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精神文化生活

君士坦丁时代是拜占庭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近两百年时间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地中海文化经历了复杂剧烈的变化，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化、古代的东方文化和新兴的基督教文化在这里经过相互之间的撞击、渗透和融合，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化体系，它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多样的表现形式、稳定的民族载体、全面的文化成就和巨大的影响力。早期拜占庭国家在推行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宗教政策的同时，也注意开展文化活动，通过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达到强化专制统治的目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过渡构成了这一时期拜占庭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

早期拜占庭国家特别注意继承古典文化的遗产，这是因为皇权专制统治需要从传统中寻求精神力量，从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得到民众的认同。同时，拜占庭帝国的兴起有助于文化活动的开展。君士坦丁堡以其安全、繁荣，吸引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知识界，原先集聚在故都罗马的文人学者和分散在地中海世界各个角落的艺术工匠纷纷涌向帝国新都。他们带来大量的图书文物、艺术杰作，丰富了首都的文化生活，他们对古典文化的狂热追求促进了新国家崇尚知识的文化氛围。为了集中保护古代遗留下来的图书手稿，中央政府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国家图书馆，其任务不仅包括整理、抄写古代书籍，而且包括广泛收集民间藏书。这座图书馆很快发展成为仅次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第二大国家图书馆，藏书达12万册，其中多数为古典书籍。翻译和注释古代作品也是当时知识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在数百年希腊化的过程中，东地中海不同民族在接受希腊文化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古典的古希腊语言，使这种流行在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国际语言呈现语法混乱，地方俚语、方言混杂的现象。当时，古希腊语对于使用中世纪希腊语的拜占庭希腊人来说也是艰深难懂的。正因为如此，对古典文史哲和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注释就显得十分必要。也是在整理翻译古典作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古典希腊罗马著作的两大译本体系，即以亚历山大用语为基础的柯普特语译本和以君士坦丁堡用语为基础的希腊语译本。流传至今的古希腊罗马作品大多是从这两种译本翻译成近现代通用语言的。古代杰作的翻译有助于古典文化的普及，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形成了浓厚的尚古风气，人们积极学习古代语言，搜集古代图书，翻译古代名作，研究古代哲学和背诵古代文学戏剧。4世纪著名诗人塞米斯条斯（Themistios，317—388年）和4、5世纪亚历山大最负盛名的女学者海帕提亚（Hyptia，355或360—415年）是当时众多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为了发展世俗学术活动，皇帝朱利安下令进行全国统考，招聘国立学校教师。皇帝塞奥多西二世正式建立君士坦丁堡大学，开设哲学、法律、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当然，建立国立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满足补充庞大的帝国官僚机构的需要，但是，在客观上却起到了繁荣文化生活的效果。

基督教文化在这个时期也有重要发展，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古代东方神秘主义文化极大地影响了基督教文化。由于拜占庭政府的基督教化政策，许多学者致力于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结合，使宗教文化迅速发展，出现了大批基督教文史著作和圣徒传记，神学论文和对话集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文学创作形式，宗教书籍开始充斥各个图书馆，尤其是教堂和修道院图书馆发展极快，大有取代国家图书馆之势。同时，基督教艺术家逐渐放弃了古典作家注重自然景物的审美观念和创作手法，宗教的抽象艺术风格也逐渐取代了先前的世俗倾向。在此过程中，拜占庭帝国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基督教文学中心，其中有小亚细亚的卡帕多细亚地区、叙利亚的安条克和贝利图斯城（今贝鲁特）、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和加沙城、巴尔干半岛的塞萨洛尼基城和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一批基督教文学家闻名遐迩，他们的作品走红一时。例如，被时人称为“卡帕多细亚三杰”的瓦西里（Bασιλειος，330—379年）和格列高利（Γρηγοριο，335—394年）兄弟，以及他们的朋友神学家格列高利（Γρηγοριος，329或330—390年）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基督教文化与世俗古典文化并不是尖锐对立的，当时著名的作家几乎都是教俗文化兼通的大学者。例如，瓦西里青年时代就在雅典和亚历山大最好的文法学校接受系统的世俗教育，精通古典文学，后来投身新兴的“新亚历山大学派”文化活动，致力于用古典希腊哲学概念思考和解释基督教教义。神学家格列高利也是拜占庭帝国最有名的世俗学校的毕业生，对古代戏剧和诗歌颇有研究，后来从事基督教文学创作，留下大量模仿古典叙事诗的宗教散文和神学教义论文，其中长篇散文《关于上帝的生活》是当时基督教文学的代表作，在拜占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叙利亚的著名作家约翰·赫利索斯托姆（John Chrysostom，340—407年）被后人认为是教俗文化结合的典型代表，他极有创作和演说才能，思维敏捷，作品富有逻辑性，据记载，这些优点全是得自于其早年在著名世俗学校的学习。他一生著述丰硕，留下了大量论文、散文、诗歌、演讲词和书信，对后世影响颇深，以致许多拜占庭作家模仿他的作品。一位拜占庭诗人是这样评价他的：

我曾读过他上千篇布道词，它们渗透着无以言表的甜美。自年轻时代，我就敬慕着他，倾听他的演讲，那好似上帝的声音。我知道的一切和我的一切都属于他。

尤西比乌斯（260或264—338或340年）也是一位不可不提的重要文史作家，他一生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其中《教会史》、《编年史》和《君士坦丁传》是他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保持了古典希腊历史作品的写作风格，既是拜占庭历史记载的开山之作，也是拜占庭教俗历史撰写的范本，不仅成为后代拜占庭历史作家的学习榜样，而且是研究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现代历史学家必读的史料书籍，在拜占庭文化史上占有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他的作品目前大多有英文译本。

君士坦丁时代文人学者众多，各种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这里难以一一详述，笔者将另作专门叙述。总之，君士坦丁时代是早期拜占庭国家在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改革，努力探索在困境中求发展，从危机中找出路的历史时期。应该说，这一时期以君士坦丁一世、塞奥多西一世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为代表的拜占庭皇帝，初步解决了拜占庭国家形成初期面临的各种难题，确定了拜占庭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奠定了中世纪拜占庭社会演化的基础，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