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拿什么跟对谈者交换？
2006年底，应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马克·阿贝尔（Marc Abélès）教授之邀，我参与了他主持的研究课题——对WTO的人类学研究。住所是人类学家田野工作的前提条件。当我准备赴滇西北的纳人社会从事田野工作时，我知道可以先到目的地找一个招待所（20世纪90年代之后还有小客栈）住下，然后再去寻求合适而且可能接待我的人家。可是，当田野是日内瓦这样的城市、研究对象是国际机构的职员时，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必须预先在城里订妥住房，方能成行。为此，几经周折，两次推迟出发时间，2009年11月我终于启程，赴日内瓦对WTO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工作。
1988年夏，往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参加第三次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途经日内瓦，其市容之整洁豪华、莱蒙湖之清澈、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之清新给我留下了一幅风景画般的印象。抵达日内瓦时，我立即想起童年常听家乡人说的一句话：昆明乃东方日内瓦。自然给不同的群体以相似的环境：高山怀抱一个湖泊，湖畔置一城市。可是，一经人手，面貌便已隔世：一个湖水无比清澈，可直接饮用；另一个却成了一池污水。
这一次相见，莱蒙湖的风姿依旧绰约，而日内瓦的市容已大不如前了。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当然随之而来的还有多元的卫生标准。公交车上的老太太抱怨：“日内瓦如今成了一个大垃圾桶。”
抵达日内瓦的次日，按照电话预约的时间，上午十点半我终于抵达田野目的地——莱帕特中心。总干事长拉米（Pascal Lamy）的秘书维克托莉亚到门卫处热情地迎接了我，随即陪我到大门外的警察办公室办理了出入证，然后带我参观了大楼：各种职员办公室，大大小小的会议室，咖啡馆，食堂，图书馆，内阁办公室，还有著名而神秘的“绿屋”，最后是为我们这个国际人类学团队安排的办公室。
与坐落山脚的依瞒、阿郭等粗糙简陋的纳人村寨不同，此次我田野工作的村子是WTO总部所在地莱帕特中心。虽然与联合国总部、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国际气象组织等壮观、现代化的建筑相邻，但那却是一座造型呆板的暗灰黄色建筑，内部厅堂地砖和墙壁基调多为褐色或黑色，让我疑似置身教堂。难以想象一个为全球贸易格局制定方略、引领全球贸易发展的组织竟然蛰居在这样一座昏暗的建筑中。所幸，推开为我们安排的办公室窗子：滨湖的参天大树、从窗下一直铺展至湖边青翠的大草坪、依偎在由白至灰而墨的群山下碧绿的湖水，荡尽了这座建筑里里外外的线条、色彩和光线生出的沉闷。
之后，我随着她再次来到内阁接待室等候与这里的“村官”约谈。
与进入永宁不懂纳语两眼一抹黑的情景相比，凭着在巴黎、伦敦和牛津15载的阅历，以及讲了十来年的法语，我虽不知却也无意预测这个寨子会以怎样的方式接待人类学家。潜意识里认为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第一个实质性地观察我和我所观察的村民是WTO内阁办公室主任。这位来自巴西的外交官热情而干练，握手十分有力，一上来便说道：“这里的人都很忙，非常实用主义，干什么都需要交换。如果你提出访谈要求，他们会问：‘你写的东西对我有什么用处？什么是你们的研究目的？我花时间告诉你这里的事，你给我什么作为交换？’所以，必须准备好应答，而且必须是聪明的对答。这里的人不喜欢愚蠢的问题。”
他的坦率让我稍感唐突，而且十分意外。WTO真是一个彻底的贸易机构！不准备交易的人就没必要到这里来。交换，人类学家多么熟悉的主题哦！可是，一个人类学家可以拿什么来跟他们交换呢？
事后得知，对小组里先我而到的其他人类学家，他也是报以同样的欢迎仪式。
这位外交官颇善于同人类学家打交道。他告诉我，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学术界影响很大，并随口提到了后者的几本重要著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神话研究》等。然后非常有人情味地、也是非常职业外交官式地询问我此前的研究。我三言两语给他勾勒了我十分珍视并烂熟于心的纳人文化的基本特征。他立即回报我以他在巴西的见识：
大学毕业后，我去巴西北部靠近委内瑞拉边境的亚诺玛米人部落做助理，代替了服兵役。当地政府正在为那里的印第安人兴建一所医院，我的职务是助理，担任行政和档案管理工作。该民族有婚后仍常与情人幽会的习俗。丈夫幽会被视为正常，而妻子的私情一旦被发现，丈夫有权对其施以暴力。同时，他们拥有“信用制度”：妻子可以先请求丈夫责打，之后即可坦然消费她的幽会信用。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作为亲属关系人类学专家，我熟读了各种关于夫妻之道的记述，但是他的故事仍然让我深感惊讶，我不得不赞美这个民族“制度创新”的天赋。
轻松的谈话氛围里，他善意地提醒我：“这里的人不喜欢抽象的学术问题和貌似深刻的书呆子。不要跟他们谈你们研究的深远意义。在访谈中要用平实的语言，而不是书生的抽象话语。否则不但影响沟通，而且还会引起不适，使人丧失谈话兴趣。相反，在访谈中，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这是一个强调对世人都讲究透明性的机构。”他的坦诚和善意，以及其意见之中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确，人们凭什么就一个他们每日处理的、已经是无聊的日常工作的话题与我们这些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法学家、更不是政府贸易官员的人类学家做充满激情的交谈？
人类学的基本特征是，人类学家必须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而不是仅仅依靠文献或主要依靠文献。田野工作的艰难在于，人类学家需要倾听当地的人们长时间地、仔细地讲述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就此而言，如果说在任何地方从事田野工作都不是易事，那么到WTO进行田野工作就更难。在WTO第七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一次工作午餐时，课题组的几个同行谈到调查中遇到的困难，有着在法国国民议会、欧盟和其他行政机构长时段田野工作经验的Abélès教授感叹道：“这是我所遭遇到的最艰难的田野”。
进入田野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秘书处四百多人中鲜有知道在莱帕特中心游荡着一个人类学家小组，虽然WTO总干事拉米认为我们的工作以人类学特有的视角从多元文化解读WTO具有重要意义，却没有告知WTO秘书处其他成员，更没有请他们接待我们。课题组的成员只能各显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