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跨文化视域看中日关系

奈仓京子(日本静冈县立大学)

我曾经先后在中国生活过七年多,现在也至少一年两三次地去中国做调研,这么一来我的立场变成了介于日本和中国之间。我身为日本人来中国做田野调查,经常受到中日历史问题的影响。今后要是被中国人问起我对历史问题的看法,我准备这么回答:“以前日本和中国之间发生过不少不愉快的事,不过我是因为喜欢中国才来的”。

2005年3月我初次下田野,地点在广东台山的一个华侨辈出的村庄,即所谓的侨乡。在当地大学教授和镇级领导的帮助下,我顺利进入那个村庄。因为村民从来没有跟日本人打过交道,所以他们对我很好奇。可是,有一次在我跟当地的中学教师交流的时候,有一位男老师跟我用愤怒的口气说:“你们日本应该向德国学习,反省历史问题,向我们道歉”。气氛一下子严肃起来了。

田野调查开始一个月后,广州、深圳发生了抗日游行。之后我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村民还是跟以前一样对待我,不过镇级领导对我的态度变了,他们给村委会施加压力让其赶我出去。我不想半途而废,不过无可奈何,便不得不离开那儿。我走的时候村民舍不得我走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我想不开,不知道如何理解在我面前发生的事情。

后来我换了田野地点,首先在广东一个华侨农场做了一年田野调查,对归侨文化、适应、认同意识进行考察。然后于2007年9月在福建厦门某“归侨之家”(归侨活动的地方)开始调查。2009年3月回日本参加工作之后,我每年元旦左右回厦门一次,参加印尼归侨联谊会(以下称为印联会)举办的新年联欢会。

跟归侨的阿姨、叔叔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到像是跟留学生在一起。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从东南亚国家回到“祖国”中国来,他们几乎都在原侨居国出生长大,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个陌生的地方。虽然不少人在华文学校读过书,不过以前没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们“回国”之后要重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点跟我的情况是一样的。因此,他们能了解在异国他乡生活的难处,理解我在中国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关心我,照顾我。因为有的人回国之后才学会普通话,他们的汉语词汇量跟我的都不太多,因此我跟他们的沟通很顺利,相处得很融洽。

我遇上了会唱日本国歌的几位印尼归侨,他们小时候在日本殖民地时代的印尼生活过,自然而然学会了几句日本军人使用的命令型日语和日本国歌。我一听到他们说的简单的日语,心里就有点尴尬。但当他们在我的面前谈起原侨居国日本殖民地时代的生活时,一点也没有责怪日本和我这个作为个体的日本人。是否他们没有与中国本地人共通的历史记忆,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跟中国本地人不一样?或者他们对我客气?

今天是2013年12月28日,为了参加印联会的新年联欢会,我又到厦门来了。那天中午我跟归侨阿姨、叔叔们一起吃饭。我的中国朋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一般都会故意避开中日关系的话题,他们却不客气地谈起了钓鱼岛问题。那时我的感觉很奇怪,一点也不尴尬。他们好像不把我视为日本人,他们也不像因愤怒而要求道歉的中国人,而是从第三者的眼光把这个敏感话题摆在桌面上谈论,我们都像是第三个国家的人似的。

以上经历让我发现,老百姓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也是多样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需要与当地人建立起可持续的关系。交往的时间越长,彼此越加改变彼此,“日久见人心”,随着我与他们的关系的加深,人种、国籍的差别会慢慢地不再影响双方之间的沟通。最终依赖的则是彼此自身的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