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难忘的点点事
从事人类学研究工作已有20多年，往事如烟，留在记忆中的有许多是让我难忘的事。我1990年赴美国，到爱荷华州立大学师从黄树民教授学习人类学。当时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只有硕士项目，严格要求硕士研究生必修人类学四个传统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的核心课程。本科专业不是人类学的学生，第一年必须补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的基础课。我本科专业是英语，1983年毕业后在西安交通大学教了7年英语，自认为英语水平能对付学习要求，没想到上课第一学期就遭遇滑铁卢，差点被取消奖学金。按补课要求，我选择与本科生同上“体质人类学导论”课，授课老师是犹太人，其口音之重，让我怀疑他说的是否是英语，加上体质人类学课本中非常多的生僻的单词，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课上讲什么，只好课下拼命读书自学。我还记得系里有一间体质人类学实验室，设在大楼的地下室，有许多人体骨头标本或模型。白天地下室都显得阴森森的，晚上更加恐怖。而我到美国后第一学期的许多晚上都是在此度过的：对照课本，摸着人体骨头，努力想记住那些来源于拉丁语的单词，熬到半夜。在回宿舍的路上，要穿过一片小树林，林中常停满了巨大的乌鸦，对我打扰它们的睡眠，集体发出怒吼，有的甚至拉屎抗议。学业上的不顺、内心的孤独，使我总质问自己为什么要学人类学？自讨苦吃。好在，学期结束时，那位犹太裔老师被我认真学习的态度打动，给我C-的成绩，使我勉强保住奖学金（学校当时规定获奖学金的研究生，每门成绩不能低于C），这也让我有信心继续学人类学。
从1990年我开始学习人类学起，迄今做了多少次田野调查，我已记不清，让我最难忘的是我为博士论文所做的田野调查，其时间之长，遇事之多，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都是我做过的其他田野调查无法可比的。本次田野调查的时间是1997年6月至1998年5月，地点是重庆长寿县（注：现为“长寿区”）谢家湾。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农村丧葬礼仪，并通过其在过去30年来的变迁来探讨中国农村社会和文化的变化。1997年夏天，重庆出现了罕见的热，连续40余天没有下雨，气温非常高。村民们只能早晚下地干活，白天待在家里，这给了我许多同他们聊天、增强相互了解、建立良好关系的时间。但当我跟随报导人走路到其他村子为死人做法事时，就非常受罪，全身衣服，包括内衣裤，都被汗水湿透。赶到死人家后，我的主要报导人，当时60多岁，同5～6位合作伙伴，立即开始制作丧葬仪式用的各种道具。晚饭后，仪式开始，持续了一晚上。天明时，送死者上山，也就是到坟地入土安葬，最后仪式结束。我观察到我的报导人几乎一晚没睡，晚饭和半夜夜宵时，喝了很多酒，我认为他已经喝醉了，但到他做仪式颂扬死人一生辛苦养育后人时，他却声泪俱下，非常投入、感人。事后，我到他家访谈时，他告诉我酒能使他进入角色，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也曾效仿他，在丧葬仪式上，同他一起喝酒，结果是喝醉睡着了，没法进入他的境界。我的报导人给我上了一课，使我认识到仪式的外部表现形式能描述记载，但仪式表演者的内心情感却很难掌握。1998年5月，田野调查结束，我带着收集到的丰富资料和一身虱子，回到美国，开始撰写博士论文。