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苏联时代的旅俄华侨

苏联时代的旅俄华侨在数量上要比帝俄时代大为减少，但是在人员结构和政治觉悟上有了极大的变化。旅俄华工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纷纷与俄国工人一起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中国人留学苏联的第一次浪潮，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第二次留苏浪潮。

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前，在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工达30多万人，生活环境极其恶劣，从事最艰苦的劳动，受到资本家的虐待、凌辱，他们纷纷要求摆脱奴隶地位争取自由。仅在1916年就发生6起较大的华工反抗斗争事件。1917年9月，俄国华工因反抗军事当局虐待，300人遭枪杀。

十月革命期间，华商的资产被没收，各地工厂纷纷倒闭，许多华工因革命和内战失业，处境艰难，人身安全难以保证，财产损失惨重，经常发生白卫军屠杀华侨事件，到处都有流浪的华工人群，他们靠行乞度日。大批华工失业归国，造成俄国远东地区劳动力严重匮乏，大多数企业停产、停工，俄国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远东地区的经济受到重挫。

十月革命促进旅俄华工的觉醒，他们与俄国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1916年在彼得格勒造船厂做工的刘福臣、冯作发是第一批报名参加赤卫队的战士，他们曾经参加突击进攻冬宫的战斗，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明斯科巴赫工人赤卫队建立后，当地伐木场的千余名华工全部报名参加。在遥远的柯维契车站附近伐木工厂做工的2000名华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帮助下全部报名参加赤卫队。1917年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彼得格勒、彼尔姆、别尔米、弗拉基卡夫卡兹、彼特罗扎伏德斯克以及俄国其他城市的赤卫军支队中都有旅俄华工的身影，以卫士队小队长李富清为首的70多名中国籍红军战士荣幸地担任列宁的卫士。

在许多城市里都留下了旅俄华工战斗的足迹，他们誓死保卫苏维埃政权，用鲜血铸成中俄友谊。1918年初，任辅臣响应列宁向全国发出的“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将矿区1500多名中国矿工组织起来，成立中国团，自任团长，自发地在卡马河、杜拉河、阿克塔伊河一带与矿主纠集的小股白卫军作战，并屡战屡胜。该团由于作战英勇引起了列宁同志深切关注，他立即签署命令，将任辅臣组建的中国军团编入苏俄红军第三军第29步兵师，命名为“中国团”，番号为第225团，任辅臣任团长。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保卫弗拉季高加索的传奇英雄包其三、骁勇善战的中国营长孙富元和蒂拉斯波支队、威震阿穆尔州的陈柏川和老头队，他们用行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人在苏俄的形象，他们的名字铭记在苏俄国内战争的史册上。

1918年10月4日，彼得格勒《武装人民》对中国战士大加赞赏：“第一卡美施洛夫团中有各国红军战士，中国同志是他们的佼佼者，中国战士视死如归，血在淌，他们用破布堵住伤口，高喊着‘乌拉’又向前冲去，中国人有毅力，没有苛求，东方兄弟成了其他国际主义战士的榜样。”1919年2月5日，《贫民报》以《中国人——英雄》为题刊载了沃罗涅什战线上英雄的中国营出色的表现。1919年7月15日维利卡卢家苏维埃《消息报》刊载，由于参战部队人数太少而且战斗地点彼此交错，常常有包围和迂回的情况发生。在一次包围事件中，一个连的部分人陷入困境，全体战士都英勇牺牲。机枪排有一小队中国人，他们是连队里的优秀红军战士，依然坚守在那里，他们曾多次打退敌人散兵线攻势，“子弹打光后，他们不愿意可耻地投降”，全体战士都英勇牺牲。他们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仍然忠于职守，从而使兄弟部队有时间进行休整。这种英雄主义的典范，“只有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进行的国际主义斗争中才有可能”，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革命事业”，“无名英雄们，你们将永远活在俄国工人农民的心中”。

为纪念在莫罗佐夫斯克车站战役中牺牲的中国战士，苏联政府在莫洛佐夫斯克市建成一座纪念碑。如今在莫斯科红场上还有张、王华工的墓碑，这是旅俄华工用鲜血和生命援助苏联人民解放事业的历史见证，他们用实际行动书写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

十月革命为华工成立社团组织提供外部环境，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东北地区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1917年留俄学生刘泽荣带领爱国留俄学生成立“中华旅俄联合会”，1918年底改名“旅俄华工联合会”。旅俄华工联合会及分会创办多种中文报纸，如《震东报》《共产主义之星报》，阿穆尔《社会警钟报》和《工人之路》，赤塔华工会出版的《华工醒时报》，这些报纸在华工中引起轰动，再次掀起了华工参加红军的高潮。

黑龙江沿岸许多城市与俄罗斯隔江相望，是旅俄华侨赴俄和归国的重要通道，也是华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红色通道。这些新思想和出版物被归国的华工陆续带回国内并沿着中东铁路传播出去。到1918年，大约4万华工由中东铁路回国。

1917年5月1日，哈尔滨3万名中俄工人罢工，在秦家岗教堂集会，举行示威游行。1918～1920年，中俄工人一起举行大规模罢工，从哈尔滨逐步扩展到中东铁路全线，由单纯的经济罢工迅速发展为政治大罢工。

十月革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在东北传播的热潮，加快马克思主义在东北地区的传播速度，加快了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设步伐。

车里雅宾斯克、鄂木斯克、秋明、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以及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等城市均设有联合会的地方组织，后又在布拉戈维申斯克、赤塔、摩尔曼斯克、彼尔姆、上乌丁斯克、奥伦堡、伯力、海参崴等地增设了华工地方组织。

旅俄华工联合会最基本的工作就是维护旅俄华侨在俄国的利益。会长刘泽荣领导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行领事职权，他着手进行华工生活状况调查，以与各地华工、华工团体联系或深入实地调查两种方式，拟定多处调查地点，如大战西部战线、西南战线、乌拉尔矿区、基辅、莫斯科至沃里滨斯克铁路沿线等，了解俄国各地华工的真实生活情况，取得证据，并向俄国政府内务部、兵工会、京城自治会等各机关进行交涉接洽；同时，提议召开有中国驻俄使馆代表、彼得格勒自治会代表、俄国政府工部代表、兵工会代表、中东铁路代表、彼得格勒总招工所代表、职业联合会总干事会代表等各方人士参加的会议，制定修改招募华工的统一合同大纲草案，力争改善华工待遇。在他的努力下，俄方政府决定在彼得格勒设立华工栖留所，并由市自治会、联合会共拨出经费8万卢布，负责收纳和安置华工，截至1917年9月共为1000多名华工安置工作，而且所有被安置工作的华工均享有和俄国工人同等的权利和待遇。到1918年，共遣送了大约4万名华工回国。归国华侨将俄国革命的所见所闻带回国后，也扩大了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联合会积极组织华工参加苏俄的革命斗争，进一步促进了旅俄华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随着红军中旅俄华工人数的增加，报纸作为传递消息、发布革命言论的重要媒介，成为部队越来越迫切的需求，尤其是在东部战线，苏维埃军事当局也认为有必要办一种中文期刊，以鼓舞红军中的中国战士。因此，旅俄华工联合会经过周全考虑，决定尝试创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旅俄华工大同报》，作为自己的机关报，在全俄范围内发行。编者为刘泽荣、张玉春和孙言川，该报为不定期出版物，拟定每月出版一次，最多两次，版面为两开两版。吸取了《华工报》办报经验，报纸素材大多取自本地报刊的重要文章和消息，收集材料后，由刘泽荣口译为中文，由孙言川记录并抄好后送彼得格勒兹洛特尼可夫石印厂石印，每期两三千份，几乎全部转送到苏俄的军事部门。1919年2月28日《真理报》记载：在1919年1月苏俄国内战争前线和沿前线地区，共发行2700份。

1918年到1920年，《旅俄华工大同报》一共出版了四五十期，它详细记录了旅俄华侨参加和支持革命，为保卫苏维埃舍生忘死英勇斗争的艰难历程，刊载了中苏两国领袖友好往来及两国战士和睦相处的珍贵历史文献。由于1920年刘泽荣同志回国，《旅俄华工大同报》停刊。

苏联初期的留俄学生

1922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立后，发表了对华宣言，废除沙俄时代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寻求革命出路的爱国青年带来了希望和曙光。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人的目光由西方转向苏联，于是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向往苏联、学习苏联的热潮。

一些进步青年不远万里纷纷到苏联求学，寻求革命真理。苏联各大城市相继开放和创办学校，为中国革命者敞开了学习的大门，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等革命学校应运而生，赴苏留学活动渐次兴起。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陆续派出一批骨干赴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以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大革命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曾出现中共党员留学苏联的高潮。

1．东方大学的留学生

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需要，1921年4月，共产国际创建的隶属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东方训练班，是专门为苏俄远东少数民族及邻近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东方大学，全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所大学一开始就担负着双重任务：既为苏俄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又要考虑东方“国家革命发展的一切特点，培养来自这些国家的干部”。东方大学建校之初属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后转为俄共（布）中央直接领导，学生的衣食住行等费用都由第三国际东方部提供。

1920年8月，上海外国语学社成立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从外国语学社中挑选二三十名优秀学生，分三批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1年4月，杨明斋具体安排第一批留学生启程，一个月后又派出了第二、三批。由于当时燃料缺乏，交通困难，这些留学生一路上走走停停，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抵达莫斯科。

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派的学生抵达莫斯科后组成的中国班是东方大学第一届中国班，该班学员有罗亦农、刘少奇、王一飞、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任作民、俞秀松、柯庆施、胡士廉、许之桢、汪寿华、卜士奇、任岳、陈为人、谢文锦、曹靖华、蒋光慈、韦素园、吴芳、周昭秋、韩慕涛、傅大庆、廖化平、李宗武、吴保萼等人。至此，以莫斯科东方大学为中心、以东方大学第一届中国班为主体，中共第一批留俄学生正式诞生。

1922年，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得知中共旅欧支部的许多同志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很多困难，便决定分批抽调旅欧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征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同意后，陈独秀便在莫斯科写信给巴黎中共旅欧支部。中共旅欧党支部于1923年3月首次派出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熊雄、王圭、余立亚、袁庆云、王凌汉等12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11月和1924年夏、秋，共分4批抽调旅欧同志奔赴苏联学习，学习期限一般为2年。中国班主要招收的是中共党员、团员，这些学员基本上是在国内有一定党务工作经验的干部，只有极个别的学员是非党人士。截至1924年秋冬之际，东方大学中国班学生人数约在150名，是各国留苏学生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班。1925年以后，东方大学根据中国留学生的文化程度，又开设了知识分子班和工人班。据史料记载，在1925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选送到苏联留学的干部，基本上都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到1927年上半年，到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人员共计100人以上。

东方大学中国班开设的课程很多，学习内容集中在政治学科，尤其是马列主义理论，主要课程和读物有：俄文、国际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党史、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等。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以及任弼时、萧劲光、俞秀松、柯庆施等留学生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盛会。每到十月革命节、五一国际劳动节等重大节日，中国学生都与当地市民一起参加游行、集会等纪念活动。他们还定期到当地工厂、农村参观。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在短期内培养出一批军事干部，以便更好地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在中国各地挑选了六七百人，其中有些是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赴东方大学的军事速成班学习。这些人先后于1927年10月到达莫斯科，并从中选拔出数十人，进入东方大学二年制的中国班。如著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就是这时由党组织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的。东方大学军事速成班的负责人是马斯洛夫，教员和教官是苏联人，担任翻译的人员大多是东方大学中国班的毕业生。军事速成班的六七百名学员分成几十个小班，学习的主要课程有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战术战策、简易工程兵学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1928年夏，东方大学的军事速成班结束后，大部分学员回国。第一批回国的大都是国民党右派分子和支持国民党观点的人，如谷正纲、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随后，一些中共党团员也相继回到国内开展武装斗争，一部分中共党团员则进入苏联正规军事学校学习，如伍修权等11人于当年秋天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左权、陈启科等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朱瑞、于树功等16人进入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学校；王稼祥、张闻天、沈泽民等人则考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俞秀松、周达明等人进入列宁学院继续深造，王明、吴亮平等人则留校任教或做翻译工作。1929年初，第二期学生毕业。大部分学生被秘密护送回国，博古、何子述等十多名学生留校任教；杨尚昆、李竹声、盛忠亮（即盛岳）留在了中山大学社会发展史教研室工作，另有少部分学生被转入苏联其他学校深造。后来，原东方大学的中国学员全部并入中山大学。

1933年5月，莫斯科东方大学重新开设中国班，称为满洲班，专门从东北抗日联军（包括兵败后退到苏联境内的部队）中选拔干部进行短期培训，时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海参崴局书记的维经斯基负责招生工作。1933年6月3日，共产国际委派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的美国共产党员蒂姆·赖安前往中国，负责招生工作。截至1935年底，东方大学的中共留学生由原来的20人增至70人，班级数量也增至9个。原来的满洲班升级为中国部，分为三个部分：基础班（军政训练班）设在莫斯科近郊的康采沃，共有7个教学班，其中满洲班4个，每班10人，共40人，学习期限为18个月，东北抗日联军的李兆麟、魏拯民、陈龙、朱光、李桂林、朱德海等人都曾先后在此学习；1个研究生班，学员6人，学习期限2年；1个青年班，学员9人，学习期限3年。远东特别班设在新佩列维坚诺夫卡，招收在苏联远东边疆地区工作的中国人，包括20世纪20年代毕业的原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留学生，学员9人。短期特别培训班设在东方大学校本部，专门为中共培训在国统区进行秘密活动的特工人员，共有6名学员。1936年2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进一步扩大中国部的规模：满洲班扩充至100人，远东特别班扩招到20人，研究生班增至10人，特别培训班增至15人，新成立华北班，从华北的日占区招收30名骨干，特别设立党的领导人员班，招生10名，主要是为负伤或患病的中共高层领导提供疗养和学习机会。这样，中国部的中共留学生达到185名。

1938年，应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提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将中国部原有的几个教学部门合并为一个，称为共产国际中共党校，仍隶属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院之下，由郭绍棠任校长。蔡畅、贺诚、贺子珍、杨之华、袁牧之、马明方、蹇先任等人曾先后在此留学。

1938年，东方大学关闭。1941年德国大举入侵，苏联已经无暇顾及留学生工作，东方大学中国分校停办。

2．中山大学的留学生

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66次会议上，鲍罗廷建议选派学生到中山大学学习。国民党政府对派遣留学生工作十分关心，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鲍罗廷担任委员会顾问，指定高级官员（包括谭延闿）来甄别学生是否具备资格。委员会成立后迅速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开始选拔留学生，选派留学生去苏联学习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1925年秋天在广州进行公开选派留学生报名工作。由于当时广州是全国革命中心，仅在广州就有1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选拔考试。经过初选、笔试、口试，淘汰率为9/10，共录取340名。其中，广州留苏学生占多数，为180人，广州的黄埔和湘滇军校各10名，50名来自上海，50名来自京津地区，还有20名学生由鲍罗廷推荐。鲍罗廷推荐的大多数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在广州选拔的留苏学生中，90%是国民党员。

除广州作为选拔留苏学生的中心地区外，上海和京津是另外两个主要的选拔地区，生源很广泛，有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陕西和北京、天津等地学生报名。上海和京津地区选拔的学生则多数是共产党员。

当时上海是留学生前往苏联的总站，除广州的一部分学生直接乘船到海参崴赴莫斯科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学生都要先到上海集中。中共把选派干部赴苏学习这一任务交给了杨明斋。杨明斋专在上海负责接受和选派学员的工作。在北京的负责人为李大钊，他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委总负责人，并担任国民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与广州公开选拔赴苏留学生不同，包括上海在内的北方区选送的赴苏留学生，由于在军阀的统治地盘内，不能公开招考，所以只能是采取直接指派的方式。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提下，1925年5月20日，中共中央为选拔留苏学生问题发出专门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负责同志选拔时要掌握合格条件，选拔的赴苏留学生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吴乐平、伍修权、孙冶方、陈绍禹（王明）等都是由北方区选送到苏联学习的。在这批留苏学生中，还有专门从北京蒙藏学校中挑选的蒙古族青年，如后来成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乌兰夫（云泽）。除了从国内派出到苏联留学的学生之外，还有一批是从法国、德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转学至苏联的学生。1926年1月7日，邓小平、傅钟、邓绍圣等一行21人受中共旅欧支部执委会的委派前往苏联学习，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不久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录取的学生年龄和文化程度相差较大，从十四五岁到四五十岁，文盲、大学毕业生、留学生应有尽有，真可谓“三代同堂”“长幼同课”。总的来说，约有1600名中国人在中山劳动大学完成了一门课程，至少有500人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除此以外，М. В．伏龙芝军政学院、Н．托尔马切夫军事政治学院、高等火炮学校、飞行军事理论学校、国际列宁主义学校、中央共青团学校都招收中国革命者。

在20世纪20、30年代，除中共党组织向苏联派出留学生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向苏联派出留学生。如新疆的盛世才在30年代就向莫斯科和塔什干派遣大批留学生，仅在1934年至1935年底被派到苏联塔什干中亚大学的留学生就有三批，约300名。其中有王公贵族的子女，也有贫雇农、普通牧民家庭的子弟。1932年，经地方党组织与苏联驻黑龙江省黑河领事馆联系，郭廷福、申吉庆、王文波、李季、汤文勇、韩哲一、王玉等8名进步青年学生先后分四批秘密前往苏联列宁学院阿穆尔伯拉格分院学习，寻找正确的抗日救亡道路。

在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共合作正处于黄金时期，各地工农运动发展迅速，共产党员人数较少，干部更不敷任用，中共党员留学生回国后投入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弥补了干部人员的不足。1925年中共四大，留苏回国的彭述之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留苏学生开始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在党内占据重要地位。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际，政治局委员中留苏学生占比增至29.4%。到1936年红军会师陕北时，12名政治局委员中有张闻天、秦邦宪、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王稼祥、何克全、林育英8名留苏学生，所占比例高达2/3。

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面对日军图谋大举进攻西伯利亚地区的形势，借助共产国际的力量，选调大批中共优秀党员和进步青年分批送到苏联莫斯科军事情报学校或者伯力进行特种培训，并陆续派回国内，建立遍布东北、华北地区的国际情报网，负责收集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队的军事情报。国际情报组织的红色特工大多在苏联受过特种训练，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具有良好的素质和顽强拼搏的战斗精神，他们默默承担着艰苦的工作，意志坚定，不怕流血牺牲，在隐蔽战线上凭借智慧与力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周旋和殊死的战斗，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为祖国的自由和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20世纪20、30年代的留苏活动支援了中国革命，提高了中共党员留学生的理论水平，培养了一批优秀军事指挥员，密切了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和20世纪50年代留苏教育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中苏友好时期的留苏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有了非常大的改变。由于意识形态相同，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经历了中苏联盟的蜜月期。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给予中国大量的援助，交还了在东北的特权。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要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除资金、设备方面存在困难外，最为奇缺的就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尤其是高级技术人员。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国经济各部门就迫切需要补充专门人才100万人、熟练工人100万人，其中仅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就需要增加技术人员39.5万人。而当时我国科研、教育、工程技术、工业、文艺等方面的高级人才不到7万人，甚至中国科学院所属机构到1952年时也只有研究人员1200多人。这一时期，国家亟须发展高等教育，国内又无法培养出大批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要迅速大量培养出中国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只能依靠苏联，通过派遣留学生获得。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中共中央提出要学习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仿照苏联，于是国内掀起学习苏联经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潮。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留苏人员以留学生为主体，还有部分援苏建设的华工。

1951年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考核，从全国的高等学校、科研机关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录取了375名，8月13日和19日，派往苏联的首批留学生分2批启程到莫斯科学习，其中有239人进入苏联各地高等学校读本科，另136人进入苏联的研究机构读副博士研究生，他们学习和研究的专业非常广泛，既有理科、工科、农科，也有文科。

1955年8月，经过严格审查，共有1932人赴苏联留学，其中大学生1660人，研究生239人，进修教师33人。按专业划分，工科1386人，占全部留苏学生的71.7%，主要集中在特工、采矿、动力、冶金、机械制造、电机、化工、运输和建筑类。除此以外，理科学生127人，农科145人，财经58人，政法45人，医科66人，文科63人，师范14人，艺术23人，体育5人。

1951～1953年，平均每年派出300多人；1954～1956年，平均每年派遣1000多人；1957～1959年，平均每年派遣400多人。截至1956年，在苏联政府帮助下，我国派遣赴苏联留学生人数有6000多名，其中学习理、工科专业的占75%左右。到1959年末，我国一共派出8000多名留学生，占我国派出留学生总数的91%，其中2/3学习理工专业。

这一阶段也是我国留苏教育的收获阶段，截至1956年已有354名留学毕业生回国（包括研究生127人、大学生227人），其中有2人获得苏联博士学位、111人获得苏联副博士学位。到1959年6月，我国已经有1300名留苏学生完成学业，其中300多人已回到国内工作。他们在苏联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获得了经验，学成归国之后，很快填补了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等领域的一些空白，承担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等重要任务，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越来越严重，日益公开化，留苏学生的派遣工作受到了波及。

针对当时的中苏关系状况，1960年下半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留学生工作会议对今后的留学工作重新进行了部署，会议要求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主要派遣有工作经验的研究生、进修教师和实习生，高中生原则上不派。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经济、文化交流几乎中断，导致在苏华侨数量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1966年，教育部、外交部发出了《关于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停止了留苏学生的选拔派遣工作。通知规定除个别特殊情况外，所有留学生都要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对于尚在国外留学的学生，采取休学和提前毕业的办法，务必于1967年2月之前返回祖国。据苏方统计，1951～1965年在苏联学习的中国人员中有18000名技术工人、11000名各类留学生、900多名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以及按科技合作合同在苏联了解技术成就和生产经验的1500名工程师。

20世纪50、60年代的留苏学生分布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基辅、哈尔科夫、高尔基城等几十个城市的22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里学习。其中尤其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城市最多，在这两个城市里学习的留苏学生约占留苏学生总数的70%。

这一时期留苏人员坚守“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派”的准则，与苏联同学同吃、同住，深入了解苏联人民生活，与苏联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留学生勤劳节俭、刻苦钻研、谦虚质朴，给苏联人民留下很深的印象。留苏学生回国后在各自岗位上勤勤恳恳、耕耘不辍，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祖国，为中苏的文化教育交流和加强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与以往留学活动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从留学生选派、培训、政治审查、学生留学期间的政治业务学习及留学费用和回国分配均由中国政府承担；留苏活动具有局限性，选拔标准过于突出政治标准，操作过程趋于政治化、简单化，使一些成绩和品质优秀的学生因“家庭出身不好”失去学习深造的机会；由于缺少经验，选拔过程仓促，出国前培训不足，使个别学生无法过语言关，不能正常开展学习而中途辍学；选派工作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留学生精心置备行李衣物、欢送晚宴、车站送行等，体现了党和政府的人文关怀；学习专业主要集中在卫生、水利、工业、教育、交通运输等行业，在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工科领域占有较大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