是远东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成为远东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加速俄国远东大开发的进程。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华工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没有华工的积极参与、无私奉献，就无法实现远东大开发的目标。

华商：旅俄华侨的中、上层阶级

在远东大开发初期，俄国移民的主体是哥萨克军人、农民、职员和知识分子。由于移民类别多而总量相对小，经济生产能力低下，所以粮食和日用消费品奇缺，从该国欧洲部分的工业城市中运来的商品因路途遥远价格奇高，这就给中国商人从事跨境贸易带来了机遇。华商赴俄贸易从1860年开始，到1870年形成规模。华商运销的商品种类繁多，物美价廉，大大丰富和满足了远东地区俄国人的生活需求。华商通过海路和陆路到达俄国远东地区，并深入俄国中部、西部以及俄蒙边境的库伦、恰克图等地经商，连遥远的庙街，也有众多华商及他们开设的店铺。在远东阿穆尔省、滨海省，华商建立了一个分布非常广泛的小零售商店经营网络，这个网络延伸到了俄远东地区最遥远的乡村，以满足市民生活商品的需要。翁特尔别格说：“没有任何一个买卖里，我们会看不到中国人，从中国人作为买主的市场提供生活必需品——粮食、肉类、蔬菜开始，到小本生意，市场的货摊，以至省内各主要中心城市，直至乡村的常设商店，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商店，数量与年俱增，小本生意几乎完全由他们操纵。”

华商在商品贸易及创办企业方面是非常出色的，华商之间团结协作，联系密切，统一商品价格，低价销售商品，低工资雇佣劳动力，具有俄国商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华商中以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为主，他们采用赊账、代销、易货等各种灵活手段，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对俄商一度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压力，在商业经营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华商经营的大企业为数不多，但是两国企业间的良性竞争降低了物价，使当地居民得到了实惠。由于华商经营的企业具有资金周转灵活、薄利多销、雇佣劳动力工资成本较低等俄国企业无法与之竞争的优势，零售批发业迅速占领并垄断远东市场，他们在与俄国商人角逐中赢得了先机。187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已经发展为俄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这里的华商数量在各国驻该城商人群体中居于首位，商号数量最多，资本总量最大，达一千数百万。1877年底，南乌苏里斯克地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的居民数达到15106人，按贸易额计算，每位居民每年花费近20卢布来购买中国的商品，而当时南乌苏里斯克地区只有26名俄商，可见该地区的贸易掌握在华商手里。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国人的企业同华商的企业特别是小店铺根本无法竞争。根据1893年达塔的一份报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中国小店铺127家，俄国店铺23家。根据阿穆尔财政厅厅长的资料，在1909年的海参崴有中国店铺447家，俄国店铺99家；到1910年，这里有中国店铺625家，俄国店铺181家。在1883年以前，双城子尚无一家中国人的店铺。1909年双城子有华商店铺245家，俄国店铺48家；到1910年，这里的华商店铺为272家，俄国店铺106家。

从资金总额看，1908年，海参崴资本20万元以上华商共有16号，2万元以上华商有100余号，千元、百元以上者400至500号。华商在崴部的商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参崴商业的盛衰是以华商的盛衰为基础，如果华商企业发展，海参崴的商业就会出现“市面日见繁盛”的景象，如果华商元气大伤，海参崴的商业就会出现“市面萧条”的局面。

布拉戈维申斯克是近代中俄商品贸易的一个交通枢纽，在活跃俄国远东地区经济发展上起到核心作用。早在19世纪中后期，两岸中俄居民采取集中经商互换贸易。20世纪初，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到处可见华商开设的店铺，十分繁华。据《瑷珲县志》记载，有华商经营的店铺500余家，当时，商铺被俄国政府按资本及经营种类划分为一至四号票，并依据分号缴纳税金。一号票多为外国人经营的商行，资本在5000卢布以上；二号票有华商12家，资本在3000～5000卢布，主要经销布匹、绸缎、衣料等；三号票为华商经营的杂货日用品商店，资本300～1000卢布；四号票为随处可见的经营日用小商品的摊床和小作坊等。

华商进货渠道非常广泛，从国内外均可进货，经营品种繁多。布拉戈维申斯克还有很多中国的手工业者，开设皮鞋店、成衣铺、帽子铺、照相馆、列巴铺、香肠铺、糖果铺、薄铁铺、浆洗坊等。据1910年资料，俄阿穆尔省共有67家总流动资本超过264400卢布的华商企业；滨海地区有1078家总流动资本超过3643020卢布的华商企业。与此同时，该地区还新成立了1144家总流动资本超过24987920卢布的俄国和欧洲企业。华商的企业规模较小，平均每位华商的流动资金为3192卢布，俄国商人的流动资金为21755卢布，俄国商人的资金数量多于中国商人。尽管如此，华商企业在为当地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上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旅俄华商致富不忘祖国和家乡，如早期黑河旅俄华商毕凤芝、邵宗礼、金秉恒，他们回国后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兴建房屋，投资建厂，大力发展工商业，促进了黑河地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华商毕凤芝在黑河城兴建时，抢抓机遇，领取大片街基，成为黑河屈指可数的房产家之一，为黑河城镇建设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金，如今黑河王肃街上，充满异域风格的典型的俄式建筑旅俄华侨纪念馆就是他早年兴建的。

华商邵宗礼耗巨资建造房产、开办商号广聚公、与人合伙开办金矿并投资兴建两处戏院。作为慈善会会长他乐善好施，率先捐款、捐物，带领乡民扩充、整理贫民院房舍，为灾民施备食粮，苦心经管贫民院。

归国华商徐鹏远在黑河创设徐家分号万福广烧锅，采取手工作坊制酒，利用地缘优势，产品销往黑河对岸的俄罗斯。在20世纪初黑河百业待兴时期，他还开设裕源金矿采苗公司、恒曜电力电灯公司，为黑河的衙署、局、所、商铺共装电灯728盏、路灯48盏，开辟了黑河用电之始。他投资兴建了万发和、瑞兴祥、德昌火磨公司等商号，创立松树沟煤矿，兴建赛马场，实现改良马种、尚武实边的目的。他还在黑河购买了13932平方米的土地，建立房屋和厂址，成为有名的房产家。1923年，徐鹏远在五道壑洛的地方创办振边西皮酒烧锅，力图振兴沿边实业，历经四年建成7849平方米的振边酒厂，年产3000吨，就其规模和设备，是“东北十六家酒精厂中，设备最完善、生产能力较高的一个工厂”，在当时也是国内一流的现代化酒厂。

山东掖县（今山东莱州市）的华商张廷阁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家杂货店当店员，后负责业务并全权经办双合盛大型百货公司，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首屈一指的商业大户，被推举为崴埠中华总商会经理。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他把资产调回国内投入工业。日俄战争前，他在哈尔滨的义合成杂货店投资5万卢布。1913年，张廷阁又在黑河设立一个分号，在国内建立落脚点。1931年，张廷阁支持抗战，为“江桥抗战”的马占山部捐款捐物。

早期旅俄华商拉街基、兴建房屋，使黑河街道初具规模，拉开黑河早期建筑的序幕；他们投资建厂，壮大黑河的经济力量，成为黑河知名的民族资产家；他们建立跑马场，改良马种，促进畜牧业的发展；他们引进俄罗斯农耕用具和先进的碾米机器，加快农业的发展，促进边境地区黑河经济的繁荣，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华农：旅俄华侨的农民群体

在远东地区华农积极开展农副业生产活动，中国的农耕技术远比俄国先进，华农把长期积累的耕种经验带到了俄国，向当地俄国人传授耕种技术，远东地区农村开始实行中国的垄耕法。华农不仅种植粮食，还发展蔬菜栽培技术，在农副业生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世纪初，距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市5公里的北部郊区，俗称小北屯，集居着许多华侨，这些华侨多半是清朝末年从山东、河北一带逃荒到俄境的农民。他们以种植蔬菜和出卖苦力为生。小北屯农民是种植蔬菜的行家，种植的品种有西红柿、马铃薯、黄瓜、洋葱、胡萝卜等俄国人日常喜爱的蔬菜，华农把自己种植的蔬菜运到市场里销售，还有部分华农在玻璃暖窖中培育鲜花，供应城市居民。

华农在乌苏里江沿岸俄国居民点附近开垦大片耕地，用于栽种白菜、土豆、西红柿、黄瓜、圆葱、大蒜等。华农种植蔬菜技术好，产量大，农产品非常畅销。有的华农直接将这些蔬菜运往城市，在市场、广场、城市十字路口等处设蔬菜销售点卖给当地俄国居民；还有的华农沿街叫卖出售；俄国居民也可以提前订购蔬菜，华农送货上门，货到付款。1882年至1883年间，新鲜蔬菜在俄远东地区供不应求，华农在远东地区建立118个蔬菜种植基地，有493名华农在这里耕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1名华农为25至26名俄国居民供应蔬菜，这充分证明了华农在当地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早期阶段，俄国对华农从事农业生产一直采取宽松政策，直到20世纪初期，俄国政府都没有对华农的种植活动进行过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华农队伍的发展壮大。华农耕种经验丰富，粮食产量多，种植的粮食和蔬菜不仅满足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需要，还为远东提供了大量的出口产品，繁荣了远东经济。华农为远东地区经济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连俄国人都承认在农业方面，只有依赖中国人。

中俄通婚

随着华侨的不断增多，俄国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华侨群体，这个群体的显著特点是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如189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华侨男女人数比例为10121∶60；在哈巴罗夫斯克男女人数比例为3608∶33；在尼古拉耶夫斯克男女人数比例为1106∶3。华侨性别结构失衡一方面是因为华侨具有浓厚的故乡情结。由于战争、贫困、饥饿等，他们远离故土在俄国务工，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生活环境都异常艰苦，不方便携带家眷。另一方面受封建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女人一般在家操持家务，赡养父母和养育儿女，男人则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为了家，他们大多只身在外做临时性的短期工、季节工。文化、语言以及职业等因素，阻碍了华侨与俄国人融合的进程。

俄国法律规定，入境华侨须皈依东正教，并在教堂里接受正式洗礼，才有权与有身份、身体健康的俄国女人通婚。华侨与俄国女子通婚，是他们滞留在俄国境内，并且获得俄国国籍的唯一正式渠道。华侨大多很难放弃原有信仰，虽然与当地俄国女子通婚，但是他们没有办理登记手续，只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从历史档案资料看，俄国当局对于华侨与俄国女子通婚的态度是既默许又谨慎。一些中国人因此申请加入俄国国籍并参加哥萨克。居住在俄国的华侨尤其是华商常娶俄国女人为妻。据统计，在沿额尔古纳河的村落中有33对这类中俄混合婚姻。如果俄国女人嫁给华侨后不愿留在俄国境内生活，定居到中国的俄国女子和他们的子女将自动失去俄国国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男性参战较多，造成男女比例失衡，加上中国国内连年战乱、灾荒频发，南方部分省份及山东、河南一带人口多、土地少，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为了谋生，中国贫苦男性农民大多只身到东北或者俄罗斯远东地区谋生。受上述情况的影响，20世纪初，黑龙江上中游中俄边境地区的漠河、呼玛、奇克、黑河等地均有许多华商、淘金的华工与当地俄罗斯女子通婚后回国定居。如1928年，曾在俄国腾达麒麟金矿“沙金”的山东华工刘松山与俄罗斯雇主的女儿秋达国娃结合在一起，他们积攒了一点钱财后，1931年夫妇俩带着长子刘全福坐着马爬犁过江来到黑河定居；河北省黄骅县的赵彦邦，青年时期和几个兄弟一起闯关东到东北，1918年他来到中苏边境娶妻娜塔莉娅后定居在孙吴县哈达彦村；山东人徐鹏远早年在俄国行商时娶俄罗斯富商女儿为妻，后回黑河开办逢源金厂、德昌火磨公司、万福广酒庄、恒曜电灯公司，曾任万发、和瑞、兴祥等商号财东，是名震东北的民族企业家；在中俄开交通时期，山东华商张福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之间，背着酒桶沿街叫卖，逐渐引起一位俄国富农女儿的注意，两人在接触中互生情愫，结为连理，1911年28岁的张福盛带着俄国妻子来到张地营子上游1公里处距离黑河岸边15米的东夹信子岛经营玉盛和酒柜。

早期这种中俄通婚现象在黑龙江沿边村屯较为普遍。由于中俄通婚人数多，黑龙江沿岸的村屯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俄罗斯村屯，仅爱辉区就有张地营子乡小新屯俄罗斯族村、白石砬子俄罗斯族村、爱辉镇外四道沟俄罗斯民族村，这些村屯形成区域性的民族融合。

旅俄华侨的社团组织

华侨大多采取群居生活，从踏入俄国的那天起，就设法组建各种社团组织。一方面是生存发展的需要。早期华侨身居海外异国，他们中大多数人文化层次较低，不懂俄语，很少与当地居民融合交流，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在中俄尚未在远东建立领事关系的情况下，缺少祖国的保护，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家在国际上尚无地位，在遭遇歧视、排挤时，个人或家庭无力抵御和抗拒。在艰难的生活中，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选择与同乡或者同伴结交金兰互相照应。他们遵照传统方式以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自发地组织各种社会团体，互相团结、互相帮助，并通过选举产生组织机构，负责管理社团内部的一切事务。另一方面是适应俄国政府管理华侨的需要。面对日益增多的华侨，俄国政府手足无措、无能为力，曾试图建立由华侨管理华侨的社团组织，作为对华侨实施管理、监督的辅助手段，以减轻政府的负担。

旅俄华侨非常重视同乡情谊，根据需要组建各种社团组织，实行自治管理。早期的华侨在各地建有同乡会（帮会）、公益会等，如在哈巴罗夫斯克按照华侨原籍贯组成的有“广东帮、宁波帮、东（山东）帮、关（东北）帮”等地域帮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有山东的东帮、广东的广帮、直隶东三省的北帮、江浙的南帮等地域帮会。早在1858年，这类帮会就在潭克胡（千波山）地区出现。19世纪60年代，华侨在远东地区建立了公益会，该组织主要以血缘为基础依靠熟人和老乡发展起来，在伊曼地区垄断人参、鹿茸、毛皮的收购价格，公益会在渔猎业和工商业中小有名气。

社团组织的直接作用是把一个个分散的个体凝结成地域小群体，这对于华侨彼此间生活互助、共同抵制异族歧视无疑是有利的。1881年，成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华侨商会。1889年，成立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华侨商会。国内记载哈巴罗夫斯克商会成立的时间是在1882年，比国外记载时间早7年。这是因为俄国对这些社团组织的存在采取默认的态度，允许他们开展活动，但是也不积极支持，致使有的商会在秘密状态下成立。哈巴罗夫斯克商会成员筹资建立孔庙以及设立一个商会行政中心。由于旅俄华侨社团组织的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俄国政府遂对华侨社团实施限制。1897年，以取缔秘密结社为由，俄国政府正式取缔了华侨社团组织机构，并取消其活动。

在以后的10年里，中国政府多次照会俄政府允许成立合法的华侨社团组织。俄国政府一直没有批准。在中国方面不断吁请下，同时也是基于1906年10月4日俄国社团组织法开始生效，滨海省华侨才陆续得到该省驻军司令的批准，先后于1907年9月18日，1910年1月10日和2月4日成立了海参崴、伯力、双城子中国人互助会。1913年成立驿马河中华总商会。

华侨通过选举产生社团组织的负责人，行使管理权。社团组织负责解决华侨内部与外部的纠纷问题，实现维权保护、管理的功能。华侨社团组织不仅有保护侨商的权限，还有担保、证明等职权。社团组织从事慈善、文化普及、搜集商业信息活动。到20世纪初，社团组织的履职能力也逐步完善，义务不断扩大，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维护了华侨的生命及财产，还满足了华侨及其子女在知识上的渴求。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华商会成员集资开办华商附属学校，教授华侨子女中国文学、地理和历史课程，同时还开展文化普及活动，不但给华侨的社交和经商带来方便，而且为两国政府之间的交往带来益处。符拉迪沃斯托克华商会1909年花费3733卢布94戈比，1911年花费415卢布40戈比的巨额资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了中式寺庙。

俄国政府试图通过华侨社团组织来管理华侨，把华侨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俄政府管理华侨的负担，把华侨社团组织作为对华侨实施管理的辅助机构。同时，俄国行政机关又对这些社团组织产生不满情绪，认为其是该地区的隐形政权，态度很矛盾。俄国政府对远东地区华侨社团组织的态度由最初的默许、支持变为后来的猜疑、反对。俄国要求各社团组织每年定期向俄国地方当局提出书面报告，汇报活动情况。俄国政府意识到无法管理华侨社团的弱点，1914年5月俄阿穆尔边疆区都督下发加强监管华人互助协会的指令。1922年12月，苏军督察处以“私藏军火、鸦片，且向中国军事机关报告调动军队及政治消息”为由，拘禁旅俄华侨总会会长解宝玲、执事人员王巨川等，并搜查侨会，把卷宗图记一同带走，自此早期华侨社团组织被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