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
经济学里，通常把市场理解为看不见的手，意思是在市场机制下，人们的购买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投票和选择，驱动供给模式，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田野工作中，也有那看不见的手，暗流涌动中，搅和着人类学者的个性、学识和风格，推动着每一项研究。
机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小学的田野经历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想进入北京利民学校（北京的一所集中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学校。依据伦理原则，本文所使用人名、地名均为化名）进行调查，首先需要借助以往的工作网络，联系教委，通过教委及其下属管理进城务工子弟小学的事业单位和利民学校打招呼。从和利民学校校长的第一次会谈开始，逐渐铺开那里的田野工作。若非如此，很难想象，怎样敲开学校平日关闭的大门，对校长进行一番从研究意义到研究价值的游说。在美国公立小学进行田野工作，则更是未见学校，先见机构。如果不正式向公立小学所在学区管理部门和研究者所属机构提交上万字的项目伦理申请，并得到批准，那么，这项研究及其成果原则上便不具合法性，人类学者以研究者身份进入田野的机会会完全被屏蔽。在中国，机构的力量转化为对自上而下社会网络的疏通；在美国，则以文本和行政程序的方式直白地设置在那里，几乎决定了研究者在田野的去与留。
机构，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相当程度上赋予了研究者以合法性。但是它并不能赋予研究者全方位的角色与功能。就像懂得化妆的女人，机构的效力相当于粉底，是一切色彩的基础，但是，以粉底示人，过于苍白和呆板。怎样依着各自的体貌和环境，描绘出个性鲜明而贴切的色彩与线条，需见修养和功夫。
记得2011年秋天，刚到利民学校时，勤恳敬业的倪校长并不愿意让我参加每周教师例会，说“不好意思让教授看见”，因为那时，人们认为我是“教委派来”的。到现在，教委所赋予研究者的奠基性效力，已经在长期相处中，被涂抹上更多样的色彩。每周按时出现，不仅让我从陌生变为熟稔，而且让人们更多地理解我所从事的“调研”，不仅是访谈或问卷，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带着研究生进入学生家庭进行辅导，增添了一抹公益色彩；和老师们聊天中，作为“北京人”帮助他们更多地了解北京的去处、交通和政策；和孩子们的游戏，平添了一份童真；每次出差回来，给老师们和班里的孩子们带一点糖果，算是表达惦念……对校长权威的维护、公益行动、对北京生活的建议等之所以得以成行，源于对利民学校作为特定机构的理解和把控。有趣的是，校长现在依然管我叫“教授”；老师们大多称我为“刘教授”；而我常去的五年级班里的孩子，却有名有姓地叫我“刘谦教授”，甚至有时只是龇牙冲着我笑笑，算是打了招呼；班主任叶老师，一位五十多岁爱说爱笑、爱唱爱跳的东北女人，私下里则直接叫我“刘谦儿啊——”。我和校长姐妹般地手挽手在校园里走着，她不再提“不好意思”，几乎所有的校园活动都向我们敞开。
人类学者经常讲“做田野”，其实需要对很多场景的细节给予回应。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高度组织化的田野现场，机构对于最初将研究者置入田野而言有着不可取代的力量与界限。而田野活动则渗透着研究者对田野现场作为行政机构方位与效能的捕捉。机构，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必然塑造着特定的田野活动。工厂、学校、商场、乡村，不同田野催生不同的田野活动便是这个道理。同时，这番塑造又务必与研究者的风格相结合，从而使每一份田野工作，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既有机构力量的规制，又成为个性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