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文化视阈下的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研究，遵循这样一个分析思路：首先是对风险社会和公共危机两个核心概念进行深入思考，然后是对文化，尤其是对现代文化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清晰地阐述全球风险社会、公共危机及其治理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下面就基本假设、研究内容、核心概念、研究路径等内容进行详细阐释。
一 研究假设、研究内容和基本思路
1.基本假设
本书的基本假设是：（1）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与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之间存在系统的因果关系。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是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不断扩张的产物。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是一种现代性产物，是在现代文化框架和体系内被生产和制造出来的社会实在。现代文化是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产生的系统基质。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及其应对模式的演变构成了文化演化，尤其是现代文化发展和演化的独特内容和形式。（2）治理作为一种新范式，其内涵、功能和整体性实施后果还有待从历史角度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考证。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必须建立在对治理系统分析的基础之上。
2.研究内容
基于上述假设，本书的研究内容包括：（1）对公共危机、全球风险社会，尤其是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的分析和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是从长时段的文化演化角度去分析公共危机、全球风险社会以及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的发展势态和特征。（2）通过对文化、主要是现代文化的分析和研究，力图全面地把握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对现代文化形成系统认识，并构建现代文化分析框架，为现代性风险—公共危机形成机制的分析和阐释奠定基础。（3）对现代文化框架下的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形成机制的分析和研究。这一部分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文化与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逻辑关联，二是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之间的因果关联，三是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联。（4）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区分以及二者与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联的研究。（5）对治理的分析和研究。借鉴米歇尔·福柯的治理研究路径，从历史角度对治理进行全面分析和阐释，旨在重新认识和界定被世人普遍当作新模式的治理。（6）对现存的风险和公共危机应对机制的分析和研究，旨在分析当前风险和危机应对机制的内容构成、特点和缺陷。总的来讲，这是一个在文化框架内对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所进行的一项阐释性研究。
3.基本研究思路
作为一种阐释性的理论研究，文化视阈下的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研究总体遵循这样一个研究思路：从文化视阈对全球风险社会、公共危机及其治理进行全面阐释和分析，力图勾勒出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
对于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贝克将之归因于工业化或者现代化进程，吉登斯将之归因为现代性，有学者将之归因为资本主义，有学者将之归因为市场经济，还有人将之归因为全球化。本书认为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既不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产物，也不是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这些因素仅仅是全球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出现的一个方面，文化的演化，尤其是现代文化的急速扩张才是导致全球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频发的整体原因。从现代文化这个立论出发，需要进一步阐释的内容包括：一是从观念层面分析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从现代文化之组织方式社会化大生产出发分析现代性风险与公共危机的形成过程；三是从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这一微观角度出发分析各种人为的不确定性和现代性风险的制造过程；四是从现代文化之管理方式治理出发，分析治理机制及其内在蕴含的暴力与矛盾；五是从经济社会角度分析经济社会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因果关联。从这五个方面对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行阐释，力图揭示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频发的系统机制和整体文化原因。
对治理的分析和阐释，采取的是避开当前流行的治理理论的做法。随着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的兴起，治理俨然已经成为应对各种复杂社会问题的治病良方。本书对治理的探讨，恰恰是以避开这种当前流行的治理理论的方式进行的。首先，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论并非如世界银行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模式。其次，这种治理模式并非一个治病良方，可以不假思索地应用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这个问题域。最后，当前国内对这套治理理论、对治理的全貌还缺乏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因此随波逐流地将治理应用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这个问题域，从中推导出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方案是一种貌似合理但缺乏学术严谨的做法。这样，对于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而言，研究起点就不再是现行治理理论，研究的方法也不是从现行治理理论中推导出全部公共危机治理的模式和机制。而是要避开这种做法，从治理实践的演化过程——治理化进程开始着手，力图对治理进行全面的分析和阐释，进而重新界定治理。进而以此为基础对现存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进行归纳、阐释和评述。本书的研究首先是要把治理置于研究对象的位置，力图从整体上分析和把握治理。通过考察治理发展的历史来重新考量治理在现代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治理的内涵和功能，以及治理与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是全球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的第一步。全球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的第二步是对现代文化体系内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进行归纳、分析和阐释，对现存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进行评述。第二步的研究是建立在第一步研究基础之上的，因为只有全面理解治理、理解治理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内在关系，才能正确看待当前的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机制。
二 核心概念
黑格尔曾言，一个核心概念在各向度的充分展开，就是全部理论。当人们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都在追问上述核心概念是如何产生的时候，关于问题的研究就铺展开了。本书的核心概念有以下四个：公共危机、（现代性）风险、现代文化和治理机制。
1.公共危机
所谓公共危机，在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它是对人类这一物种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灾难进行描述的一种概念。即公共危机是指令相当一部分人类群体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和破坏的活动或者过程。公共危机是一个属人的概念，是人类站在自身角度对自身安危和损失的考量和感受。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对公共危机的损失统计中也会将其他物种的伤亡数计算在内，除了少数环保人士之外，人类更多是从其他物种的损失给人类带来的经济利益耗损这方面来考虑和计量的。
究其原因而言，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的公共危机就具有两种属性：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诸如自然灾害等危机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导致的。而流行性疾病、大型交通事故、安全生产事故、核泄漏和核战争环境污染性灾难、地区冲突、战争等公共危机则是随着人类群居文化生活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多为人为因素引发的事故灾难。在前现代社会，自然属性在公共危机中所占比例较大；但随着现代社会人类活动增多和干预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文化属性，即人为因素在公共危机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升。即便是在自然灾害领域，也出现了诸如极端天气事件这种受人为因素干扰而频繁出现的高强度灾难。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各种公共危机，自然因素的作用依旧存在，但背后的主导力量是人为文化因素。从现代文化这个框架分析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可以发现：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暴力，是一种在现代文化系统基质上形成的结构性暴力。无论是极端灾害气候还是流行性疾病，无论是战争还是恐怖主义，无论是贫困饥荒还是失业，都是现代文化系统基质上形成的结构性暴力。这种结构性暴力是现代文化的系统产物——现代性风险在时间和空间的集结和爆发。
2.现代性风险
自从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论题后，“风险”概念从一种局部领域的现象，上升为一个用来刻画整个当代社会根本特征的核心术语，在社会学中获得了同“后现代”“全球化”“共同体”“平等”之类概念一样的关键观念（key ideas）地位。就其性质而言，风险可以划分为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所为现代性风险，主要是指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为制造和释放出来的风险。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存在一个关键性连接点就是现代性风险。风险社会，顾名思义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但风险一直存在，何以今天的风险就能构成一个系统的“风险社会”，而且是全球性的？问题的关键，或者说风险社会的特质就在于其风险的现代性特征。换言之，风险社会概念主要强调的是由现代性风险的扩散所形成的一种危险境遇。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本质上是由现代性风险，或者现代性风险与原有的自然风险结合构成的一种破坏性势态。公共危机的发生过程就是现代性风险的集结、发酵和爆发的过程。现代性风险是全球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的重要构成。一种普遍境遇或者普遍问题都是由某种具体形式所构成的，现代性风险就是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主要构成要素。从人为不确定性到现代性风险，再到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这就是现代文化急速扩张，系统释放出来的现代性风险积聚所导致的一种消极现代化后果。现代性风险，是现代文化的系统产物，是现代文化在其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系统性地制造和释放出来的客观实在。从形成机制上讲，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作为现代文化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系统性地制造和释放的现代性风险不断集结和扩散的结果。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思考，对全球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形成机制的分析，核心在于现代性风险，在于对现代性风险社会化大生产机制的分析和探索。
3.（现代）文化
所谓文化[10]，指的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是人类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在这些生产交互活动中所形成的所有创造性成果。就纵向层面而言，由于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生产、生活、交流方式的不同，文化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文化、奴隶社会文化、封建时代文化和现代社会文化，也可划分为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其中前现代文化是对从原始社会到封建时代这一时期文化的统称，现代文化是人类当前的普遍存在方式和发展模式，后现代文化则作为一种思潮或者萌芽存在。现代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分水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和模式，是自中世纪后半叶逐渐萌发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命题，追求人类自治和自我管理的人类活动方式。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类逐渐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法治体系、代议制民主及其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现代化武器和军队制度、现代交通体系、现代科技、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一系列对人类生活产生变革性影响的新事物、新成果。毫无疑问，在现代文化阶段人类的力量被充分释放和发挥，这其中既包括创造性生产力，也包括掠夺性破坏力。前者造就出当今物质极为丰富和发达的现代社会，后者造就出全球风险社会、现代性公共危机以及各种不可治理性问题。对现代文化的分析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一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文化，二是作为体系结构的现代文化，三是作为实践过程的现代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文化是指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观念的全面展开。作为体系结构的现代文化则是由观念、思想和理论、制度、行为方式和器物等层面构成的复杂体系。作为实践过程的现代文化是指由知识、制度和物质商品三个社会化大生产系统组成的社会实践过程。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文化，其观念体系蕴含的基本矛盾是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从体系结构层面来讲，现代文化的观念、知识体系、制度、行为方式等内容与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都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从实践层面来看，现代文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是制造出各种现代性风险，并最终形成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系统机制。
4.治理
何谓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念和模式，还是一种历史更悠久、内涵更丰富的制度机制？遵循福柯的分析可以得知，首先，治理是一个有着几百年持续发展历程的实践过程，自16世纪以来治理的主要模式——国家治理先后经历了依国家理性治理、节制性治理和新自由主义治理三个阶段。其次，治理是一种权力运行机制，具有一个由主体、客体、受限原则和技术体系四大要素构成的基本结构，是各种制度连接而成的制度体系。从治理演化的整体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理念和模式并非是一种全新范式，而仅仅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延伸。从内容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治理理论仅仅是对这一时期治理实践的概括和引申，远远不足以承载和表现出治理的全部内涵、本质、特征和结构。究竟何为治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治理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很古老的管理行为，古代社会就已然存在一定的治理概念和治理行为。现代意义的治理，或者治理的现代范式，作为现代文化的管理方式，是一种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机制。现代意义的国家治理，不同于古代国家治理，是一种基于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以现代政府为主体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权力运行机制。除了国家治理，现代治理范式还包括企业治理、公民社会自治等形式，它们与国家治理共同构成了对现代社会的多元管理。总的来讲，治理作为现代文化的管理方式，是人类自治和自我管理的基本方式，是确保现代文化正常运行的一种普遍性、基础性权力运作机制，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治理范式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理解，广义治理是指包括国家治理、企业治理和公民社会自治在内的多元治理机制，狭义治理仅仅指的是国家治理。按照福柯的考证和分析，现代意义的国家治理形成于16世纪后半叶。先后历经了依国家理性治理、节制性治理和新自由主义治理三个阶段，形成了包括治理主体、客体、受限原则和技术体系在内的基本结构体系，并在几百年的国家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制度系统及运作机制。
三 研究视角
对社会性质的理解和判定取决于我们的视角。美国物理学家弗里肖夫·卡普拉认为，当代的所有难题，无论是经济难题、环境难题、社会难题还是政治和人类难题都是“同一危机的不同方面而已，而且这一危机主要是感性认识的危机”。[11]这里的“感性认识”是指人们对问题的“看”，即对问题的感知、理解和界定。卡普拉特别强调，“看”这一要素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为什么“看”如此重要？因为人们看世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是怎样理解世界和怎样在世界上采取行动的。人们“看”问题的方式直接决定了人们对待万物问题的态度和方式，决定了人们行动的内容和方式。现代社会的肇始，就在于几个世纪前以伽利略、牛顿、伏尔泰等人为代表的人们看待社会的眼光、视角、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自然成为人们征服的对象，人类成为万物的主宰。随后，这种以新视角、新思维、新方式“看”社会的方式和现象在社会各个领域不断扩大，新的分工、新的经济体系、新的领域、新的学科不断出现。现代文化正是在人类新视角、新思维以及不断创新的技术方法的推进下逐步形成、巩固和扩张的。在过去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不仅塑造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生活极为便利的现代社会，还滋生出一个危机四伏的全球风险社会。对于现代文化消极后果——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今天，人类应对方式的选择依旧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视角和方法，取决于人们对当前风险境遇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我们对它的看法和认识是局部的、支离破碎的、有限性的，如果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我们的思考方式没有什么根本性变化，依旧延续第一现代性的思路和模式，那么我们的应对方案也将是表层的、局限的和效果有限的。
如果是对单一的环境问题或生态问题提出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人们可以把这些问题当作社会的内界问题或者进行跨界研究。但对于风险社会这个研究对象，就无法将之当作某个或者某几个社会的内界问题来分析，而需要一个更加宽广的、更具整体性的视角和分析框架。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任何一个单一视角、单一国家或社会区域的分析都无法涵盖和揭示导致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基础机制的庐山真面目。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人类行为的最宽广背景”，因此，把对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及其治理问题的研究，放入“复杂的、多维的文化利益场景（medium of cultural interests）中去一展身手，会十分有用”。[12]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总是处在各种矛盾冲突之中，各种冲突的缠绕使得单个学科及其单一视角无法彻底揭示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内在矛盾及深刻根源。因此，从文化这个综合性、整体性视角出发，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进行全面考察和深入分析，是最恰当的选择。
1.从文化视角对公共危机以及公共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前人已有成果
从文化视角对现代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公共危机和公共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前人已有成果。首先是弗洛伊德从广义文化，即文明角度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爱因斯坦致信弗洛伊德询问其深层缘由。弗洛伊德从广义文化，即文明角度予以解释（见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理论中已然指出全球风险社会，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挑战的“是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13]德语中的“文明”一词对应的是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因此，贝克这段话可以转义为：风险社会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化制造的危险。但最终贝克并没有从整体的文化视阈对风险社会的成因进行分析，而只从现代文化之工业化的进程、科技、决策、知识等方面阐释风险社会的成因。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以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为基点深度剖析现代文化存在的问题。齐格蒙特·鲍曼认为，作为现代社会自我意识的文化观念内在具有深刻的矛盾性和含混性，文化观念的矛盾性深植于文化观念不可治愈的悖论性，文化内在包含的逻辑矛盾通过创造秩序的实践反映在由这些实践所建构出来的真正的社会矛盾上，在文化的自负达到其顶峰的时候，反攻的时代就开始了，因为在文化概念内被调和的悖论所产生的离心力迟早将引爆这个脆弱的总体。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著名的美国国家关系理论家彼得·卡赞斯坦抛弃传统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视角，从文化视角出发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综上所述，从文化视角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前人已有一定的探索和积淀。
2.文化是整体、系统地审视全球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的最佳视角
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经历和传统，人们用“文化”这一概念来表达共同经历及共享成果。人类，这一群体的历史及创造在这一概念中得到反映，因此文化是了解人类历史，尤其是人类自17世纪进入现代以来的历史及成就，了解今天这一现代社会体系的最佳工具。从霍尔到格尔茨，众多学者都在寻找文化所具有的持久的基本单位，企图构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统一的文化概念、一个综合性文化框架，以增强文化的阐释性价值和功能。从文化的人类学定义到文化的生态学、生物学定义，人们对文化的理解逐渐呈现出一种更广义和更综合的趋势。文化逐渐被描绘为一个不断扩大、能够包罗更多内容的同心圆。纵观文化研究发展史，几个世纪以来，各个学科的文化研究者都在努力向这个目标靠拢。而最接近这一目标的，当属加拿大当代文化研究学者保罗·谢弗。谢弗提出了文化的整体概念，即文化是“动态的和有机的整体”[14]。文化的整体性概念的提出对于文化的阐释性价值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来看，作为整体的文化，就是社会成员所创造的一切。从生态学和生物学角度出发，文化这个整体的范畴已经扩大到包含人在内的其他一切物种所创造的一切。作为整体的文化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在广度方面，文化是所有人和所有物种的文化；在深度方面，文化则涉及每一类和每一个物种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综合各个方面，文化获得了一种整体含义。文化是“与人们看待和解释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自身的事物、提高和丰富生活以及与在世界上定位自身相关的有机的和动态的整体”。[15]对于谢弗而言，以整体来表达和定义文化的真正起源就在于试图利用文化了解并处理危及人类生命和威胁分裂世界的一大堆概念和实际问题：环境危机、分裂的世界等问题。文化的整体性概念的完成，使得文化顺理成章地成为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有价值的工具。
对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首先，文化能够提供现阶段人类所需要的系统分析的整体性视角。其次，文化能够提供理解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分析框架，提供当下以及未来所需的整体性看法。通过把重点不仅放在问题本身上，而且放在问题所在的容器上以及放在它们之间的复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上，文化有可能使人们思考到不同行为过程的协调效果和结果。最后，文化还是人们思考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问题的框架。文化演化过程中系统产生的问题最终还要通过文化的系统改变来解决。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还需要在文化框架下进行阐释。总的来讲，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整体性视角使得文化成为系统地观察和透视人类世界整体的最佳方式，是全面理解和阐释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最佳方式。
3.现代文化是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形成的系统基质
从成因上讲，现代文化是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形成的系统基质。因此，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系统分析必须从文化视角进行。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总是处在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之中，各种现代性问题的缠绕使得任何一个单一视角、单一学科都无法彻底揭示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内在机理和深刻根源。贝克也指出，风险社会挑战的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广义现代文化）制造的危险。全球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框架的中心主题和透视内容是涉及存在于我们的现代文明（广义现代文化）中的人为的不确定性（fabricated uncertainty）所带来的副作用、风险和危险。[16]。文明是人类文化运动的最终结果和产物，是静态的表现。相对于作为结果的、静态的文明，文化作为一个过程，一个朝向最终文明结果不断前行的运动过程，更能充分展现各种文明后果的形成机制和作用原理。现代文化就是现代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方式。现代文化的极度扩张、对自然世界的无止境侵蚀、对其他非现代文化形态的毁灭和破坏，最终导致全球风险社会这一危险境遇以及频频发生的各种现代性公共危机。游荡在地球上空的各种现代性风险如同漫天飞舞的蒲公英种子，不知何时落在某处与周围土壤中蕴藏的各种矛盾因子结合在一起生根发芽，成熟之后以突发性事件这一现代性公共危机的典型形式显现。随着危机的爆发，包含着危险、破坏力量和新风险的因子再次运动扩散、落脚、生根发芽，引发下一个公共危机。现代文化首先是现代性风险产生的系统基质，现代性风险经过聚集、裂变，形成公共危机。所以说，现代文化是孕育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现代性公共危机的系统基质。如前文所讲，文化是人类行为的最宽广背景，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分析，必须放到文化这个场域中进行。文化是全面理解、观察和分析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现代性公共危机的整体框架。当前人类仍然在现代文化的序列中前行。只有从文化出发，我们才能清楚地、全面深入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的现状、我们所面临的危险灾难和我们的未来。只有立足于现代文化，全面深刻地反思其现代化轨迹和现代性后果，在客观、审慎的批判基础上重新思考、选择和建构人类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们才有可能、有希望走出全球风险社会这一危险境遇。
4.文化是我们应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问题的力量和框架
在保罗·谢弗给文化的整体性定义中，文化是“与人们看待和解释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自身的事物、提高和丰富生活以及与在世界上定位自身相关的有机的和动态的整体”。[17]这其中，“看待和揭示世界”揭示的是文化的阐释功能，而“组织”“处理”“提高”“丰富”“定位”则体现的是整体性文化概念在解决问题方面的价值和功能。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现代性公共危机的成因来讲，现代文化既是其生长的土壤，也是人们改造的对象。对全球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问题的处理必须从对现代文化的改造着手。因此，文化不仅提供了理解问题的视阈、分析问题的框架，还是人们思考对策的着眼点和场域。更进一步讲，文化是当前人类应对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所必须倚重的力量。一方面，通过把重点放在问题本身以及问题所在的容器上——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上，文化能够帮助人们思考、解决人类的不同行为过程如何产生出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现代性公共危机这一统一结果。另一方面，通过对现有文化的反思、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新文化力量的思考、挖掘和构建，文化成为人们应对当前普遍的风险境遇和频频发生的公共危机必须倚重的力量。广义的现代文化概念框架超越了社会—自然二元论分界，能够充分透视和揭示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为的不确定性—现代性风险”及其后果——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自1500年以来的几百年间，现代化始终是世界前行的主流，现代文化是人类的主流文化。在现代文化面前，国家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逐渐降格为亚文化，并不同程度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破坏和改造。所谓文化差异是对亚文化而言，从一般层面来讲，现代文化已然成为一种普遍性现象和活动，不同社会在此层面只存在程度差异，而不存在类别差异。因此，总的来讲，今天的世界各国受地理、历史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尽管文化差异依旧很大，现代化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但都共享现代文化这一基础性基质结构。作为人类社会系统基质和主导力量的现代文化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主宰力量，也正是基于此，由其所制造的现代性风险最终将人类推向全球风险社会。如何改变人类当前的危险境遇、如何营造一个新的未来，人们必须从对现代文化的反思开始，从对新文化力量的挖掘、构建开始，舍此别无他法。文化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依旧是人类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力量源泉。
四 研究方法和路径
1.研究方法：多角度、跨学科、综合性研究
贝克指出，风险社会作为现代文明系统的产物，在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机制下被生产出来，风险的制造已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制造者。然而对此问题的分析，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理论又陷入了“循环争论”[18]，即通过使用旧有的分类，如阶级、企业、国家—政府、工业、科技等制度性结构——这些制度性结构本身就是现代化风险的始作俑者和推动者——解决风险社会诸问题，通过竭尽全力阐释问题的理所当然性来构建一个“一切照常”的社会。在贝克看来，此路径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激进的现代化进程潜在地以一种人们主观愿意和预期无法预见和控制的方式在削弱以民族—国家社会为基础的第一现代性的根基，改变着它的参照标准，在频频发生的现代性公共危机面前，第一现代性中最基本的关于风险和危机可控制性、确定性或者安全性的想法已然土崩瓦解[19]。另外，笔者认为，人们用以应对危机的现行手段、工具和制度，如国家—政府、工业化进程、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等，其本身就是风险的制造者和风险社会的始作俑者；现代性公共危机所表现出来的活跃的性质是由风险社会的制度矛盾所制造的；风险是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普遍的，人们不可能通过“其物质化之外”的过程和体系来理解现代性风险及其公共危机，它们也不可能通过一种现代文化体系内部的“特殊的调停”得到妥善、彻底地解决。[20]因此，贝克指出，全球风险社会的应对不能“一切照常”（everything goes），仍旧通过使用企业、国家—政府、工业、科技等制度性结构来解决风险社会诸问题，对此，人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打破“保守的和正统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的铁笼”和“抽象之围墙”[21]，这才有可能破解“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机制和深入到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风险的系统化生产。
当前，风险管理和公共危机管理无疑成为各国政府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之一。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在对此类问题作相关的深入研究，每个学科的称呼不同，比如国内自然科学称之为公共安全研究，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称之为国家安全研究，社会学领域叫作风险社会理论和社会冲突研究、心理学领域称之为人类危机思索、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危机研究、公共管理学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或政府应急体制研究，等等，汇总起来，都可以概括为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研究。学科不同，各自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不同，对危机类型的侧重也不同，解决问题时所选择的方法和路径当然也各不相同，这种各自为政、多条战线的研究态势为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和路径的同时，也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耗费和混乱。今天，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各种风险和公共危机都呈现出交叉性和复合性，每一种危机的爆发和解决都涉及多个领域、多个国家乃至全球，仅从单一视角出发已然无法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和有效治理。因此，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性分析势在必行。多角度分析的难点在于：第一，如何选取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整体性视角，将各个不同角度有机结合在一起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分析；第二，必须对各学科相关知识做深入细致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对分散在各学科的相关知识进行整合、融汇、贯通，在一个统一的路径上对问题展开深入分析。既要做多学科角度的跨学科分析，又要使这种分析统一在一个整体视角和统一路径之上，分与统的有机结合和辩证逻辑是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及其治理研究的难点和亮点。
2.研究路径：宏观路径与微观路径结合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基本沿着两条路径展开。首要一条是宏观路径的分析：从文化与公共危机之间逻辑关系的梳理开始，在对（全球）风险社会以及公共危机定性的基础上，从现代文化这个分析框架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深层原因和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和阐释。另一条重要线路是建立在社会实在基础上的微观路径分析。无论是全球风险社会还是其现代性公共危机，都是现代性风险大量集结的产物。贝克指出，现代性风险的前身是人为不确定性，那么人为不确定性从何而来，即人为不确定性是如何在现代文化的实践过程中，或者在现代化过程中被系统地制造出来的？现代系统学已然指出，人为确定性同样能够产生现代性风险，该现象在缺乏民主的国家尤其明显。那么，现代化过程中的人为确定性又是如何产生的，部分人为确定性又是如何转化为现代性风险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意味着在现代文化这个宏观框架内对现代性风险的一般形成机制进行探索和确定，这是一种宏观视阈下的微观分析，而且这种微观分析是一种对现代文化体系内普遍存在的一般性生产机制的描述和确定。如果说宏观分析旨在阐释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那么，微观路径的分析则旨在揭示和描绘二者之间具体的联动机制和生产过程。而二者的集合点，或者说微观分析的立足点就在于对包括现代性风险在内的社会实在建构过程的分析。社会实在是现代文化的基础因子，现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实在的社会化大生产过程，因而也是一个由社会实在构成的复杂体系。准确地讲，现代文化正是在社会实在的建构或者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系统地制造出来的大量的人为确定性和人为不确定性，这些人为确定性和人为不确定性进而转化为现代性风险，这种新的、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社会实在的并最终演化为全球风险社会及其频频发生的现代性公共危机。
（1）现代文化层面的宏观路径分析
现代文化层面的宏观路径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这涉及对现代文化三个不同角度的界定和理解。遵照鲍曼的文化分析逻辑，可以从三个方面对现代文化进行了理解和界定，分别是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现代文化、作为实践过程的现代文化和作为结构体系的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宏观路径的分析就是分别从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现代文化、作为实践过程的现代文化和作为结构体系的现代文化三个层面出发、阐释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首先，是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现代文化层面的分析。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现代文化是一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集体价值观体系。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自身存在的一些基本矛盾是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形成的内在动因。其次，是作为实践过程的现代文化层面的分析。作为实践过程的现代文化本质上就是一个关于社会实在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文化的基本运作方式。现代文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包括思想观念、科学技术和知识的社会化大生产、制度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物质商品的社会化大生产这三种基本形式，总归都是社会实在的社会化大生产。现代文化以其独有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也创造出全球风险社会这一前所未有的危险境遇以及各种现代性公共危机。最后，是作为结构体系的现代文化层面的分析。从结果来看，现代文化是一个包括观念思想、知识理论、制度、行为方式和器物等多层面的复杂系统。时至今日，现代文化体系内的不同内容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式的风险制造中均扮演着不同角色。尤其是在一个利益和利润决定一切的经济社会中，现代国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风险社会及其现代性公共危机中各扮演什么角色，作为制度性事实的国家、政府、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存在怎样的实质性关系，这些都是本书要进一步讨论和分析的。
（2）社会实在层面的微观路径分析
文化视阈下的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宏观角度指出现代文化各个部分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还要具体指明和阐释现代文化如何系统地生产出一个公共危机频发的全球风险社会。如前文所言，现代文化本质上就是一个关于社会实在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社会实在是现代文化的基本构成因子，是现代文化这个生命复杂体的细胞，而社会化大生产就是现代文化的基本生存方式和基本运作方式。那么，对现代性风险的形成过程这一微观领域的探索可以从社会实在这一现代文化构成细胞的建构过程的分析开始。根据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现代性风险的背后是“人为的不确定性”，而“人为不确定性”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并没有做出系统阐释，从而使风险社会理论留下被后人诟病和质疑的机会。现代系统论已然指出，除了人为不确定性，人为确定性同样能够产生现代性风险，尤其是在缺乏民主的国家，由人为确定性导致的现代性风险和公共危机尤其突出和明显。毋庸置疑的是，以追求人为秩序和人的管理为目标的现代文化中，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为确定性的制造过程。由人为确定性导致的现代性风险的形成机制可以从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中去寻找。然而事实上，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不仅只生产人为确定性，而且通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对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必然还释放出大量的人为不确定性，这些人为不确定性同样转化为现代性风险，存留在社会内部。这样，对现代性风险具体来源和生产过程的分析都可以集中在作为现代文化基本因子的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中进行分析，导致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现代性风险的具体形成机制问题得以解决。立足于社会实在的建构过程，人们就可以从具体层面揭示和探索现代性风险的制造、释放、减少和控制问题。总的来讲，微观路径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哲学本体论研究，从社会实在的建构这个基础关节入手对现代性风险的具体形成机制进行阐释和分析。
在从宏观和微观对现代文化和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梳理和阐释之后，接下来要谈谈治理。对治理的分析依旧是在现代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宏观分析，因为作为现代文化基本管理方式的治理本身就是现代文化的一项重要基础性机制。除此之外，现代文化不仅系统地制造出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还形成了一整套风险和公共危机应对机制。这些风险和公共危机应对机制也可以称作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作为广义治理系统的一个具体内容和分支构成。总的来讲，从文化尤其是从现代文化视阈审视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可以发现，人们用以创造新事物的手段和方式恰恰就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人们用以解决问题的机制其本身也许与问题之间早已存在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人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同样有可能在生产和制造新问题、新风险和新危机。人类如果不能跳脱现代文化的独有思维，就很难摆脱全球风险社会这一危险境遇。
[1] 〔美〕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阎纪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209页。
[2] 夏宝成：《西方公共安全管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第1页。
[3] 《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关于战争深层原因的通信》，引自〔美〕E.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分析》，孟禅森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第552、543～545页。
[4] 〔美〕E.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分析》，孟禅森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第16页。
[5]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67页。
[6]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15页。
[7] 参看〔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第6～31页。
[8]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33页。
[9]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85页。
[10] 注：本书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广义文化概念。
[11] 〔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许春山、朱邦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7页。
[12] 〔英〕马林诺夫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黄剑波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30页。
[13]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4页。
[14] 〔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许春山、朱邦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9页。
[15] 〔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许春山、朱邦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51页。
[16]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4页。
[17] 〔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许春山、朱邦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51页。
[18]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73页。
[19]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页。
[20]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76页。
[21]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