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 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

（庆祝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

“我们和各个民族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和法兰西共和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老早就很了解各个民族了吗？我们不是已经给每一个民族指出了适当的地位了吗？我们不是已经把理论领域划给德国人，把政治领域划给法国人，把市民社会的领域划给英国人了吗？干嘛突然又把法兰西共和国搬出来！为什么要庆祝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事情呢？这个阶段老早就被超过了，被它自身的后果取消了。如果你想告诉我们一些英国的事情，那你最好是谈谈社会主义原则最近所达到的阶段，请你告诉我们，片面的英国社会主义是不是还不知道它远远低于我们的原则高度，是不是还不知道它只能算是一个阶段，而且只是发展中的一个被超过了的阶段！”

亲爱的德意志，请你冷静些！无论是哪个民族或是法兰西共和国都和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这种兄弟友爱比德国的一切“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都要宝贵得多。

现代民主（它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后来发展成法国的共产主义和英国的宪章主义）旗帜下的各民族的兄弟友爱向我们表明，群众和他们的代表比德国的理论家更懂得时代的要求。

“但是谈论的问题不是这个呵！谁在谈论这种兄弟友爱，谁在谈论这种民主呢？我们谈论的是各民族的兄弟友爱，而且就只是各民族兄弟友爱，我们谈论的是民主，而且就只是民主，只是民主本身。难道你们把自己的黑格尔全都忘掉了？”

“我们不是罗马人，我们都抽烟。”我们谈论的不是现在在世界上发生的反民族主义的运动，而是靠纯粹思考即靠毫无根据的幻想在我们的头脑中消除民族的特点。我们谈论的不是全欧洲所向往的现实的民主，即不同于从前的一切民主的完全特殊的民主；我们谈论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民主，即希腊、罗马、美国和法国的民主的一种平均物，简而言之，即民主这个概念。我们谈论的不是属于19世纪的、丑恶的、暂时的东西；我们谈论的是永恒的、“早在山岳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范畴。总而言之，我们谈论的不是大家所谈论的东西，而是完全另外一种东西。

简单地说，当英国人、法国人以及那些参加实际运动而不空谈理论的德国人现在谈论民主和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的时候，绝不应该只就其政治意义来理解。目前，只有德国的理论家和我们现在没有加以考虑的少数外国人还有这类荒诞的想法。实际上，这些言论现在已经具有社会意义，而且它们的政治意义已经溶于社会意义之中。这个革命已经不是一个仅仅争取某种国家形式的斗争，如像目前在德国还经常描绘的那样。即使对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从当时大多数的起义和饥荒的联系、从首都粮食供应和储备物资的分配（1789年开始的）的意义、从最高限价令和对付粮食囤积商的法律、从革命军队的战斗口号“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从共和主义者唱的要du fer〔武器〕、要du coeur〔勇气〕、还要du pain〔面包〕的“卡马尼奥拉”歌以及成百件的其他极为明显的事实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主和纯政治的组织完全是两回事。此外，大家知道，1793年宪法是由依靠起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制定的，恐怖统治是由这个政党实行的，罗伯斯比尔的复亡表明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巴贝夫和他的同谋者从1793年的民主思想中给平等作出了当时最进步的结论。法国革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社会运动，在它之后，纯粹政治上的民主已经变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了。

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任何其他的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实际毫无联系、认为原则不是靠人和环境发展起来而是靠它本身发展起来的、好空谈的梦幻家的头脑中。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糊的。我们在估计共产主义的战斗力量的时候，可以放心地把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群众估计在内。而且，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为除了我们现在没有加以考虑的那些民主主义者之外，1846年欧洲所有的民主主义者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觉悟的共产主义者。

尽管法兰西共和国已经“被超过”，但是各国的共产主义者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参加它的庆祝会。第一，所有因愚蠢而被人利用来镇压革命的人民，在他们终于明白了自己由于忠君爱国的情绪干了什么样的蠢事之后，就应该公开地向法国人道歉；第二，现在欧洲的整个社会运动只不过是革命的第二幕，只不过是为结束1789年在巴黎揭幕而现在已经以整个欧洲作为舞台的那出戏作准备而已；第三，在我们这个充满胆怯、自私和吝啬的资产阶级时代，回忆一下那个伟大的年代是完全适时的；那时全体人民曾经一度抛弃了一切胆怯、自私和吝啬，那时他们是敢于反抗法律的、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退缩的人，是具有坚强毅力的人，曾经在1793年5月31日到1794年7月26日使得一切胆怯鬼、一切小商人、一切投机者，总之，使得一切资产者都不敢抬头。在一个叫做路特希尔德的人掌握着欧洲和平的命运，克希林叫嚷着要实行保护关税，科布顿叫嚷着要实行贸易自由，迪加尔特在鼓吹利用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协会来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时候，我们确实必须提起马拉和丹东、圣茹斯特和巴贝夫，以及在热马普和弗略留斯两地所取得的光荣胜利。如果这个坚强有力的时代和这些刚毅果敢的人物对我们这个小商人的世界不再有影响，那末，人类的确就会堕入失望的深渊，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克希林、科布顿和迪加尔特这些人去随意支配。

最后，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纯粹的社会意义。幻想成立欧洲共和国和利用适当的政治组织来保障永久和平，就像空谈靠普遍的贸易自由来保护各族人民的团结一样荒唐可笑；当所有这类多情善感的幻想完全不中用的时候，各国的无产者就开始不声不响地在共产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真正地结成兄弟。也只有无产者才能够真正做到这点，因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无法越出民族的范围。他们的少数几个理论家即使把他们所有那些美妙的“原则”都搬出来也顶不了什么事，因为他们根本不触犯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整个现存制度，他们只会说空话。可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

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我刚才所说的一切。

还在1845年8月10日，在伦敦就差不多同样隆重地庆祝过三个事件：1792年的革命、1793年宪法的颁布和“民主协会”的成立。“民主协会”是由参加1838～1839年运动的英国党中最激进的一派建立起来的。

这个最激进的派别自然是由宪章主义者和无产者组成，不过这些无产者对宪章运动的目的都有明确的认识并且竭力促其实现。当时大多数的宪章主义者都还只想到把政权转入工人阶级手中，只有少数人才想到如何使用这个政权的问题，可是在当时的运动高潮中起重要作用的这个协会的成员却一致认为，他们首先都是共和主义者，而且正是宣布1793年的宪法为自己的信仰的标志、断然拒绝和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联合、始终认为被压迫者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有权使用压迫者用来反对他们的一切手段的共和主义者。他们还不止于此；他们不但是共和主义者，而且是共产主义者，并且还是不信宗教的共产主义者。到1838～1839年的革命高潮衰退时，协会瓦解了，但是它的活动并没有落空，而是大大地加强了宪章运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宪章运动中的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在上述的8月10日的庆祝会上已经提出了共产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原则，除了政治平等的要求，还提出了社会平等的要求，并且会上大家都热情地向各国民主主义者祝贺。

以前在伦敦也做过团结各国激进派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英国民主主义者内部的分歧和外国人对此不了解，部分地是由于各国党的领袖之间有原则上的分歧。民族差别严重地妨碍团结，甚至很早就住在伦敦的外国人都几乎一点也不了解在他们眼前所发生的运动和事物的真相（虽然他们对英国的民主寄以莫大的同情），分不清激进的资产者和激进的无产者，并且企图把臭名昭彰的敌人当做朋友聚集在同一个会上。由于这些原因，同时还由于不信任其他的民族，英国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又因为这种谈判成功与否必然取决于各委员会的几个领导人（他们大多是彼此不认识的）意见是否一致，所以更是容易犯这种错误。在过去那些尝试中，由于这些人选择得极不恰当，所以事情每次都很快就陷入了僵局。但是这种兄弟友爱是迫切需要的。每一次尝试的失败都只是激发大家再去努力。当伦敦的一些民主主义的领导人对这种事情感到厌倦的时候，就有其他的人来代替他们；1845年8月又做了一次彼此接近的尝试，这次尝试就不再是毫无结果了。住在伦敦的各国民主主义者利用别人早已宣布要召开的9月22日的庆祝会公开地宣告他们联合起来了。

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年底

载于1846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2卷

署名：弗·恩格斯

按杂志原文刊印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662～667页

［6］1845年8月下半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直接促进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政治流亡者的代表人物的接近。他们出席了宪章主义者和正义者同盟伦敦组织的领导者同各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活动家所举行的协商会议。据1845年8月23日《北极星报》报道，会议在恩格斯的支持下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召开居住在伦敦的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公开会议，讨论建立一个协会，以期彼此了解（通过定期的联席会议）各国争取共同事业的运动进行的情况。”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加9月22日的会议，因为他们当时已经离开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