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时期，“振兴工商”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放眼西南，在20世纪30年代，地方军阀刘湘在革除政局陈弊、实现川政统一后，对开埠口岸城市重庆展开市政建设，促进工商发展。时渝市“人口日渐稠密，商业愈趋繁盛，各种近代化的轻工业与重工业渐次发达，对电力需求日渐迫切与增多”。1935年1月，地方当局根据国民政府《公司法》及中央建设委员会“经营电气事业人之规定”办理了注册立案手续，正式创立“商办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营业要旨为“实现整顿电气事业，完成渝市繁荣之主要动力，庶形成现代化之市场雏形”。

股权筹资是公司融资的主要方式，集资“计36户、2万股， 200万元”。1937年5月再“增股50万元”。战前公司资本构成如下：“公股52万元。系四川省政府、中国银行等投资，占资本总额的20.8%。公私合营股113万元。系川康殖业银行、川盐银行、聚兴诚银行及华西公司的投资，占资本总额的45.6%。私股84万元。计有怀疑股（股东登记存疑——笔者注）、不明股（股东登记存疑——笔者注）、四川美丰银行、重庆银行、南开中学的投资计67万元；以及股东登记股郭文钦等个人投资计16.97万元。”计私股占资本总额的33.6%。公司投资主体多元化与当时办电促进工商经济发展，产生效益、利益的分享性有关；采取资本社会化融资也适应了近代中国股份公司形态的发展要求。

上就公司“官商”利益共生、谋求利润而言，业绩也显为可观。一是发电量逐年递增。从1934年的822530度增至1937年的8151410度，发电容量最高负荷3830余千瓦。二是取得了盈利。根据统计，“1936年盈余417104.99元、净出金222475.05元， 1937年盈余404154.22元、净出金168495.60元”, 1938年“盈余505784.40元”，开局良好。

值得关注的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沦陷区大量人口、工矿金融企业、文化教育机构随国民政府西迁至渝。“陪都所在社会公用电光、电热弥关重要。”公司为适应用电需求，解决业务扩展上资金的短缺，遂向“市银钱业联合会准备委员会领用代现券250万元”临时济用，却“奉重庆行营令催照所领券额限期全数缴销”。1937年公司召集董事会说明：“如再添新机及线路设备至少可达900万元以上，而现有资本仅250万元，实不能从容应付。”从战事趋向看，随着日军逐步进逼，后方交通受阻及资源匮乏等因素致使公司的经营成本不断上涨。如公司业务报告所云：“抗战军兴，工厂内移与电力用户猛增，然材料缺乏，临时迭向外商采购外汇，但运费陡加，燃煤油料随用电字数近步，市价更空前飞涨，供电设备以及发电成本均较战前突增。”且自1938年始，日机迭次轰炸渝市，公司电力设施受损严重，用电管理秩序混乱，收益减少，进而也影响经济民生。电力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连接着公司经营追求与当局所关注，这促进国家资本对公司融资活动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