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东烟台来到西藏日喀则的聂拉木县，从海滨来到高原，我本就是一名普通的援藏干部。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一个偶然的工作安排，让我成为了樟木孤岛的最高行政领导。害怕？恐惧？当我看着身后四千多双茫然失措的眼睛，我对自己说，我这个援藏干部、聂拉木县的副书记，面对着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灾难，已经没有退路。

2015年4月25日，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本来，这一天我的工作规划是到樟木镇的立新村进行考察。我的“娘家”烟台市，计划在这个中尼边境小村打造一个“异国风情度假小镇”，这也是我援藏工作的一个重要项目。

可是，当我们从樟木镇即将出发的时候，突然之间，房间的窗户开始像纸片一样抖动，没过几秒钟，整个建筑也开始晃动。正值上午，我刚刚反应过来“也许是地震”，大街上就开始传来孩子、妇女的哭喊声。再看看身边，几个藏族同事已经呆住了，身边一个女同志更是瘫软在地上。想不了太多，我一把拉起她，对着屋里人大喊：“赶快出来！”

我们跌跌撞撞地跑到户外，大街上已经站满了惊惶失措的人群。镇上的建筑砖瓦飞溅、房屋崩塌，近在咫尺的大山开始了让人惊恐的山体滑坡。人群中迸发出了愈加恐怖的哭喊声。几乎是出于本能，我对着人群大声呼喊：“我是县委副书记。大家不要慌！”

我的话音未落，人群奇迹般地安静下来。就在那一刻，我的内心已经颤抖得无法自持。不是因为害怕，虽然我也没有经历过地震；而是因为责任，当我看着两秒钟之前还慌乱惊恐的人群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我、开始慢慢向我靠拢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选择，都承载着4000多人的生命。

我刚要安慰大家，一个民警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告诉我1.5公里外迪斯岗村有人被压在了房子底下！我的视线里出现了训练有素的消防员，我暗暗缓了一口气，迅速安排消防员前去救援。这是我在樟木灾区发出的第一道命令。

随后，我的脑子里拼命地在转！樟木是一条沟，山体已经开始滑坡，当时的我们还不知道地震的震中在哪里，震级是多少，我要在更大的灾难来临之前为全镇的人找一个安全的安身之所。哪里安全？我拼命地在记忆中搜索……忽然我记起附近要建一个污水处理厂，那里有个六七百平方米的平坝。

我喊：“我去给大家找一个安全地带。一定要等我！”我身边有公安干警，还有一名援友，同是山东来的援藏干部张世鹏。我一声令下，两个同志头也不回地跟着我就走。我们身后，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那声音里饱含着对我们的信任和尊敬，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来到相对平坦的地方，我找到了对讲机，联系上了民政局，镇里应急救灾的物资被我调动出库。两小时内，80多顶简易帐篷在8个空场地搭起来。按照干部、官兵的指挥，群众排成队，陆续就近转移。

山体还在滑坡，头上乌云压顶，眼看暴雨将至，我的手机信号全无，派出去求援的几个公安民警，走到半路只能折返：樟木唯一的通外道路上，已有多处大滑坡、两处雪崩。我知道，我所在的樟木已经成为了孤岛。

找不到援助，没有更高级别领导的命令。我对自己说：“沉住气，你就是樟木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你身上担负着4000多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你已经别无选择！”

下午五点，我的手机居然收到了第一条短信。信号时有时无，电话还是打不出去，但是终于能接发短信、向领导汇报灾情了！5点22分，我给聂拉木县委书记王平发出短信：“群众已安全转移，目前确定6人遇难，电话只能偶尔接通，打不出。”

这是樟木“孤岛”第一次通过官方渠道与外界取得联系。

王平迅即来信：你在那里全面负责。

我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我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凌晨，帐篷里烛光摇曳。我根本无法入眠，又去几个安置点走了一圈。

山野沉寂，除了余震之声，但闻雨声潇潇。人们或卧或坐，很多都没睡。虽然在那个深夜很是寂静，但是我的心里有隐隐的不安。凭借着常识，我预感到，余震还会再来，樟木的老百姓还要面临着不可预测的危险。

怎么办？还得转移！

连夜，我叫上镇里的各个部门制定方案。各安置点负责人也接连向我汇报困难：帐篷不够，饮用水不够，粮食不够，煤气站只剩4罐煤气了……

更紧迫的是，镇卫生院收治了15名伤员，其中3人危重，镇上不具备手术条件，而药品只够用3天了。

特殊时期特殊办法。我告诉大家，必须勒紧裤腰带过几天苦日子，把有限的抗生素集中起来给重病号用，防止出现感染、导致生命危险；把蜡烛、发电机等物资集中起来，用在关键的地方。我本是一个温和的人，很少发脾气、拍桌子，但是在大灾面前，我生平第一次用严厉的口吻交代下属，不得出现哄抬物价的行为，谁在这个时候发国难财，我这个县委副书记一定不会轻饶他！一旦发现谁高价售卖食品药品，一律以扰乱公共秩序论处！

一整夜的部署安排，尽管累得喘气都费力，可是我心头的隐患还是像一把利刃，时刻在割伤着我的神经。山体的裂缝越来越大，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有新的裂缝产生，大家恐慌的情绪像病毒一般在弥散。我知道，老百姓需要一次更大的转移。可是，安全的地方又在哪里？在这喜马拉雅山群峰环绕的局促空间里，有这样一个地方吗？

就在这时，熟悉当地情况的公安民警洛昆提供了一个线索：步行50分钟，有一个人迹罕至的去处。

“走！”容不得我犹豫，带上三四个人就上路了。那里其实没有路，全是茂密的丛林和生满毒刺的植物，陡坡上石块嶙峋。在跌跌撞撞的途中，我脚扭了几次，又几次眩晕，只好就地坐下，喘匀了气，再接着走。

当那片空地终于呈现在眼前，我心里有了底——这里足够容纳几千人。赶快回到安置点，组织大家大规模转移！

就在我带着人回到安置点的时候，一个叫李强的年轻人来到指挥部，浑身是泥。他是立新村的驻村干部，连滚带爬下山来求援，因为村里物资紧张。

言谈间，李强无意中提到，村里有人收听尼泊尔广播，预测中国时间当天下午3点左右会有一场大的余震。听到这个消息，我头发都竖起来了！果然是要和时间赛跑！死神连一点喘息的空档都不给我！我问李强，消息可靠吗？李强说：“来的路上，我发现鸡飞狗跳呢。”

“真的假的？”“真的，鸡都上树了。”

我的脑子里又开始拼命运转。身边有的干部提醒我，消息不一定准确，很多地震预测，尤其是和动物相关的预测都是迷信。还有的干部好心说，如果这个时候把消息发布出去，会不会引发恐慌？樟木就是一个狭长的小镇，现在进不去出不来，4000多人困守在这里，一旦消息有误，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但是说完了，都看着我。我这个最高级别领导必须要做决策，那个时候说脑子不乱是假的，但是，有什么比4000多人的生命更重要？我又一次拍了桌子，不是发火，而是决断。我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让我感动的是，在我这句话说出口之后，再也没有人提出反对和质疑的声音。我要求大家，下午1点到5点之间，全镇进入紧急状态。来不及召集会议了，指挥部利用分散在各处的几十部对讲机开会，所有人全部调到同一频率。我对着对讲机讲话：“所有人停止活动。公安开始巡逻清查，屋里不许有一个人，街上不许有一个人。”

全镇鸣响警笛，到处有警察呼喊。群众纷纷躲进安置点，没人高声说话，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惶恐。

3点10分左右，余震爆发。

大地像装上了弹簧一样波动起伏，满眼建筑物都在跳跃。每座山上都像放起了鞭炮，烟尘四起，大小石块汇成的洪流如海浪般直扑下来。

看到这一刻，我真的绝望了，根本没有“幸好做了准备”的窃喜，而是瞬间有一种逃不过这一劫的濒死感。

最让我担心的是，樟木镇所在这座山的顶部出现三条明显的滑坡带。假如滑坡倾泻而下，全镇即使不被埋掉，也会被砸成一片废墟。

各安置点都传来惊叫和哭声。旁边的人扶着桌子、栏杆，尽力站稳，许多人哭了起来。后来得知，这次余震达7.1级。

滑坡停止时，我和同事们都不敢相信。就这么停了？灾难过去了？

我第一反应是抓起对讲机，询问各安置点情况。

几十部对讲机挨个汇报：“电站沟，无伤亡，无滚石。”

“一连，无伤亡……”

全部汇报完毕用了两三分钟，我却感觉似乎过了几个小时，拿对讲机的手都在颤抖。

确认没有新增伤亡后，我几乎瘫倒，扶着撑帐篷的杆才勉强站住。

我下决心启用上午发现的“诺亚方舟”，带队去那里搭建大帐篷。在那一刻我心生悲凉，对身边的樟木海关关长李刚说：“这是我们带领群众最后的安身之地，如果这里再有问题，我们将无以生存了。”

就在我在绝望中挣扎的时候，山外各方力量也一直在想方设法、夜以继日地打通樟木生命通道。怎奈这条从悬崖绝壁上刻出来的盘山公路受损过重，工程进展艰难。

平时，樟木90%的物资都是由县外运进来的。一旦成为“孤岛”，立刻捉襟见肘。有人开始饿肚子，两个人分吃一个面包。有人把雨水接起来、把废水攒起来，存着利用。我派人遍搜镇内外水源，又启动了水电站一台600千瓦的备用柴油发电机，并进一步集中调配粮食、蔬菜。

到4月27日下午，多数安置点已经供上了电和水。希望的星星之火正在点燃，但困难还是接踵而至。唯一的加油站汽油、柴油分别只剩6吨，很多发电机已经不能发电了。更令人揪心的是，3名重病号情况越来越危急。

真是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更坏的消息传来：下午3点半左右将再次发生较大余震。

震后的樟木镇第二次进入紧急状态。我心里清楚，樟木的山体早已被震松，再震就更容易垮了。看着无处可逃的小镇，我只能自我安慰：主震8.1级，昨天余震7.1级，按顺序，今天会更小一点吧，6.1级？

但是，安排上却丝毫不敢松懈。下午4点多钟，连发两次余震，却只是轻微晃了晃。对樟木的人们来说，这几乎算不了什么。这个时候，我已经几天没合眼，焦灼和不安在我的内心深处苦苦煎熬着我，神经根本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地松懈。就在这时，一条大黑狗悄然而至，静静地趴在帐篷旁边睡起了觉。同事推着我说：“看，我们养大的那条狗回来了。”

我稍稍松了一口气，说：“狗是对地震最敏感的动物。它几天不见，现在能跑回来，还能睡觉，说明暂时没有大的余震了。”几天下来，周围的同事们对我已经形成了充分的信任，我的话一出口，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有几个同事更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后来的几天，樟木又经历了大小几十次余震，没有新增一例伤亡。

随后，一个喜讯从天降，日喀则市委书记丹增朗杰告知，一支由消防、通讯保障及多名记者组成的44人小分队，当晚将徒步挺进樟木。

我不敢耽搁，立即带领由海关、消防、公安、边防、边检等部门25人组成的另一支小分队前去接应，同时尽力打通部分路段。没有机械，我们绕过滚落的巨石，搬开拦路的断木，挖开淤积的泥沙，手脚并用地往前爬。21时20分，隐约看见前方的人影。

那是大震后仅有的一个无雨的夜晚，皎洁的月光将山坡涂满了银辉。月光下，一面红旗显露出来，旗杆擎在一名消防队员手里，后头跟着同样满身泥土却大声欢呼的应急小分队队员们。

4月28日傍晚，已中断4天的318国道樟木段终于被抢通。本来以为我的“最高行政领导”职权可以移交了，没想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发来指令：樟木镇群众全部撤离！

勘测表明，受尼泊尔强震和多次余震的影响，樟木地质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随时可能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次生灾害。

放下电话，我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我知道，自己再一次别无选择，抄起对讲机我又一次下达命令：“各安置点所有负责人注意，立即到指挥部开会！立即！”

4月29日晚，我和烟台第七批援藏领队、聂拉木县委常务副书记孙玉荣指挥最后一批群众撤离时，天又下起了大雨。车辆渐行渐远，消失在茫茫暮色中。我整个人似乎一下子被掏空了，轻得几乎要飘起来。午夜，开完前线指挥部最后一个会议，我刚要迈出帐篷就晕倒了，旁边的战士急忙一把扶住。迷迷糊糊中，我看到帐篷里昏暗的灯光，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和身体一起瘫软了。

多难兴邦。大灾面前考验的是我们的意志和能力。我庆幸的是在灾难面前自己没有掉链子，赢得了樟木老百姓和干部的信任；我自豪的是，作为一名援藏干部，我做到了和西藏同胞生死与共。劫后余生，我的生命和樟木的老百姓已经牢牢捆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