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的政法系统，好多同志称呼我为“值班厅长”。我2010年来到西藏，从第六批援藏干部延续到第七批，在雪域高原工作六年了。这六年来，我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和自治区维稳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除去下到基层一线执行任务，所有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带班、值班、加班，算下来得有500多天。在西藏的日子里，我没休过年假，每年回家的天数不超过25天；可是，我在阿里、那曲带队执行任务，却一住就是三个月。

我妻子都已经习惯了一年到头看不见我的日子，家里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了。2011年她突发心脏病住了院，她都不肯告诉我。直到她被推进ICU进行抢救，负责抢救的医生才拨通了我的电话。可是当时，我正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典安保工作的第一线。我拿着电话，听到医生在那边说：“我知道你在援藏。你妻子不让我们打电话找你，怕影响你工作。我告诉你一声，她正在ICU抢救。我们一定会尽力，你放心吧。”

小家顾不上，为的就是要顾“大家”。

西藏自治区的特殊性不言而喻，从我进入自治区公安厅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是自治区的头等大事。从自身的工作出发，我的理解是，要想把这件头等大事办好，就要依法治藏，用法律的利剑保护全社会。边疆民族地区很多问题比较敏感，但是不能因为敏感，就不作为。只要依法处理，善用政策，规范程序，关键时候敢于亮剑，敢于执法，不法分子就会受到震慑。

2014年3月，自治区政府接到陕西省咸阳市政府一起涉藏传销事件的紧急通报。当时正值全国两会，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紧急部署，安排由我牵头，教育厅、民族宗教局有关人员共7人飞到咸阳进行处置。

到了咸阳，当地公安部门看见我们就像见到了亲人。他们在当地已经进行了多日的调查取证，也已经具备了对传销团伙的打击条件，但是，由于很多成员来自西藏，他们有些踌躇，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处理。

我到了咸阳，只有一个意见：依法处理。对于传销头目坚决依法打击；对于不明真相、被蒙骗甚至被诱拐进入该组织的，要营救、带他们回家。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和协助下，我们很快端掉了这个庞大的传销团伙。由于涉及人员较多，工作难度非常大，凭借多年的公安工作经验，我先对参与人员进行甄别分类，将参加传销组织的青年化整为零，带着藏族同事一一和他们谈话。在交谈中，我们得知，这些青年大多来自西藏的偏远地区，文化水平偏低，对于改善自己的生活现状有需求，但是对于外面的社会并不了解。他们中很多人是第一次走出西藏，对传销等非法组织没有戒心，比较轻易地被蒙骗了。我们向这些年轻人讲解法律政策，告知他们传销的危害性和欺骗性；同时，在西藏的各部门同事联系到他们的家人，家里也给他们打来亲情电话，劝他们早日回家。在咸阳的这些日子，他们吃不好、睡不好，远离家乡，语言不便，还被限制人身自由，传销头目向他们许诺的“一夜暴富”也根本没有到来，很多人早就想家了。经过我们疏导劝解，青年们一一主动返乡。

近年来，随着西藏经济生活的日益繁荣，很多经济犯罪也盯上了西藏。有些犯罪分子还以为这里是“荒蛮之地”，“天高皇帝远”，妄想在西藏为所欲为。我曾经在北京市公安局当过8年基层刑警，在公安部经保局金融处、经侦局证券犯罪侦查处、政治处工作15年，办理侦破大小案件上百起，其中不乏有在全国颇具影响的重特大经济犯罪案件，来到西藏后主管经济犯罪案件侦破工作。对付这些犯罪分子，我真的很想说，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从2010年援藏起，我组织指挥侦破了2010年西藏首例POS机套现案、2013年西藏首例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等一系列重特大经济犯罪案件。

2012年3月，那曲恰联皮革制品公司、日喀则东盛皮革公司、隆祥绒毛制品有限公司等十几家公司像事先商量好一样，在西藏多个地区注册成立，并迅速取得了一般纳税人资格。这些公司有一个共同点：从事皮革贸易。

要从事皮革贸易，经营者就得先从当地老百姓手里购买牛羊毛皮，再以原材料或加工品的形式出售。经营皮革贸易的公司要实现经营额增长，必须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周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2012年3月注册的这些皮革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都以一种爆发式的产值和贸易额增长“脱颖而出”。

当年6月，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将一封匿名信转到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区国税局，这封匿名信随后又被转到日喀则地区公安处经侦支队。这封匿名信举报称，当地的东盛等皮革公司可能存在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虚开农副产品收购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偷税行为。随后，在那曲、拉萨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现象。

在初步了解情况后，2012年8月底，我们公安机关联合税务部门搞了一次针对发票的市场检查。通过这次检查，我们能初步确定这19家公司分别由两个犯罪团伙成立，共计虚开农副产品收购发票7.8亿元、增值税专用发票6亿元，给国家造成税款流失1亿多元。

2012年8月30日，“8·30”专案组正式成立，由我牵头，来自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经侦总队和拉萨、那曲、日喀则公安处的优秀民警被抽调到拉萨统一办公。专案组的目标是直捣犯罪团伙老巢。

在办案过程中，我们调查发现，这19家公司均是“空壳公司”，采取虚构业务方式“经营”。实际上就是：不法分子先非法购买一些农牧民的身份证复印件，通过这些“身份”将毛皮卖给自家公司，再拿着这些交易清单到当地税务部门虚开农副产品收购发票。不法分子利用国家对农副产品收购返还一定税款的优惠政策等方式牟取暴利。

事实调查清楚后我们就开始对这些公司的法人代表进行控制。但是找到人之后又让我们吃了一惊。这些所谓的“法人代表”有很多都是农牧民，有的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县城，一一调查下去，发现他们都是“替”人开的公司。似乎案件陷入了死胡同，但是很快，我们又调整思路，从这些空壳公司的账户入手深入调查。在查看它们的账户中我们发现，这些不法分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一笔资金往往会被转上几十次，从西藏到河南、从河南到广东、从广东到河北……我指示办案民警，别怕费事，就是要按“账”索“人”。没多久，犯罪嫌疑人就浮出了水面，最后被我们成功抓获。在2014年，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一团伙做出了判决。

这个案件很典型，犯罪嫌疑人是一群职业从事虚开发票犯罪的团伙。从内地到边疆地区，不法分子利用优惠政策进行犯罪，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我们能耗时两年辗转17个省市取证侦查，最终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2015年5月，在公安部的协助下，一名潜逃并藏匿在柬埔寨的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归案。从“8·30”专案立案至今，西藏没有再出现大规模集中虚开发票犯罪案件。整个办案过程我坚持一查到底，多次回绝了方方面面的人情关系和送礼。同时，我也深感依法治藏是保证西藏自治区繁荣稳定的大前提，我这个公安战线的老兵既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就责无旁贷。

在西藏工作，维稳是头等大事。2011年，我负责组织公安厅首批驻村工作任务。在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的昌都地区江达县，我用半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全部驻村点，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翻山越岭，行程7000多公里。我同当地县、乡、村干部群众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需求；和驻村的民警谈心，引导他们开展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2013年3月，墨竹工卡县一处矿区发生严重山体滑坡。我根据公安厅党委的安排，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与指挥救援。连续5个昼夜，住在临时搭建、四面透风的帐篷里，强忍着每分钟150次心率的高原反应，坚持在一线协调公安民警和消防官兵抢险救灾。2014年，我被派到阿里参加“塔尔钦”转山转湖安保工作。在3个月的时间里，我和同志们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无人区日夜兼程、风餐露宿，走遍了阿里的每一个公安检查站。我被在那里忠于职守、不畏艰难困苦的执勤民警们深深地感动了。我到了西藏后知道，阿里是万山之宗，万水之源，到处都是神湖，像宝石一样漂亮。但是有的湖水能喝，有的就不能喝，因为矿物质多，甚至还有毒。有些检查站边上就是湖，但是湖水却不能喝。很多检查站的民警们日常喝的都是几十公里外雪山融化的雪水。雪水里面有很多微小的虫子，许多民警都是在带病执勤。有的检查站设在无人区的山脚下，把守着山口半年见不到一个人，只有游荡的野狼与他们做伴；暴雨经常淹没了道路，补给送不上来，每天只能以泡面和糌粑加雪水果腹，但他们却以苦为荣、苦中作乐，无怨无悔。我常想，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他们。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老西藏精神”的耀眼光芒。在他们面前，我不是领导，我就是他们的战友，他们是我最可亲、可敬的朋友。

来到西藏公安厅工作，至今已6年。我从公安部经侦局的副巡视员成长为如今西藏自治区司法厅厅长。我的工作也得到了众多肯定。6年来，我也亲眼看到了西藏巨大的变化。自治区八届四次全会以后，提出了10项有针对性的维稳措施，都落实得非常好。现在西藏的维稳工作不仅走在藏区的前列，而且走在全国的前列。

援藏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援藏更是一种最深沉的情怀。我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递出援藏干部对西藏的无比热爱，诠释出援藏干部积极参与平安西藏、小康西藏、和谐西藏建设的“主人翁”形象，在援藏工作的卷帙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