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风范，国之瑰宝

杜岭方鼎体形硕大，霸气冲天。

郑州市杜岭街共出有两件方鼎，一大一小，形制、纹饰大体相同。略大的一件被命名为杜岭一号鼎，通高100厘米，重达86.4公斤，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稍小的一件被命名为杜岭二号鼎，重64.25公斤，收藏于河南博物院。

经专家考定，鼎的准确年代应该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因此，它是目前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为完美的青铜重器。

杜岭方鼎造型浑厚庄重。鼎口沿外折，两侧沿面上有圆拱形立耳，微微外张，耳的外侧面呈凹槽形。它的8组饕餮纹（兽面纹）和乳钉纹规则地分布在鼎四壁的中上部和四周，一派王者风范，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也表现出中国商代古人的聪明和智慧，是一件难得的国之瑰宝。

鼎，青铜礼器，也为食器，是殷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

中国鼎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早在7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就出现了陶制的鼎。铜鼎是在继承陶鼎形制和功能的基础上，伴随着铜器冶铸技术的产生而出现的。

根据文献所载，铜鼎出现于夏代初期或稍早于夏代的黄帝时期。随着文明社会的推进，最早作为炊煮实用器的鼎在被赋予了礼器职能后具有了“别上下，明贵贱”的功能，商周时期达到了其发展的巅峰。铜鼎不仅作为炊器与盛食器是当时贵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也被用作贵族进行宴飨、祭祀等礼制活动时最重要的礼器之一。

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中，鼎被最大限度地附加了文化属性。

 

鼎……和五味之宝器也。

——《说文解字·鼎部》

 

天下者神器也，鼎者大器也，其治之者必有法也，故以治法焉。

——《子夏易传》

 

以治鼎之法推于治天下，突出“和”字，其具“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的职能，用以调和各种不同理念，从而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鼎还被誉为王权的象征，《左传·宣公三年》:“桀有错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表现了时人认为拥有鼎是为有正德的理念。“问鼎中原”等典故都表明了鼎在古代社会中特殊的重要地位。鼎作为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西周时期形成了一整套完整而详尽的礼仪制度。《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

春秋晚期以后，随着传统贵族社会结构逐渐走向解体，维系贵族社会生活规范的礼乐制度日趋瓦解，作为与“礼”相适应的礼器的一部分，铜鼎也慢慢失去了显示统治阶级等级的作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收藏于河南博物院的杜岭二号鼎的形制、纹饰布局与一号鼎相同，只是二号鼎的器身呈方斗形，口沿平折，两耳略外张，其内侧为平素面，外侧有圆拱形凹槽，凹槽内有两道圆拱形凸棱。腹底及足表皆有烟熏痕迹。该器出土时，其中一鼎耳残，残耳掉在鼎腹内，1974年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对杜岭二号方鼎的鼎耳予以焊接修复。

杜岭方鼎出土时，在鼎腹内和周围的灰土中，伴出有商代前期的一些陶器碎片、石器、人骨和兽骨，二号方鼎内还放有一件铜鬲。鬲是古代煮饭用的炊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多为陶制，商周时期开始用青铜制。铜鬲通高35厘米，口径22厘米。敛口，卷沿，贯耳，鼓腹，分裆，下有锥状尖足。颈部饰弦纹3周，腹部饰3组双弦线人字纹。腹底有烟熏痕。与此伴出铜鬲类似的器物有郑州商城外杨庄商代二里冈上层墓葬中所出铜鬲，另外在郑州商代冶铸青铜器作坊遗址中，也发现过类似的鬲外范。综合铜鼎本身的形制与伴出器的特点，可以断定其年代为商代。

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的特点是：胎壁薄，平底器较多，器表以单层凸起的兽面纹和弦纹为主，没有地纹。杜岭街所出的两件铜方鼎的形制结构和纹饰与以上特点基本吻合，但器型之大气雄浑，世所罕见。

形体如此巨大的青铜方鼎，是如何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前期被铸成的呢？

通观青铜时代的范铸技术，器物成型有浑铸法和分铸法两种。浑铸法，是指仅通过一次浇铸即可铸出一件完整器物的成型方法。采用浑铸法铸造的青铜器，器身与耳、足、附饰、纹饰等浑然一体，既结构牢固又整体美观。而分铸法是指分两次或多次浇铸才能铸出一件完整器物的成型方法。对于造型和纹饰较为复杂的器物，常需采用分铸法铸造。所谓拼铸法，属分铸法的一种，是相对于浑铸法而言采用的一种多次铸造的方法，即一件铸器各部位并不是一次浇铸制成的，而是分别铸成，以铸接的方法使之结为一体。这主要是由于一些青铜器造型复杂，不能将全器所有部位皆由一组块范一次浇铸成型，不得不制造多组块范分别铸造再接合为一体。具体做法是预先将铸件通体划分为若干个部位，按次序依次铸造，铸下一部位时因预先的结构设计而实现与上一部位铸合，从而相互结为一体。

现代铸造工艺研究表明：商代大型青铜方鼎的铸造主要使用拼铸法，而拼铸法是在制陶工艺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青铜方鼎器型本就仿自陶鼎，在模与范的原材料、原料加工制作、模和范的造型等方面，无一不是借助制陶工艺技术，所不同的是陶器是湿接，而青铜鼎则是拼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